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爾登不相信這個議案會被通過，他沒辦法相信。他同金屬、技術和生產這個黑白分明的現實打了一輩子交道，相信人應該去關注那些理性的，而不是愚蠢瘋狂的東西——人必須要尋求正義，因為正義的答案總是會贏得勝利——那些毫無意義的、錯誤的、畸形的、不公正的東西不管用，不會勝利，只會自取滅亡。同類似這種提案去作斗爭看來簡直是荒謬，甚至令他感到有些難堪，如同突然讓他去和一個用算命公式來計算鋼鐵配比的人競爭一樣。

他曾告誡過自己這是個相當危險的話題，不過，這份歇斯底里喊叫的社論沒有在他心里掀起任何波動——而在實驗室里，里爾登合金的測試報告中出現的一個小數點后的細微變化，都會讓他急切或者憂慮地跳起腳來。他沒有多余的精力去分散到其他事情上。

他把社論揉成一團，扔進了廢紙簍。他感到，在工作時從未有過的疲勞感正在沉重地襲來，這疲勞似乎一直在等待著時機，等著他把注意力轉到其他事情上。他似乎只想睡一覺，其他什么都不想做了。

他告訴自己，必須要參加這個晚會——他的家人有權力這樣要求他——他必須學著去喜歡他們喜歡的東西，那是為了他們，而不是為他自己。

他搞不懂為什么這個動機根本推動不了自己。在他的一生中，只要他確信行動的理由是正確的，那么接下去把它完成就是順理成章的了。這次是怎么了？他感到納悶，明明這件事是對的，自己卻居然感到極不情愿——這難道不就是最常見的喪失良知的表現嗎？意識到了罪責，卻極其冷漠和無動于衷——這不就是對推動他生命的動力和他驕傲的自尊的背叛么？

他不愿意再多想這個問題，只是匆匆地、冷冷地收拾停當。

他挺直了身板，緩緩地邁步下樓，走向樓下的客廳，一塊精致的白手帕插在他晚禮服的上兜里，他魁梧的身軀在走動間流露出一種從容淡然的自信和不經意的威嚴，他向那些滿意地注視著自己的貴婦人望去，儼然一副企業大亨的形象。

他看見了在樓梯角處的莉莉安，她身著檸檬黃的皇家晚禮裙，貴氣的線條襯托著她優雅的身段，矜持地站在那里，恰到好處地掌控著周圍的一切。他笑了，他愿意看到她高興，這就是晚會的目的。

他走向她——又突然停住了。她對首飾向來很有品位，從不濫用。但是今晚，她穿戴得很鮮艷：鉆石的項鏈、耳環、戒指和胸針，相形之下，她赤裸的胳膊則格外惹人注目。她的右手腕上只有一件飾物，她戴了那只里爾登合金手鐲，在渾身的珠光寶氣映襯下，那看起來像是一件廉價小店里賣的粗鄙首飾。

當他把視線從她的手腕移到她的臉上時，發現她正在看著他，眼睛瞇成了一條縫，他無法形容那種眼神，似乎既隱秘又極有目的，有什么東西閃爍著藏在那里，難以被發現。

他想扯下她手腕上的手鐲，然而，卻依照她大聲歡快的宣布和介紹，面無表情地向她身邊的貴婦人彎腰施禮。

“人？人是什么？只不過是化學元素的合成，帶著一種了不起的錯覺而已。”普利切特博士對著屋子里的一群客人們說道。

普利切特博士從水晶盤中取過一塊小點心，用兩個指頭夾著送進自己的嘴里。

“人類意識中的自負，”他繼續說道，“是荒謬的，這種可悲的原罪，充滿了丑陋的概念，沒有什么感性意義——而且還自我感覺很重要！真的，你們知道嗎，這就是世界上產生一切問題的根源。”

“可是教授，哪些概念是不丑陋和不卑鄙的呢？”一個汽車制造廠廠主的太太急切地問。

“沒有，”普利切特博士說，“在人的能力范圍內，它根本不存在。”一個年輕人猶疑地問：“但是，如果我們沒有任何良好的概念，又怎么知道我們有的這些概念是丑陋的？我的意思是，依據什么標準呢？”“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標準。”

聽眾們全都啞口無言了。普利切特博士繼續講下去：“過去的哲學家們都很膚淺，現在需要我們來重新定義哲學的目的。哲學的目的不是要去幫助人們尋找生活的意義，而是要證明它根本就不存在。”

一個父親是煤礦主的漂亮女子憤憤不平地問道：“誰能告訴我們這些？”

“這就是我正在做的。”普利切特博士答道。他在過去的三年，一直任帕垂克亨利大學的哲學系主任。

莉莉安·里爾登走了過去，她的一身珠寶在燈下熠熠閃光。她臉上始終帶著微微的笑意，保持得像她頭上的波浪發卷。

“正是人對于意義的反抗使得他難以被駕馭，”普利切特博士說著，“一旦他認識到他在無窮宇宙中的微不足道，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有多重要的意義，他的生與死都無關緊要，他就會變得更……聽話了。”

他聳聳肩膀，又抓了一塊小點心。一個商人局促地問道：“教授，我想問你的是，你對機會平衡法案怎么看？”

“哦，那個啊？”普利切特博士回答說，“不過，我相信自己已經清楚地表明了支持它的立場，因為我贊同自由經濟，自由經濟離不開競爭，所以人們被迫去競爭，因此，我們必須要對人有所控制，確保他們的自由。”

“可是，你看……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從更高的哲學角度來看就不是了。你必須從老式思維的死板定義里看出去，在宇宙里，沒有靜止不變的東西，一切都是流動的。”“但那可以推論出，假如——”“推論，伙計，是所有迷信中最幼稚的，不過，至少它在我們這個時代是被廣泛接受的。”“可我不太明白我們怎么能——”

“你有的是常見的那種認為可以明白一切的錯覺，你沒有抓住宇宙是一個矛盾體這樣的事實。”

“和什么矛盾？”那位太太問道。“和它自己。”“怎么……怎么會呢？”

“親愛的夫人，思想家的任務不是去解釋，而是要去表明任何東西都無法解釋。”

“是的，當然……只是……”

“哲學的目的不是尋找知識，而是去證明知識是超出人的理解范疇的。”

“但是，我們證明它之后，”那個年輕女子問，“又會留下些什么呢？”

“本能。”普利切特博士虔誠地答道。在房間的另外一端，一群人正在聽巴夫·尤班克講話。他挺直身體，屁股只是稍稍沾了一點兒椅子，這樣，他的臉和身子就不會因為過于放松而癱成一團。

“過去的文學，”巴夫·尤班克講著，“是一種淺薄的欺騙，為了取悅它所服務的金錢大亨們而對生活涂脂抹粉。道德、自由的意志、成就、幸福的結局，以及某種英雄般的人物——我們可以嘲笑所有這些東西。我們的這個時代揭露了生活的實質，頭一次賦予了文學深刻的內涵。”

一個穿白裙的小姑娘怯生生地問：“什么是生活的實質，尤班克先生？”

“忍受苦難，”巴夫·尤班克回答說，“失敗和受苦。”“但是……為什么？人們是幸福的……有時候……不是嗎？”“這只是感情膚淺的人們的一種錯覺。”

小姑娘臉紅了。一個繼承了煉油廠的闊婦人內疚地問：“我們怎樣才能提高人們的文學品味呢，尤班克先生？”

“這是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巴夫·尤班克答道。他被稱作這個年代的文學領袖，但他寫的書，卻從沒賣出過三千本以上。“我個人認為，機會平衡法案在文學方面的應用將是解決辦法。”

“噢，你贊成在企業界使用這項法案嗎？我對這個可說不好。”“我當然贊成，我們的文學已經陷入了物質論的泥沼。人們在追求物質生產和技術欺詐的同時，丟棄了所有的精神價值觀念，他們過得太舒服了。如果我們教導他們去忍受苦難，他們就能重新回到崇高的生活中來。所以，對他們在物質上的貪婪，我們應該加以限制。”

“我怎么就沒這么去想呢。”那個婦人歉疚地說。

“但是，你打算怎么樣把機會平衡法案用在文學上呢，拉爾夫？”莫特·里迪問道，“這我可是頭回聽說。”

“我的名字是巴夫，”尤班克惱怒地說，“你頭回聽說，是因為那是我自己的想法。”

“好的好的，我不是在爭什么，對不對？我只是問個問題。”莫特·里迪笑著，在許多時候，他都是緊張地笑著。他是個作曲家，經常為電影配些老掉牙的曲子，也給少量聽眾寫些現代派的交響樂。

“方法很簡單，”巴夫·尤班克說道，“應該有法規把任何一本書的銷量限制在一萬本以內，這樣，文學市場就會開放給那些新的人才、新的觀點，以及非商業化的寫作。如果禁止人們去買上百萬本同樣的垃圾，就會逼他們去買更好的書了。”

“這想法很獨到，”莫特·里迪說，“不過，作家在銀行賬戶里的錢會不會就有點緊張了？”

“這樣才好，應該只允許那些不以賺錢為動力的人寫作。”

“可是，尤班克先生，”那個穿白裙子的小姑娘問道，“如果有不止一萬人都想買某一本書呢？”

“一萬讀者對任何書都足夠了。”“我說的不是這個，我想說的是，如果他們想要，又怎么辦呢？”“這毫不相干。”

“可是，如果一本書里有很好看的故事——”

“情節是文學里一種原始粗俗的東西。”巴夫·尤班克輕蔑地說道。正打算穿過房間去吧臺的普利切特博士停下了腳步，說：“的確如此，就像邏輯是哲學里一種原始粗俗的東西一樣。”

“就像旋律是音樂里一種原始粗俗的東西一樣。”莫特·里迪接著說道。

“吵什么呢？”莉莉安·里爾登帶著一身的珠光在他們旁邊停下問道。

“莉莉安，我的天使，”巴夫·尤班克懶洋洋地打著招呼，“我跟你說沒說過，我新寫的小說是為你寫的？”

“啊，謝謝你了，親愛的。”“你的新小說叫什么名字？”那位闊太太問。“那顆心是送牛奶的人。”

“講的是什么？”“挫折。”

“可是，尤班克先生，”穿白裙子的小姑娘臉蛋通紅地問，“如果一切都是挫折，還有什么值得為之去活著呢？”

“兄弟之情。”尤班克冷酷地回答。

伯川·斯庫德無精打采地倚在吧臺前，他那張又長又瘦的臉看上去似乎是向里萎縮了一樣，只剩下嘴巴和眼珠，像三個軟軟的圓球凸出在外面。他是一家名叫《未來》的雜志的編輯，曾寫過一篇題為《章魚》的關于漢克·里爾登的文章。

伯川·斯庫德拿起空酒杯，無聲地向酒吧服務生搖了搖，示意添酒。他灌下去一口新加的酒，注意到站在身邊的菲利普·里爾登面前的杯子是空的，便朝服務生命令般地彎了下大拇指。他沒去注意站在菲利普另一側的貝蒂·波普面前的空杯子。

“你看，芭德，”伯川·斯庫德的眼珠朝著菲利普的方向，說著，“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機會平衡法案代表了向前邁進的一大步。”

“你憑什么認為我不喜歡它呢，斯庫德先生？”菲利普低聲下氣地問。

“哼，那是會有點疼的，是不是？那只社會的長胳膊會清理一下這兒的零食開銷。”他的手朝著酒吧的方向一揮。

“你為什么覺得我會反對？”“你不反對？”伯川·斯庫德絲毫不感興趣地反問道。“我不反對！”菲利普激動地說，“我向來把公眾的利益放在任何個人利益之上，我把我的時間和錢都貢獻給了全球發展盟友組織，幫助他們對機會平衡法案的支持運動，我認為一個人享盡了好處，卻一點也不留給其他人是絕對不公平的。”

伯川·斯庫德沉吟著打量了他一會兒，并沒有顯出什么興趣，“是么，那你還真是挺不錯的。”他說道。

“的確有人在道德方面是很認真的，斯庫德先生。”菲利普在說話時，稍微加重了一些驕傲的語氣。

“菲利普，他是在說什么呀？”貝蒂·波普問，“我們認識的人中，沒有誰擁有超過一個的企業，對不對？”

“噢，你消停點兒好不好！”伯川·斯庫德不耐煩地說。

“我搞不懂為什么對這個機會平衡法案有那么多的大驚小怪，”貝蒂·波普毫不讓步，帶著一種經濟學專家的口吻說，“我搞不懂為什么那些商人會反對它，那是對他們有好處的啊。如果大家都窮，他們就不會有他們產品的市場，可是如果他們不再自私，把他們囤積的財富和大家分享——他們就有機會努力地工作，生產出更多的東西。”

“我一點都不明白，為什么非要去考慮那些企業家，”斯庫德說，“當大部分人很貧困，但還有現成的東西時，讓人們受制于一張叫做財產契約的廢紙簡直是愚蠢。財產權只是一種迷信，一個人之所以還能擁有財產，只是因為別人沒去收繳它而已，人們隨時可以去把它收繳回來。如果他們能的話，又為什么不應該呢？”

“他們應該，”克勞德·斯拉根霍普插進來說，“他們需要它，只考慮需要就足夠了，如果人們需要，就必須先把它奪過來再說。”

克勞德·斯拉根霍普不知不覺地從斯庫德旁邊湊上來，擠到他和菲利普中間。斯拉根霍普個頭不高，也并不胖，但卻很敦實，鼻梁還帶著傷。他是全球發展盟友組織的主席。

“饑餓不等人，”克勞德·斯拉根霍普說，“理想只是熱空氣，肚子空空才是實實在在的。我在所有的講話中都強調過，說太多的話沒有必要，現在的社會缺少的是商業機會，所以我們有權利把現有的這些機會奪過來，權利才是社會的財富。”

“他不是單槍匹馬就能致富的，對不對？”菲利普突然厲聲嚷道，“他必須得雇幾百名工人，是他們做到的這一切。他憑什么覺得自己那么了不起？”

他身邊的兩個人都看著他，斯庫德的眉毛揚了揚，斯拉根霍普則面無表情。

“噢，是這樣！”貝蒂·波普也想起了什么。在客廳盡頭一個光線黯淡的角落里。漢克·里爾登站在一扇窗前，他好不容易剛擺脫了一個同他大談巫術的中年女人，此時，只想自己待一會兒。他向遠處望去，里爾登合金冶煉的火光在天邊跳動，看著它，他感到了一陣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