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春三月，杜主任帶我到董家灣去蹲點。這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的第一個春天。杜主任穿一件整潔的淺灰色中山服，下巴刮得精光，真是返老還童了。吉普車一出縣城，他又念念不忘地詢問起董勞姐的情況。當我告訴他董大娘身體不大好，天天夜里咳嗽得難以入睡時，他讓司機停了車，要我到一個鄉村供銷社買了滿滿一網兜橘子。

車子開動了。夕陽透過車窗，照在老杜微胖的沉靜的臉上。他點著一支香煙，慢慢地吸著，忽然問道：

“我們到了村里，住在誰家呢？”

“當然是住在她家了。”我直言說，“不然她會罵我們忘恩負義的，特別是你。”

老杜輕輕地笑了笑，不再說什么。我也不再言語，從他那不自然的笑容里體味著他的衷曲……

1975年冬天，為了解決社員分紅長期不能兌現的問題，縣委做出了清理農村超支欠款的決議。老杜是負責這項工作的常委，董家灣是他的老點。但他上了幾歲年紀，自從家屬遷到城內，很少下去。作為他派去的工作人員，我住在董大娘的家里。

董大娘家院落不大，只有三間北屋，院里有棵棗樹。外間屋盤著灶臺，堆滿著日用家具；燒柴熏黑的墻壁上，掛著辣椒、干菜。老兩口和一個常住姥姥家的外孫女，住在西屋里。那屋里也很凌亂，衣裳包袱、棉布套子，外間屋堆放不下的壇壇罐罐什么的，全都集中在這里；炕頭上還堆著一嘟嚕山藥干、一嘟嚕蘿卜片。東屋里收拾得卻很雅靜，臨窗放著一張桌子、一條凳子，炕上鋪著一領新席。窗臺上一只飯碗里，泡著一盤水蒜；承受著窗外日光，已經抽出嫩綠的蒜苗來了，頗有生氣。這是大娘為了美化這間房屋，布置的“盆景”吧？

大娘是個舉止文靜、性格溫和的老人，身體不大壯實，說話有些氣短。她把我安頓在東屋里，只說了幾句口邊話，便悄悄地出去了。住下幾天，她很少到我屋里來。每天夜里，東屋的炕卻總是燒得熱熱的，暖瓶的水總是灌得滿滿的。偶爾談起閑話，她總愛打聽我每日三餐吃的什么。哪一家讓我吃得好，她就到街上宣傳人家德行好，說人家將來定然兒孫滿堂；哪一家讓我吃得差，她便挖苦人家“酸”，說人家日后準當絕戶頭。為了避免她的譴責，社員們好像比著似的，都做好的給我吃。想來雖然好笑，卻說明了大娘對待我們下鄉干部的一片心意。

可是有一天，大娘和我的關系發生了難以愈合的裂痕。那是一天黑夜，清欠工作正在緊張地進行著。我開會回來，她正在東屋里咳嗽。她一見我，便低下頭說：

“小秀娘一時還不起。”

小秀是她外孫女，小秀娘是她唯一的閨女。她家五口人，三個孩子，丈夫常年害病。小秀娘緊干慢干，還是超支，屬于困難戶。我拿出縣委文件：“大娘，你甭發愁。黨有政策，確實人多勞少、生活困難的戶，經過群眾討論，可以適當減免的。”

“唉，黨的政策好，可在董家灣實行不開。”她低聲說。

“怎么實行不開？”

“董家灣的支書霸氣。人家說了，誰不還小秀娘也得還，一分錢也不減，一天也不緩，砸鍋賣鐵也得還。天不怨，地不怨，兩年前人家要奪小秀娘的宅基地，誰叫我那不知深淺的孩子頂撞了人家呢……”

“這不行！”我激動起來了，“這是打擊報復，這是破壞黨的政策！”

她慢慢抬起頭來，昏花的眼里閃動著一點光彩，瞅定我說：“你是好人，你講直理。早先來的干部，誰敢惹他喲。他是縣里老杜翻著戶口冊子選中的干部，他會匯報，他會給老杜掙旗子。老杜大概喜歡旗子。你是沒見過，他每逢從縣里回來，總要揚揚得意地對人說，老杜請他吃了這個，老杜請他喝了那個。也不知老杜真請他來假請他，這么一說，鄉親們更怕他了。唉，老杜真該下來看看……”

不知為什么，這意外的情況，不但沒有激起我更大的義憤，剛才那一點激動也化為烏有了，并且后悔自己不該感情用事。我窘笑著，話題一轉，竟然向她背誦起欠款無理、還欠光榮的大道理來……

她眼里的光彩消失了，又慢慢地低下頭去。沉默良久，凄然一笑說：“你甭作難，聽聽就是了。我曉得如今當干部的難處，得罪一百個勞姐，也不能得罪一個老杜呀。天不早了，睡吧。”她說著，到西屋里去了。

那一夜，我失眠了，心里很亂。第二天早飯后，我到縣里匯報時，著重談了小秀家的困難情況。老杜在荷花池旁散著步，聽著聽著，突然站住了，用一種料事如神的口氣，斷然說：“你一定向他們講‘照顧’了！”

我望著他的臉色，一時想不明白：把黨的政策原原本本地告訴群眾。錯了嗎？

“你呀，嗨嗨嗨……”老杜用手指著我的鼻子，嗨嗨地苦笑起來，“真正的困難戶，當然應該照顧嘍，但那要放在收超清欠工作的后期。農民嘛，數罷割肉疼，就數著拿錢疼了。你現在講照顧，不知要有多少哭窮的呢，月底還能拿經驗、報地委嗎？你呀，嗨嗨嗨……”

在老杜身邊工作的同志，都吃不消他這種笑聲。這笑聲等于說，草包、笨蛋。我臉一紅，正想快快離去，董大娘意外地出現在我面前了。我一愣，叫道：“大娘，你怎么來啦？”

“拉煤的大車把我捎來啦。”

“大娘，你回去吧，小秀家的事……”

“我不叫你作難。”她眼角里掛著淚痕，乞求地說，“你領我見見老杜去吧！”

我心里怦怦跳起來了。老杜給我們訂立過一條工作紀律：群眾來訪，任何人不得泄露常委們的住址和行蹤，以免干擾領導的精力。我紅著臉說：“大娘，你回去吧，領導上的時間是寶貴的……再說，他下鄉去了……”

“他到哪里下鄉去了？”

“到……不曉得。”

“同志，你曉得……”

“不清楚。”在一旁的老杜搶著說，然后兩手一背，向廁所里走去了。

大娘外表文靜，卻是個心性剛強的人。一天早晨，她帶了兩個玉黍餅子，又要去找老杜。我忙攔住她說：“大娘，你甭去了。杜主任決心很大，指示我們五天解決‘釘子戶’的問題，十天完成清欠任務，月底拿經驗、報地委。小秀娘的事，以后再說吧。”

“不，我一定要見老杜！”她堅決地說，“我雖沒有見過老杜，可我聽人說過老杜。當年縣大隊里有老杜，土地平分有老杜，辦社也有老杜。共產黨起事，扎根立苗就有老杜。只要我摸著老杜，把情況說明了，看哪個小子再敢欺侮我！”

我聽了，心里泛起一種難言的滋味。我不能再看她徒勞往返了，脫口說：“大娘，你已經見到老杜了！”

“什么？”她睜大眼睛，好像耳聾。

“那天……我們……領導上的時間確實很寶貴……”

她一下子怔住了，臉失色，眼走神，嘴唇微微顫抖著；愣了半晌，回到房中，閂住屋門哭了起來。那哭聲時斷時續，細弱而凄婉……

那天傍黑，辦完“釘子戶”學習班回來，我覺得院里空落落的。呆了好一會兒，我才發現那棵棗樹沒有了。細一打聽，為了幫助閨女還清欠款，大娘不只刨了棗樹，還偷偷地賣了一缸麥子。我聽了，那天沒有去吃夜飯。這不符合黨的政策，更不符合“不動超支戶口糧”的原則啊！

從此以后，她一天比一天地瘦了，臉色變得灰黃，頭發又白了許多。她看見我，低頭來低頭去，冷冷的沒有話說。我屋里那碗水蒜，因為沒人澆水，也慢慢地枯萎了。

一天傍黑，她從磨坊磨面回來，突然來到我屋里，身后好像有人追趕她似的，變顏變色地說：“你快去看看吧，大街上貼了一片大字報！”

我聽了，并不覺得吃驚。當時，那場“大辯論”的惡風已經撲到我們這個小小的縣城。縣委的九位主要領導同志，都去參加什么學習班；上面派來工作組，縣委門口也糊滿了大字報。那幾天我的心境很不好，懶懶地說：“那又不是給你貼的，你怕什么？”

“不管給誰貼的，我一看見那物件，腿肚子就哆嗦。”

“你哆嗦什么呢？”

“十年前……唉，你沒見過嗎？那物件一出來，傷了多少好人哪。老百姓沒了領導人兒，日子也過不太平。快去看看吧，這回是給誰貼的？”

“給老杜。”我心里明白，信口說。

“怎么，老杜要挨整治了？”

“嗯。”

“怎么整治他呢？”她舒了一口氣，嘴角里露出一點笑紋。

“炮打，火燒，油炸，誰曉得呢！”

她眉毛一緊，慢慢變了臉色。愣了好大一陣，才出去了。那以后，我發現每當有人問起她找老杜的情形時，她總是把臉一沉，鋼嘴鐵牙地說：“沒那事。”

一天中午，我正躺在炕上看書，聽見小秀叫道：“姥姥，有人找你哩。”我從窗縫向外一望，只見小秀領來兩個陌生男女。兩人全是干部打扮，手里都拿一個又黑又亮的公文包。他們盯住大娘盤問：

“老婆，你姓董？”

“我姓董。”

“你叫董勞姐？”

“我叫董勞姐。”

“我們想通過你了解一個問題！”那男的很傲慢，“黃世仁逼債的問題，明白嗎？”

大娘沒有言語。那女的卻很和氣：

“大娘，我們是了解你的。在舊社會，你家三代受苦，你是童養媳婦出身。共產黨領導我們翻了身，你說我們能容忍黃世仁再來逼債嗎？”

院里靜了一會兒，大娘說：“你們是說老杜吧？”

“對了。”女的笑了，“我們想請你打個材料，你說我寫，代筆不代意。好嗎？”

我看見，那女的從公文包里拿出一個硬紙夾子、一盒印油。大娘遲疑了一下，灰冷的臉上忽然現出生動的笑容，顯得十分熱情。她放下飯桌，端來茶壺茶碗，還讓小秀到鄰院借了一點茶葉。我閉了眼睛，屏住呼吸，心里好像吊鉛塊一樣沉重。如果縣委開門整風，我一定鼓動她去提意見；但此時此刻，我卻不忍看見農民的狹隘自私和善于報復從她身上發作起來……

“提起老杜哇，”她說，“董家灣沒有一人不罵他的！你們曉得，董家灣是他的老點兒，可他一點也不為老百姓著想。多少年啦，有的人騎著新車子，聽著話匣子，就是拿吃糧款。社員們辛辛苦苦一年，落秋分紅不見錢。老杜呢，就是不管！一直拖到今年冬天，他才管了一下，如今呢，欠款還沒收清哩，他又不管了。同志你們說，社員們對他能沒意見嗎？”

“你別說了！”男的邪了，“你這是揭發老杜呢，還是給他們涂脂抹粉？”

“我一個鄉下老婆子，曉得什么叫涂脂抹粉？”

“大娘，”女的依然很和氣，“形勢變了，你不要有顧慮。”

“我一個鄉下老婆子，曉得什么叫顧慮？”

“那么，你為什么要刨棗樹？”男的粗聲問。

“還有，你為什么要賣麥子？”女的做出一副惜老憐貧的樣子，“你把麥子賣了，過年吃什么？”

我看見，大娘直盯盯地望著他們，很像個傻子：“棗樹？我這院里哪有棗樹？賣麥子？誰賣麥子？我正想買一點麥子呢！”

那女的終于忍不住了，把紙夾砰地一摔，說：“你是真糊涂，假糊涂？他們逼得你差一點尋死上吊，你還不覺悟！”

“尋死上吊？”

“你們支書說的！”男的一拍桌子，女的婉然一笑，“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大娘？”

大娘不言聲了，猛烈地咳嗽起來。咳嗽了一陣，大聲叫道：“小秀，還不快到保健站給我拿藥去！”

“拿什么藥呀，姥姥。”

“開胃的、敗火的、治咳嗽的，大夫曉得。要是有那去憂的、消愁的，也給我拿點來！”

小秀應了一聲，咚咚地跑去了。

不一會兒，小秀回來了。我又向外一望，那一男一女不知什么時候走了。大娘坐著蒲團，手托著腮，正自閉目養神。小秀沒有拿回什么藥來，天真地問：“姥姥，你真沒有刨棗樹？你真沒有賣麥子？你撒謊哩！”

“大人的事，你甭管。”她顯得很勞乏，氣短地說，“我雖沒有摸著老杜，可我聽人說過老杜。當年縣大隊里有老杜，土地平分有老杜，辦社也有老杜。共產黨起事，扎根立苗就有老杜。他不好，興老百姓罵他，不興他們苦害他……”

“姥姥，誰要苦害他呢？”

“傻妮子，他們把他比成黃世仁了，那還有好嗎？唉……”她長嘆一聲，又猛烈地咳嗽起來了。

當時，我的眼睛潮濕了。她和老杜只有那樣一次接觸，關鍵時候卻是這樣對待，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在她心目中，老杜是黨的人，是老百姓不能缺少的領導人；可是，在老杜的心目中，她占據著怎樣一個位置呢？想到這里，我祝愿我的上級平安無事，又希望他自省自責……

去年十月，在那普天同慶的日子里，當我把這些情況告訴老杜時，他的眼睛也潮濕了。我想，今天到董家灣，當他見到只有一面之緣、卻是患難相交的董大娘時，將是怎樣一個局面呢？我覺得車子開得太慢了……

我們來到董家灣，天就黑下來了。送走司機，我們搬著行李來到董大娘家。大娘拿著水瓢，正在澆那棵新栽的棗樹；小秀和幾個女孩子正在院里玩耍。我上前叫道：

“大娘，我又來啦！”

她抬起頭，瞅了我一眼，繼續澆著棗樹說：“好唄。”

“這是咱們杜主任。”

“我不認識他。”

“杜主任是來整頓領導班子的。”

“拿經驗、報地委唄。”

“我們還要抓一個幫助困難戶變分紅戶的典型大隊哩！”

“再掙一面旗子唄。”

“大娘，我們……”

“小秀，”她忽然嚷叫起來，“你光耍呀，那點活做不做呀？”

小秀仰起下巴頦，想了半天才說：“什么活呀，姥姥。”

“把西屋的藥干子、蘿卜片子，收拾到東屋的炕上去，叫我眼前清凈清凈！”

我一聽，心里涼了，一下子涼到腳跟。我真沒有想到，在危難時刻她曾盡力保護過的、在勝利當中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的杜主任面前，她竟采取這種態度。這也是農民的狹隘自私和善于報復的一種表現嗎？夜色中，我看不清老杜的表情，只聽他說：

“大嫂。你忙吧，改日我們再來看你。”

“不送了。”

夜色漸漸重了。我提著那一網兜橘子，呆呆地站在大娘門口，心里酸溜溜的，又有一種不便在老杜面前流露的快意。站了好久，我說：“她不留我們了……”

老杜沒有立時答話。他仰望著天上剛剛出現的幾顆星斗，若有所思地說：“現在不留我們不怕，好在是和平環境嘛。我們住到學校去，工作一段時間再說吧，反正我們不再另找房子了。”

他說著，向村南口走去。他那甘苦自知的話語、堅實有力的腳步，又給了我一種信心……

（發表于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