但教師們還是再一次見證了最凄慘的情況，因為最令人心痛的是，“大蕭條”的犧牲者就在教室里。在可怕的1932年10月（總統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公立學校里超過20%的學生營養不良。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秘書長上報國會，在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亞州、伊利諾伊州、肯塔基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礦區，兒童營養不良的比例有時超過90%，這些貧困兒童的癥狀為“困倦、嗜睡、懶惰”和“智力發育遲緩”。教師建議一個小女孩回家吃點兒東西，孩子回答說：“我不能吃，今天該我妹妹吃。”一個小男孩向訪客展示他的寵物兔，男孩的姐姐低聲說：“他認為我們不會吃掉兔子，但我們會?！鄙绻だ蛏彙の譅柕峦纯嗟貑枺骸澳阌袥]有見過父母自己餓了幾個星期，餓到控制不住打戰，只為了給他們的孩子節省一點兒食物？”可憐的父親說：“工人沒有權利有孩子?！瘪R薩諸塞州的一個牧師說：“我知道一個家庭常年只靠吃小扁豆為生，他們買不起面包。我們的孩子還會遭受什么？”

胡佛總統卻對記者說：“其實沒有人挨餓，這些流浪漢吃得比以前還好。在紐約，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10頓飯。”1932年9月，《財富》雜志直呼總統是個騙子，并表示“2500萬人需要幫助”才是對國家的經濟狀況更貼切的描述。饑餓事件被《財富》雜志、《舊金山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報道，也被國會證詞記錄在案。紐約市福利委員會報告29人被活活餓死和110人死于營養不良，其中大部分是兒童。胡佛從來沒見過人們遭受的痛苦，但卸任后就不得不領教一下了：他在洛磯山脈區釣魚時，一個本地人把他帶到了一間小屋，屋里有一個死于饑餓的孩子和7個已經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

許多人仍然像牲畜一樣才勉強存活下來。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鄉村，他們吃的是野生雜草根和蒲公英；在肯塔基州，他們嚼的是紫羅蘭的花蕾、野蔥、勿忘草、野菜和牲口吃的野草。城市里的母親們則在碼頭晃悠，等待被丟棄的廢品，還得和流浪狗搶奪。她們會一路跟隨裝載著蔬菜的卡車，等待著爭搶掉下來的東西。中西部一所賓館的廚師把一桶剩菜放在廚房外的小巷，立即就有十幾人從黑暗里竄出來爭搶。在加利福尼亞州的長灘，一位66歲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醫生刮胡子時瞥了一眼窗口，在一堆垃圾桶中，“三位憔悴的老女人佝僂著身體在垃圾桶里翻找”。還有全家都一頭栽進垃圾場，啃著骨頭和西瓜皮的。一位芝加哥寡婦為了不讓自己看到食物上蠕動的蛆蟲，總是會先摘掉眼鏡。晚上的紐約街頭，托馬斯·沃爾夫看見“無家可歸的人徘徊在附近的餐館，掀起垃圾桶蓋，仔細搜尋里面腐爛的食物”，他發現這樣的人“無處不在，并且在1932年艱難和絕望的日子里，人數與日俱增”。

1932年，富裕的美國人把垃圾施舍給極度饑餓的農村同胞，就認為是行善。紐約基斯科山的慈善團體麋鹿會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飲食俱樂部命令他們的服務員把剩菜送給有需要的人。《布魯克林之鷹》報提議建一個中轉站，慈善市民可以把剩菜剩飯送到這里，窮人也可以來這里領取。俄克拉何馬市的約翰·B·尼克爾斯是一家燃氣公司的高管，他制訂了一份計劃，呼吁餐廳、公民俱樂部和酒店的廚師：“可以把剩飯菜用5加侖[4]的干凈容器打包好，標上‘肉、豆類、土豆、面包或其他食物’?！本仁儡妭儼堰@些打包的剩飯菜搜集起來，再分發給失業者。農民捐贈了木柴，由失業者自己去劈。燃氣商寫信告訴戰爭部長赫爾利：“我們猜，那些不值得得到照顧的人可能會來給我們制造麻煩，但為了照顧那些值得幫助的人，我們必須與這種情況斗爭?！焙諣柪J為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并敦促當局采納。但這一計劃被胡佛的就業緊急委員會會長否決了，因為這樣可能會被誤解。

似乎尼克爾斯、《布魯克林之鷹》報、麋鹿會和美國普林斯頓飲食俱樂部會員從來沒有意識到，更戲劇性的解決方案隨之而來。已經有人在思考吃飽喝足的富人和忍饑挨餓的眾人之間的對比，他們覺得自己看到了黑暗的來臨。托馬斯·沃爾夫常在紐約公共廁所和那些可憐的人交流，直到再也無法忍受聽他們講述痛苦的遭遇。然后，他沿臺階走上20英尺，眺望著“在如此寒冷的冬夜，曼哈頓燈火輝煌。伍爾沃思大樓就在不足50碼[5]處，再遠點兒的地方往下就是華爾街銀色的尖頂，鋼筋混凝土之下就是大銀行。這盲目的不公平似乎是整個經歷中最殘酷的篇章，因為在那里，寒冷的月光下，幾個街區開外就遠離了這人間的不幸和苦難的深淵，照亮了權力的巔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財富都被深鎖在那里”。

身處逆境，美國人向來要尋找替罪羊，1932年年初，像沃爾夫這樣的“獵人”直擊曼哈頓下城。這里的替罪羊肥美又易攻擊。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金融家和企業家已經成為國家的英雄。哈佛大學的威廉·Z·里普利對柯立芝總統的警醒也是徒勞，他說“變戲法、耍手段、嘴上抹蜜、坑蒙拐騙”等行為都會威脅經濟。柯立芝總統不相信預言末日的預言家。小阿瑟·施萊辛格后來寫道：9年來，政府處理業務就像它已經“發現了點金術，可以將資本主義制度的不確定性變成永久的繁榮”。梅隆譽滿天下，被稱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之后最偉大的財政部長”，《國家商業》報道，美國企業家是“全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群”。但現在，股市大崩盤三年之后，孩子們這樣唱道：

梅隆吹響哨聲，

胡佛敲響鐘聲，

華爾街發出指示，

美國就去下地獄。

不過，這首歌金融巨頭們是完全不聽的，他們的世界仍然充斥著狹隘、自大和脫離實際。在《文學文摘》雜志上，他們讀到的都是對“大蕭條”的贊揚：“人們在生意場上變得更有禮貌，在家中也更通情達理，尤其是考慮欠周的女人。過去不識大體的妻子們對自己的丈夫漠不關心、不做家務，現在變得溫順而謹慎?！币幻麉⑦x新澤西州州長的共和黨候選人帶來了好消息：“過度的繁榮將敗壞人們的道德品行。”報道稱，有人請杜邦家族的成員贊助一個星期日下午的廣播節目，卻遭到拒絕，因為“星期日下午3點，人們都在打馬球”。摩根指出：“如果你破壞了有閑階級，那么你就摧毀了文明。有閑階級指的是雇用一個仆人的家庭，全國約有2500萬或3000萬個這樣的家庭?！碑敱桓嬷丝谄詹閿底诛@示，全國只有不到200萬個仆人時，他似乎嚇了一跳。人們對他的不諳世事并不感到驚訝。沃爾特·李普曼寫道，工業和金融領袖的“影響力和權力已經從歷史峰值下降到了歷史最低點”。

1932年，美國65%的工業產值由600家企業創造，全國1%的人口擁有全國59%的財富。芝加哥男子塞繆爾·英薩爾擔任了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會主席、11家公司的總經理。他的公共事業“帝國”有150家公司，擁有5萬名員工，為325萬名客戶服務。1932年元旦，他的證券價值超過30億美元。失業者們在威克大道地勢較低處點燃柴火取暖，抬頭看著高高在上的英薩爾辦公樓，向記者感嘆道為什么英薩爾不能幫他們。

英薩爾不能幫忙，因為他自己也遇到了難題。他的控股公司的金字塔快要坍塌了，成千上萬的芝加哥人（包括許多教師）驚恐地得知，英薩爾股票已下跌到1931年價值的4%。英薩爾慌忙地試圖挽救，用36個保鏢日夜保護自己，但在4月，他的兩筆投資信托基金申請破產管理，到6月，他欠下6000萬美元的債務逃往歐洲。庫克縣大陪審團對他提起公訴。為瞞天過海，他在巴黎安排了新聞發布會，自己卻從后門溜出，搭午夜快車前往羅馬，然后再飛到雅典。他的律師告訴他那里很安全，因為當時希臘和美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那時確實沒有，但11月初，美希兩國外交官便簽署了引渡條約。英薩爾男扮女裝，包船逃往土耳其。土耳其人把他交給美國當局，他被押解回國審訊，但最終罪名不成立，因為控股的公司沒有相關法律監管。幽默作家威爾·羅杰斯冷冰冰地說，控股公司就是警察調查你時，你把罪證交給同伴，就可以安全脫身了。

羅杰斯還說：“這些油滑老練的商人做了很多這樣的事情，它們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但又如此接近違規行為，與訴訟只差毫厘。”民主黨占多數的國會尋找證據時，幾乎將華爾街翻了個底朝天，某些大人物才被挖出來。銀行家艾伯特·H·威金做空自己銀行（大通銀行）的股票，然后向部門謊報。由于經濟低迷，國民城市銀行（后花旗銀行）的查爾斯·E·米切爾撕毀了與紐約糧業銀行的合并協議。同一時間，他強迫他的文員和出納員繼續分期貸款購買國民城市銀行的股票，并且以經濟危機前的價格為準（每股200美元，現在下降到每股40美元）。同時，不要抵押品和利息，他將股東資金中的240萬美元貸款給銀行職員做投機交易。米切爾曾虧本把債券賣給家人，后來再買回來，這樣就可以逃避聯邦所得稅。摩根也被抓住有類似的問題，在1929—1931年都沒有繳納所得稅?！吨ゼ痈缯搲瘓蟆返陌l行人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每年只上繳給政府區區1500美元稅費，卻總是發表長篇大論，敦促他的訂戶悉數繳納稅款。

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對外催促那些不愿意履行稅務責任的人，對自己則用另一套標準。梅隆要求美國稅務局總局局長為他編寫了一份備忘錄，詳細描述了12種逃稅方式，國人對此深感震驚。財政部指派了一位稅務專家查辦梅隆的個人所得稅，發現梅隆采用了專員的5條建議，包括虛報禮物和將損失入賬等，從而達到偷稅的目的。1932年1月25日，這些事情的揭露引起了得克薩斯州眾議員賴特·帕特曼的關注，他要求眾議院以“嚴重犯罪、行為不端”為由彈劾財政部長梅隆，但梅隆的崇拜者眾多，對他們來說，這些奇怪證據的披露是對上級的冒犯。其中一個崇拜者是梅隆的律師，他強硬地斥責《紐約時報》記者，因為他們“為激進分子提供了彈藥”。

英薩爾的陰謀和避稅都是合法的。盡管當時稅法有疏漏之處，但是一些人也已跨入了犯罪領域。“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魯格是法國榮譽軍團大員勛章獲得者，是“大蕭條”時期胡佛總統歐洲問題的顧問。克魯格為人正直廉潔，1928年波士頓事務所的李和希金森準備以克魯格的名義發行幾百萬美元債券，其人員同意了火柴大王的建議，卻沒有審查他的賬目。1932年3月12日，他買了一把大型手槍，鎖上了自己巴黎豪宅的大門，自殺身亡。所有感人的悼詞念完后，人們才發現這個火柴大王是盜竊慣犯，犯有詐騙、欺詐和偽造意大利國債等罪行。此外，他還從信任他的投資者那里偷了3億多美元。

每星期都會有新的爆炸性新聞出現。銀行家（或像《紐約時報》一樣稱為“銀行匪”）約瑟夫·萊特·哈里曼是美國外交家埃夫里爾·哈里曼的表弟，他離開了他所擁有的快要破產的銀行，逃到曼哈頓的敬老院避難。警察步步緊逼，他又逃到長島的小旅館，化名登記入住，結果拿騷縣警方還是發現了他。哈里曼試圖用一把屠夫的刀插入自己肋部，自殺未遂，他被控偽造銀行賬目和濫用資金，被判刑兩年。美國銀行（美國破產了的最大的銀行）執行副總裁索爾·辛格也因同樣的罪名獲刑，后來聯邦燃氣與電力公司總裁霍華德·霍普森作為188576名投資者的負責人，在華盛頓乘坐黑出租出逃后被警察抓獲，被控17項郵件詐騙罪。喬治·索克思寫道：“這個國家的昔日領導者已逐漸讓人喪失了信心?！北娮h員菲奧雷洛·拉瓜迪亞談到股票操縱案時說：“和這些事實一樣，我相信凡是做股票，背后都是一樣骯臟的故事，因為這就是一個大染缸?！笔袌龃蠛嗉s瑟夫·P·肯尼迪總結：“人們本以為領導美國各大企業的人個個誠實可靠、道德高尚，但如今這一信念已經徹底破滅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胡佛的復興金融公司采取的經濟措施只能被稱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失誤。1932年，國會領導人終于授權復興金融公司推進國家3億美元的失業救濟行動。然而到年底，實際只有3000萬美元發放到各州，這僅等同于道斯借給自己的共和國中央銀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金額的1/3。總統打電話給俄亥俄州前參議員阿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當時波默林口袋里只有98美分，在他去宣誓就職的路上，十幾個乞丐向他乞討。作為公共政策，復興金融公司失敗了。數百萬人把它稱為“大企業救濟所”，它也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