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師
古羅馬時代孩童的教育是從六七歲開始的，沒有我們所謂的公立學校，一般家庭的孩子都在私塾接受教育。如果雙親具備自行教育孩子的文化程度，雙親之一擔任家庭教師的現象并不少見。11歲以前所接受的初級教育主要是讀、寫和算術，因此雙親也能勝任初期的輔導工作。
愷撒的母親奧雷利婭是個極具教養的女子，出身于以學者著稱的奧利烏斯·科塔家族。愷撒少年時期的初級教育也許就是由母親負責，與他共同學習的“學友”包括姐姐、妹妹及家中奴隸的子女。不同于在雅典女子不接受教育，羅馬自古以來女子就有接受初級教育的機會。此外，越是家世良好，讓奴隸的子女與主人的子女一起學習越是被視為理所當然。
出身良好的男子成年后注定要從事公職，因此十分需要如同手足般控制自如的助手。羅馬的重要人物直到生命終結一直都會擁有與自己甘苦與共的人，其間羅馬時代隨身攜帶的銅質“算盤”
以他們的奴隸居多。這也是因為他們從小一起學習、成長，于是擁有終生苦樂與共的情感。所以羅馬人是著眼現實的需要而非人道的立場，讓奴隸的子女接受同等教育的。
而到了八九歲時學習便告一段落，家世良好的子女今后的教育依照慣例便托付給家庭教師。
在羅馬，重視教育而經濟能力也許可的家庭，自乳母開始便雇用希臘人，此后也繼續聘用在雅典接受教育的希臘家庭教師。但是此等花費，只限于格拉古及埃米利烏斯家族這類富裕且重視教育的家庭。如居羅馬首富的克拉蘇家族，就以高薪聘請了許多希臘籍教師來充門面。當時的家庭教師幾乎都是希臘人，其中又以在雅典完成學業的希臘人為“極品”；其次是在以帕加馬為中心的小亞細亞西岸或羅得島受教育的希臘人。格拉古兄弟、克拉蘇、龐培的家庭教師當然是由希臘人擔任，而家世、經濟狀況不如他們的愷撒家自然無法做到。
在愷撒少年時期擔任家庭教師的是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完成學業的高盧人。之所以選擇高盧人，是因為他的母親奧雷利婭也懂希臘文，而且凡事講求實際的結果。讓年少的愷撒將母語拉丁文的學習達到完美的境界，同時也能自高盧人身上學習當時國際通用的希臘文。
9歲到16歲之間就是初級教育后期到高等教育初期，學習的科目區分如下：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文法。修辭學，學習更有效地運用和適當表達詞匯的技巧。辯證學，掌握合乎邏輯的表達能力。
再加上數學、幾何學、歷史及地理。
以上的這七門學科被稱為“阿爾提斯·里貝拉雷斯”，直譯的話就是“自由課程”，意譯的話是指一個成年人必須學習的人文課程，也就是現代意大利語的“阿爾提·里貝拉雷”，英文的“Liberal Arts”。
這七門課程都由同一位教師講授，這并非出自經濟的考慮，而是由于當時羅馬的教育理念。
在初期的學習階段之后，閱讀前人流傳下來的文章便成為接下來的教育課程。無論是文法、修辭，還是歷史、地理，皆以閱讀荷馬、修昔底德、柏拉圖、大加圖的文章為主。總之，教材是前人流傳后世的文章，而學生以涂了蠟的木板作為“筆記本”，以鐵或者象牙書寫于木板上。除了學生以外，大人也以這類木板為“記事本”，因為無論是紙莎草紙還是羊皮紙都十分昂貴。
當時由一位教師來教授所有科目的方式，是非分科綜合授課法，這種授課法具有使學生掌握各科間相關性的優點。不過這種方式對教師的素質有較高的要求。不過由家庭教師在羅馬社會中所享有的尊貴地位及高額報酬來看，反映了這種需求。
在上述的七門人文課程以外，教師有時也教授天文學、建筑及音樂，這一點其實是深受希臘影響。希臘人對音樂教育的重視，與其說是掌握演奏樂器的技巧，不如說是訓練和諧的音感。進大學學習對當時的羅馬人來說就是意味著到雅典及帕加馬留學。在那里主要學習的課程為更深入地學習修辭、辯證，再加上哲學。令人驚訝的是，在那里的學習課程中并不包括法學，而實際上，法律已經是羅馬人餐桌上的家常話題，是有意擔任律師的年輕人充實技能必經的過程，也就是待在有名的律師身邊見習，汲取實際的經驗。
上邊講到的這些人文課程無論是聘用家庭教師或到私塾上課，學習時間都僅限于中午之前，午后則為體育課程的時間。從家庭教師那里獲得解放的學生，到各地公營競技場所附設的健身場所，也就是被稱做“吉魯庫斯”或運動場等地鍛煉身體。競技場的觀眾席下方常作為室內體育館，而競技場的競賽跑道則可以進行賽跑及馬術訓練。從愷撒家所在的位置來看，位于帕拉蒂尼山對面的大競技場，以及曾遭漢尼拔突擊的弗拉米尼烏斯在城墻外所修建的弗拉米尼亞競技場，都是午后鍛煉身體以及修習武術的地方。
上午一起讀書的“同學”午后也一同前往競技場，這是因為奴隸的兒子對還只是少年的主人來說，同是擔當著同學、伙伴以及仆人的角色。天生體格纖弱的愷撒，無論日后遇到體格多么壯碩的士兵也不認輸，無論環境多么困難也不屈服，這都得益于他少年時代遵守母親指示，天天上運動場之賜。
愷撒在少年時代特別擅長御馬術。在還沒有馬鐙的年代，能以雙手環繞馬頸弗拉米尼亞競技場（想象復原圖）穩健地騎馬，只有深刻了解馬的脾氣的人才能辦到。之后在愷撒面臨生死決戰時，正是拜此種才能之賜他才能獲勝。不過，擅長不使用韁繩騎馬的少年，卻讓母親心驚膽戰，仿佛心跳都將停止。
愷撒并不是在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優越環境中成長的，而是平凡地成長于當時羅馬家世良好的人家。從9歲那一年起，愷撒開始體驗既無家庭教師也無體育訓練的生活。因為在從他出生的公元前100年起的9年間，巨大的動亂再度襲向飽受外患內亂之苦的羅馬。“同盟戰爭”爆發了。
實際教育
如果愷撒只是個普通的市井小民的兒子，那么這次的動亂或者父親的出征，留在年少的他心中的印象，不過是當時的羅馬人都必須承受的一件事罷了。他的生活雖然簡樸，卻出身于羅馬屈指可數的名門世家。負責平定動亂的羅馬軍最高司令之一，是愷撒的伯父路奇烏斯·尤里烏斯·愷撒，愷撒的姑夫馬略也是參戰的司令官之一。雖然在記載司令官名字的官方記錄中，并未發現愷撒的父親蓋烏斯·尤里烏斯·愷撒的名字，但他到前線參戰的可能性很大。“同盟戰爭”為曾經與漢尼拔奮戰到底的羅馬聯盟諸國舉兵反叛盟主國羅馬的戰役（請參閱《羅馬人的故事3·勝者的迷思》），羅馬動員了領導階層外所有的人力投入這場戰爭。不久，“同盟戰爭”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愷撒家餐桌上談論的焦點。
從9歲到11歲這段時期，從表面上看起來，愷撒的生活還是和以前一樣。
按照羅馬的規定，無論戰爭形勢多么惡劣，都不能征召未滿17歲的男子服兵役；而45歲以上的預備役將士也只限于保衛首都而不上前線。此外，無論奴隸還是解放奴隸，在征兵制改為志愿兵制后，也一律免除兵役勤務。“蘇布拉”地區如同往常一樣喧囂，愷撒因為母親奧雷利婭的細心照料，只要踏入家門依然能夠平靜充實地度日。中午之前的學習課程當然不能荒廢，午后到競技場健身也如往常。對不得不喜歡戰爭的羅馬人來說，即使身處戰亂也會極力避免戰亂妨礙他們的生活。即使在堪稱前所未有的國難“漢尼拔戰爭”時期，獻給眾神的祭祀慶典以及隨之而來的體育競賽也一如既往地舉行。
幸虧在公元前89年，也就是愷撒11歲那年，“同盟戰爭”結束了。戰爭的結束并非軍事鎮壓的結果，而是確保軍事上的利益，再加上為爭取羅馬公民權的叛亂者如愿以償地取得了公民權，也就是采取政治解決的結果。倡導并促成此項立法者是少年愷撒的伯父，也就是公元前90年擔任執政官的路奇烏斯·尤里烏斯·愷撒。
《尤里烏斯公民權法》在公元前90年的冬天經全體大會決議成為國法，它不僅是以結束戰爭為目的的妥協政策，實際上它足以與公元前367年的《李錫尼法》相提并論，堪稱是奠定羅馬未來方向的法律。長久以來，羅馬貴族與平民之間爭斗不斷，《李錫尼法》確立平民、貴族階級就任國家重要公職的權利平等。相對于《李錫尼法》，《尤里烏斯公民權法》則賦予北起盧比孔河南至墨西拿海峽的意大利半島所有自由民公民權，具有促使羅馬及羅馬聯盟的盟國立場平等的意義。擁有平等權利后就具有公平競爭的權利，紛爭便可得以平息。由于《尤里烏斯公民權法》的通過，羅馬人與羅馬以外的意大利人之間的差異不復存在，人人都可以成為羅馬公民。
“同盟戰爭”雖然只持續了兩年，卻是一場有一位執政官戰死的激戰，為戰爭的結束付出的代價極大。但憑借《尤里烏斯公民權法》，羅馬得以跨出都市形態國家的第一步。同時，勝利的羅馬所采取的態度并非憑借軍事力量企圖控制或壓榨戰敗者，而是把戰敗的盟國同化，以共存共榮為目標而努力。
我注意到這一點也是希臘人與羅馬人的差異之一。無論在雅典或斯巴達，凡是希臘人的階級斗爭都必須進行至分出勝負為止，而勝利的一方必定會讓失敗者屈服其下才肯罷休。斯巴達國內的階級一向固定不變，即使在雅典，如果平民在與貴族爭權時獲勝，則施行作為平民獨裁的民主政治；如果貴族反擊成功，那么平民也只能默默服從貴族的獨裁統治。相對于希臘人，羅馬人的性格則是短時間爭斗，最終仍舊朝共存共榮的方向發展，這就是羅馬人能夠創立帝國并且能長期維持下去的原因。順便一提的是，在堅持對立主義的希臘人中，唯一例外的是亞歷山大大帝。
從一個人成長的觀點來看，如果能夠平靜地度過不解世事的幼年時代，到了通曉世事的年齡時，又能幸運地獲得思索人生的契機，那么即使身處亂世，其實也并非不好。對愷撒來說，必須再度強調的是他的出身，他并非生于一般市井之家。給予年少的他思索方向的，不僅有促成《尤里烏斯公民權法》立法的伯父，還包括他周遭的人物。
如同曾在《羅馬人的故事3·勝者的迷思》中所敘述的，因為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一時之間造成羅馬的動蕩不安，而在格拉古兄弟死后羅馬維持了約10年短暫的平靜。自公元前101年至前78年間，羅馬進入堪稱以馬略與蘇拉為主要登場人物的“馬略與蘇拉時代”。這個時期相當于愷撒出生到他22歲為止，而且這個紛爭其中一方的領導人物--馬略就是愷撒的姑夫。
馬略身為平民而起家于地方，這點對他來說是不利的。但憑借輝煌的戰績，他創造了個人生涯的巔峰，他的風采卻是出生于公元前100年的愷撒所無法深刻感受到的。他在北非的朱古達戰爭中獲勝，迎擊如怒濤般南下的日耳曼人并大獲全勝，這些事都發生于愷撒出生前。在愷撒家的餐桌上提及頻率最高的當然是在外的姑夫馬略，但是，馬略的聲勢開始走下坡路也是在公元前100年。實際上，在初解人事的少年愷撒眼中，馬略是個即將邁入70歲的老將，他過去的光榮歷史遠比現在的勢力更令愷撒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在馬略麾下初次嶄露頭角的將領蘇拉，則是由于在“同盟戰爭”中擁有無人能及的輝煌業績而當選為執政官。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當時50歲的蘇拉正朝著人生的巔峰邁進。
但實際上馬略在政壇也并非失去了人們的支持。長久以來，羅馬軍皆以擁有資產者為征兵制的征召對象，馬略將不具資產的無產階級也編入軍隊，將志愿兵制導入羅馬軍隊中。因為這項改革，羅馬軍的兵役由公民的義務轉變成一種職業，因而稍具資產就須服兵役的小市民得以免除兵役，而失業的人也得以從事軍人一職。馬略的兵制改革可視為一項社會改革，所以羅馬的平民階級很自然地成為他的支持者。即使在他的聲勢很明顯地走下坡路時，民眾對他依然十分支持。馬略本人也認為只要掌控軍權便能挽回逐漸下滑的聲勢；另一方面，他對與自己活躍于同一領域，也就是以戰績建立威望、曾身為他部下的蘇拉懷有妒意。
但是，蘇拉對他以往的上司絲毫不愿意讓步。“同盟戰爭”結束后，羅馬下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應對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在東方所開展的反羅馬陣線。這次遠征東方的軍事指揮權成為馬略與蘇拉爭奪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