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垂死掙扎鮮有獲得成功的，因為幾乎沒有有錢的潛在客戶，最后的希望也破滅了。父親們跑到市政府，說自己身無分文，請求成為貧困人口中的一例。這些具體數據因為沒有得到妥善保存而無人知曉。失業者大概有1500萬—1700萬，其中大部分是家庭中唯一的經濟來源。1932年9月的《財富》雜志估計，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這已將近總人口的28%，像其他所有研究一樣，該統計尚未包括美國1100萬在農村地區忍受饑餓的農戶。
尼克松總統任職期間，美國農村人口減少到總人口數的5.2%，考慮到這個比例在40年前還是25.1%，這一情況令人震驚。他們沒有共享“新時代”的繁榮，經濟危機也只使得他們所處的這一全國公認的困境進一步加劇。1932年，一位記者由美國的農民想到了在報紙畫刊上看到的蒙古農民，以及平原地區遭遇饑荒帶來的陰影。自伊麗莎白女王統治以來，農產品價格從沒這樣低過。1蒲式耳[1]小麥的價格不到25美分，1蒲式耳玉米7美分，1蒲式耳燕麥10美分，1磅[2]棉花或羊毛5美分，1磅糖3美分，1磅豬肉或牛肉2.5美分，200個一箱的蘋果（假設它們都是毫無瑕疵的）40美分。
如果把農民充滿了苦難和汗水的勞作折現，這意味著一馬車的燕麥買不到一雙4美元的托姆·麥克安低質鞋。一馬車的小麥可能剛好夠，但抵押的利息是每英畝3.6美元，加上其他稅1.9美元，種植小麥的農民每英畝虧損1.5美元。以棉花活來說，最強壯、手腳最麻利的人從太陽升起一直辛苦勞作到太陽下山，一共14個小時，采300磅棉花只賺到60美分。用玉米做燃料比賣掉玉米買煤燒更劃算。肉類的價格也跌到了谷底，一個人花1.1美元把羊送到市場，最終得到的回報還不到1美元。在蒙大拿州，一個農場主通過借貸買了子彈，花了兩個小時宰殺了一群牲畜，卻只把它們丟在峽谷里任其腐爛。喂養牲畜花費的錢是賺不回來的。轉身離開時，他對一名記者喃喃道：“這是打擊‘大蕭條’的一種方式，對吧？”
隨著農產品價格的暴跌，數以萬計的抵押拍賣通知貼在了住戶門柱上和州法院門口。據估計，密西西比州1/4的房屋被拍賣。共和黨農村報紙編輯威廉·艾倫·懷特曾經懇求胡佛總統去看一看中西部地區的情況，他寫道：“每個農民，無論他的農場是不是已抵押，都知道以今天農產品的價格，遲早有一天會破產?！稗r場主破產了，甚至買不起麻繩，付不起工具維修費，買不起種子，放貸的銀行會收回這片土地，而世代擁有這片土地的人只能淪為銀行的佃農。與此同時，牧場主用羊肉喂禿鷹，燒玉米取暖，數以百萬計的城里人連這足以擊垮農民的低價都難以承受（每磅黃油39美分，烤肋排21美分，兩打雞蛋41美分），因為城市里有諸多閑雜人等，所以那些在職人員的工資往往只能維持在“餓不死人”的水平。
沒有人來保護他們。總統不贊成削減工資，但他也反對小時工資制，因此，在1932年春，當美國鋼鐵公司第二次削減工資時，工人們深感無助。工人運動幾乎絕跡，美國勞工聯合會（簡稱“勞聯”）的成員人數從1920年的410萬減少到220萬，約占勞動力的6%。1932年爆發了多起殊死搏斗的罷工，全部以失敗告終。礦工每月收入10.88美元，還要受檢量員的擺布，被迫以高價在公司的商店購物，一旦他們反抗，國民警衛隊帶領的資方武裝隊伍就會實行血腥鎮壓。礦工聯合會勢單力薄，除了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在林恩和洛厄爾這樣的新英格蘭工廠小鎮，只有1/3的工人有工作，像農奴一般被使喚。其中一個工人離開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到紐黑文找工作居然被捕了，因為流浪罪被送至法院，法官下令讓他回到曼徹斯特的工廠。大量求職者使得雇主們一再削減工資。百貨公司職員的周薪只有5美元。芝加哥的一項調查顯示，大部分女性工作者的時薪不到25美分，其中1/4的人還不到10美分。1932年，伐木工的時薪已降至10美分，一般承包服務業7.5美分，磚瓦制造業6美分，鋸木廠5美分?！按笫挆l”之前，馬薩諸塞州紡織廠很少需要熟練的操作人員，每天工作8個小時，負責20多臺織機?，F在工廠引入了加速制和加班工作制，作家路易斯·亞當米克看到十幾歲的女童工操作著30臺寬式紡織機，從黎明到黃昏不停歇。
在布魯克林的血汗工廠里，15歲童工的周薪只有2.78美元。女工每星期工作50小時，只有2.39美元。1932年夏，康涅狄格州勞工部專員報告說，超過100家商店僅支付每星期工作55小時的店員60美分。紐約市是紐約州壓榨勞動力最嚴重的地方，其服裝行業雇用的5萬名婦女受剝削程度最深?！稌r代周刊》報道“無良雇主”將“工資削減到中國的水平了”?？椕弊拥墓と斯べY是40美分一打，一個工人每星期只能織兩打；做圍裙是2.5美分一條，一個女孩一天只掙到20美分；做拖鞋襯墊的人做72雙才有21美分，如果她每45秒完成一只，一天工作9個小時也才1.05美元；制褲廠的女清潔工縫合熨燙一條褲子可以掙0.5美分，通常5分鐘可以完成一條，所以時薪是6美分。厚道的雇主在這種競爭中是無法生存的。需要福利救濟的人越來越多，總統還是不肯給予他們聯邦政府的幫助，“大蕭條”時期第4個冬季來臨時，救濟開始瓦解。
一名參議員公開呼吁，要用一兩天的工資維持一個星期，工人根本沒有辦法生存，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埃杰頓卻說：“什么？我支付工資，從來沒有想過要以工人的需求為基礎，我以效率為準。就個人而言，我上教堂就盡了社會福利責任?！焙翢o疑問，他認為自己盡到了責任。正如《財富》雜志解釋說，當時的理論與過去一致，認為私人慈善機構和半公共福利團體可以照顧老人、病人和窮人。
現在這些機構完全不起作用?！按笫挆l”使得慈善機構的負擔加重，已經耗盡了它們所有捐款。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至救濟資金的6%，剩下的約3000萬人只能依賴公共福利。不幸的是，地方政府完全負擔不起。1930年以來，州政府和市政府財政一直呈現赤字狀態。約90%的市政收入來自房地產稅收，就“大蕭條”時期的美元市值而言，房地產的估價高得令人覺得可笑。如果房東持有建筑物的所有權，那么他們應該繳稅，他們的房屋能否產生收入卻與法律無關，都得照常納稅。所以，即使他們的租戶是靠市政救濟度日，沒有辦法支付租金，房東也要嘗試各種方法拿到租金。剛開始時，他們憤怒地將身無分文的租戶趕出去。在紐約，隨時隨地都能看到租戶被趕出來；在費城，許多家庭被趕到大街上，小女孩們就此發明了一種新游戲，叫“驅趕租戶”。
但出租屋空出來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只是使得這些擁有房產的人遭到咒罵，同時留下未付稅的票據。最終，正如哈佛商學院的薩姆·H·斯利克特教授向參議院制造業委員會解釋的那樣，“只要有失業者牽涉其中的，幾乎都暫停收租了”。在大都市地區欠稅比率徘徊于20%—30%，缺乏這項收入的城市則削減公共服務：道路沒法鋪砌，人行道損毀，冬天被積雪覆蓋的街道無人清掃。在芝加哥，因為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政府兩年無此項收入，只好向銀行借貸，進一步加深了60萬失業人口的苦難。
地方政府已破產，而社會又普遍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貧困都是自找的，因此要得到政府的救濟變得極其困難。為了加大獲得救濟的可能性，在考慮申請救濟之前，人們不得不出售房屋和財產，取消保險，借貸無門，并且提供材料證明所有已知的親戚都已破產。即使這樣，在許多城市，未婚人士或沒有小孩的夫妻也不會得到任何救濟。接受救濟的人通常會被平白無故地冠以任何可能的污名。1932年9月，緬因州劉易斯頓投票通過了一項剝奪被救助人的選舉權法案。從馬薩諸塞到俄勒岡，10個州的憲法中對選民有明確的財產要求，所以這個目標已經實現，無須再立法案。西弗吉尼亞州的醫院一定要有人擔保支付費用，才肯接收病人。一個孩子需要手術，一定要等到孩子父母保證支付1000美元后再進行。在得克薩斯州羅伊斯城，兩名醫生把以下廣告刊登在當地報紙上：
請注意：如果你妻子懷孕，打算來羅伊斯城醫院，請你一定備好資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特此公告。
在一些社區，納稅人協會竟然阻止福利資助的兒童上學，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也不允許進入教堂。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礙，能夠得到福利申請批準的人也屈指可數?！敦敻弧冯s志報道，在工廠區、礦區和佃農農場，“救濟僅僅是徒有其名”。城市里只有25%的合格家庭能得到某種形式的救助。1932年，托萊多市市長說：“我見過成千上萬受到打擊、灰心絕望的男女乞求公共援助，他們總是一副低眉垂首、阿諛奉承的模樣。這也是國家倒退的顯著特點?！睕r且即使得到了政府的救濟，也不代表失敗、沮喪和絕望都結束了。費城一家四口每星期只能得到5.5美元的救濟金，反對發放救濟金的人冠冕堂皇地宣稱這樣可以防止窮人腐化墮落。費城少得可憐的救濟金相比紐約（2.39美元）、密西西比（1.50美元）和底特律（0.60美元），算是優厚的了。最好的情況下，救濟金最多夠買食物和燃料。經濟危機前，被救濟家庭已經過上穿不暖的日子，如今又過了三個冬天，他們身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破布。隨處可見一家之主穿得像玩雜耍的流浪漢：上衣掉了扣子，手肘處和膝蓋處都被磨破，頭頂的舊涼帽就像已經在鍋爐房掛了很多年似的，網球鞋打滿了橡膠補丁，帆布手套兩只不一樣，身上披著一張骯臟的老羊皮。
通常，公務員和領救濟金的人是無法區別開的，因為兩者的資金來源相同。作為一個法治社會，有權者會想辦法給警察提供體面的制服，因為那時社會治安是大家最擔心的問題?？墒墙處焻s沒有受到同樣的關注，他們是政府稅源不足的最大受害者?！按笫挆l”初期，他們微薄的薪酬還要被扣除一部分以補貼流動救濟點。在校學生人數每年增加20多萬人，學校必須采取進一步的節約措施。沒有教室，課桌擺在走廊上、可供暖的移動房屋里和鐵皮棚里；美術和音樂課被取消；同一本教科書，一學期這個班用完傳給下一個班，直到變得又破又臟，滿是破損和缺頁；教室變得越來越擁擠。最后，連教師工資也發不出來了。
到1932年，因為資金短缺，全國超過30萬兒童輟學。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亞拉巴馬州的教師只好“借住”在學生家里。在俄亥俄州代頓市，學校一星期只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300多所學校停課10個月，甚至更長時間。在堪薩斯州，一蒲式耳小麥25美分，而農村教師的工資每個月只有35美元，一年只付8個月薪水，即每年280美元。在艾奧瓦州，教師月薪40美元，只是華盛頓設定的最低工資的一半。阿克倫市欠教師工資多達30萬美元，揚斯敦拖欠50萬美元，底特律拖欠80萬美元，芝加哥竟拖欠2000多萬美元。
芝加哥學校的故事是“大蕭條”時期的一段佳話。因為不忍看到50萬兒童輟學在街上流浪，當地教師們每天攔過路車上班，“薪水日減”也堅持上課（到1932年，他們只收到了過去13個月中5個月的工資），政府發的臨時欠款憑證要“大蕭條”過后才能兌現，甚至芝加哥的銀行家不肯兌現，教師還是接受了。可是我們看到，市政府竟有資金舉辦1933年世界博覽會。薩莉·蘭德當時每星期有6000美元的收入，可政府卻對教育委員會的處境不聞不問。1000名教師被解雇，那些仍然留下來的都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1400名教師中，759名居無定所。他們以自己的保險擔保借了112.8萬美元，又以42%的高年利率借了23.2萬美元。雖然他們自己都很貧窮，卻還是用他們空癟的錢包養活了1.1萬名學生。
教師、福利工作者和警察的生活窮困潦倒。20世紀30年代初，沒有人叫警察是“豬”，即使他們不得不受命破壞罷工，眾所周知，他們和紐約大街上被剝削的工人一樣。[3]1930年以來，這些巡邏警察經常在最貧困的街區發放救濟品。捐款來自城市的公職人員，包括他們自己都貢獻出個人工資的1%。學者卡羅琳·伯德指出：“公開承認貧困應由官方承擔責任還是第一次，但承認的并不是管理層，而是一直生活在最底層窮人中的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