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革命也開始了。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地球村”概念，改變了個人私人空間和文字的傳統(tǒng)模式。1935年6月，喬治·蓋洛普第一次進行民意測驗，是應楊羅必凱廣告公司要求。約翰·希爾、厄爾·紐瑟姆、卡爾·博雅建立了“公共關系”辦公室。1935年，由米利亞姆·霍普金斯主演的《浮華世界》開始在市中心的電影院上映。這是首部達到正片標準長度的彩色電影，雖然當時許多電影院還不具備放映彩色片的條件。除此之外，還有相關的新發(fā)明。諾貝爾獎得主伽利爾摩·馬可尼發(fā)現，無線電短波沿著地球表面會被“扭彎”，這種微波首先在“二戰(zhàn)”中應用于雷達，接著又應用于電視廣播。1935年，美聯社開始提供有線電傳真服務。1936年和1937年，《生活》雜志和《展望》周刊也相繼采用了這些技術，美國人開始習慣于所謂的圖像。1935年，辛辛那提市首次舉行夜間棒球賽，啤酒開始罐裝生產。當時十幾歲的年輕人，之后步入而立之年時，這些都是常見的娛樂方式。
1933年的“百日新政”時期，阿瑟·謝爾曼的拖車生意轉危為安，迅速發(fā)展為美國增長速度最快的企業(yè)。不到一年，佛羅里達州的薩拉索塔縣就出現了2000輛拖車和棚車。那時，美國年輕人喜歡研究機械，他們最喜歡看《機械修理者畫刊》。其中，通用汽車公司的獨立前輪懸掛系統(tǒng)最受關注。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小阿爾弗雷德·P·斯隆說：“簡單來說，這個懸掛系統(tǒng)讓汽車有了膝關節(jié)。每個前輪都有單獨與底盤連接的軟彈簧。路上有土包或坑洼時，前輪會自行升降，就像身體的關節(jié)一樣抬高或者伸直，而另一條腿或整個身體的平衡不受影響。所以，顛簸只影響車輪，不影響乘客。”這就是膝蓋般的運動。但是，就連小阿爾弗雷德·斯隆（或阿瑟·謝爾曼）也沒預料到，日后美國的汽車業(yè)和州際高速公路網絡會發(fā)展得那么好。
1935年，20世紀30年代流行的搖擺樂第一次響起。一年前，單簧管演奏者本尼·古德曼每星期只能掙40美元，他便組起了自己的樂隊，希望能多掙點錢。8月21日晚，他的樂隊結束了和洛杉磯帕洛瑪舞廳的合同，又沒找到愿意和他們簽約的新東家，可謂倒霉透了。當時，舞廳清一色的狐步舞曲，雖然優(yōu)雅恬靜，但樂師演奏煩了，跳舞的客人也聽厭了。古德曼決定放手一搏，使用弗萊切·亨德森改編的曲子（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廳經理拒絕采用他的作品）。這樣的搖擺樂格調雖沒那么優(yōu)雅，但平時排練時很受伴奏者歡迎。突然之間，銅管樂器響亮吹起，鼓聲急促喧嘩，薩克斯風悠長飽滿，獨唱歌手們和本尼自己，輪番助興，在聚光燈下隨性演唱。這樣一來，現場活躍起來，氣氛高潮迭起。一夜之間，25歲的古德曼成為娛樂圈里的“搖擺樂之王”。
并不是人人都癡迷搖擺樂。一名心理學家曾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搖擺樂“有危險的催眠作用”，它“故意把節(jié)奏設計得很快……比人的脈搏還快”，可能“顛覆傳統(tǒng)”。但是，這個時代的特點就是每個年齡段的人都有自己的搖擺樂。那時，古德曼、阿蒂·肖、格倫·米勒和湯米·道爾西正當紅，是那些身披薄紗、腳蹬白皮鞋的年輕男女的偶像。（道爾西將在費城尼克松大戲院首次登臺，奉上他令人難忘的處女秀——歌曲《瑪麗》。）在帕洛瑪、羅斯蘭、薩沃伊、好萊塢帕拉丁、格倫島賭場等舞廳，他們的名字如雷貫耳。其他年齡段的人也有各自的搖擺樂。兒童最愛斯派克·瓊斯，中年人則喜歡凱·凱瑟的甜美風格，老年人偏愛蓋·隆巴多、韋恩·金和文森特·洛佩茲的舒緩節(jié)奏。挑剔的知識分子也迷上了搖擺樂，他們會到卡內基音樂廳欣賞細膩、復雜的樂曲。這時，留聲機也重新流行起來，各種搖擺樂唱片都有。藍鳥和迪卡唱片一張35美分，哥倫比亞唱片每張50美分。至于音樂多樣化，或者一些人所謂的品位巴爾干化，還在30年之后。
當時，表演藝術都體現著一種普世主義，把電影分成限制級、指導級和普通級等是不可思議的事。那時，每星期有8500萬美國人走進影院，一般都是全家出動，所以電影必須都是普通級的，適合所有年齡段觀眾觀看。一家人看電影的年均花費是25美元，以“大蕭條”時期的票價來看，這一數目很驚人。全國共有17000家電影院，比銀行還多，是酒店數的兩倍，百貨公司數的三倍。每家影院一年放映100—400部影片，自然沒時間全部審查。但好消息是（對電影藝術的發(fā)展可不算好消息），海斯辦公室、布林辦公室相繼成立，接手了審查電影的工作。1934年，天主教道德同盟開始對電影內容進行嚴密監(jiān)控。他們不允許好萊塢電影里有長時間接吻、通奸、裸體嬰兒等鏡頭，夫妻也只能各睡一張床。他們還要求電影里的語言“像漂白劑洗過那樣干凈”。當丹尼斯·金唱起“勃艮第葡萄酒，見鬼去吧”時，觀眾立刻激動不已，好像看見一個裸體女人在他們中間跑來跑去。就連電影起名也要循規(guī)蹈矩：“不貞”突然被改為“忠貞”，“好女孩也要去巴黎”莫名其妙地被改成“好女孩去巴黎”。可以說，這時的審查制度符合當時的道德觀。梅·韋斯特后來說：“唱歌時，我們都不能扭屁股。”一次，審查梅·韋斯特的一部電影時，布林辦公室疏忽大意讓其通過了。電影里，加里·格蘭特對她說：“親愛的，你需要休息——我會讓你休息得舒舒服服。”（這時，韋斯特撫弄著頭發(fā)，舌頭滑過齒間，回答道：“那能叫作休息嗎？”）為此，她的電影遭到禁播。《生活》雜志有一期的內容是“孩子的出生”，竟然要打官司才可出版。《時代周刊》指責厄斯金·考德威爾的小說《小墓地》打“擦邊球”，“體現出美國出版界近期的趨勢：沿著審查的底線走，只要不越過，就大著膽子做”。
同時，電影審查制度還反映出失意人群的心理需要，他們希望借電影逃離現實世界的煩惱。約翰·多斯·帕索斯寫道：好萊塢提供“欲望和夢想，只需5—10美分，物美價廉”。就是在“大蕭條”時期，10美分也不能滿足你的欲望，和現在一樣，那時的色情片只有少量觀眾愛看。但人人都愛做夢，因此，承載著人們夢想的電影可以吸引到最多觀眾。1935年，《叛艦喋血記》、《小麻煩》、《簡瑞里船長》、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片，以及阿爾弗雷德·希區(qū)柯克的懸疑片等陸續(xù)出現，觀眾群不分男女老少、信仰派別，票房一路走高。
在這個時期，看電影本身就是一件有氣氛的事。立體放像鏡頭屏幕、福克斯聲道（不再用維太風錄音系統(tǒng)）只是這種氣氛的小小體現。放映機放映出的任何東西都協助制造出這種氣氛。兩片連映讓人直呼過癮，星期六系列片和精選短片叫人心情愉悅。比如，先來一部特里通公司的動畫片，再放映一部百代電影公司的新聞紀錄片，然后是塞爾瑪·托德和帕茜·凱莉主演的喜劇片，以及一部菲茨杰拉德的旅行紀錄片（“……就這樣，我們向景色迷人、友好和平的德國告別了”）。摸彩頒獎、影院的贈碟之夜、賓果游戲、弗利牌雙泡口香糖、彩色包書紙、蟲子形狀的巧克力軟糖、一地冷掉的爆米花和影院后排親昵的情侶都將看電影變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最關鍵的是，你可以坐在漆黑的影院，看著銀幕上的某張臉、某個眼神、某個動作自由幻想。隨著電視的出現，電影的神秘吸引力消失了。但在那以前，這種吸引力是巨大的。戈爾·維達爾借小說中米拉·布來金里冶這個人物說道，1931—1945年出生的年輕人上過學，但沒經歷過“二戰(zhàn)”，他們受電影的影響最大。他說的可能是對的。
但他可能只說對了一半。20世紀30年代，還有一個重要的家庭娛樂活動就是聽廣播。像電影一樣，廣播業(yè)也受到嚴格審查。全國900家廣播電臺中，700家屬于4個廣播網，即全國廣播公司（紅網），全國廣播公司（藍網），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共同廣播公司。比起現在的電視，當時廣播的內容也很健康。現在的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出錯尚有回轉的余地，20世紀30年代的廣播主持人可沒這么幸運。如果一個兒童節(jié)目主持人以為他關了廣播，抱怨了句：“我想，那些小畜生會安靜聽一陣子了。”他只能卷鋪蓋走人。當時，一家人都會守著廣播，聚精會神地聽每一句話。全國廣播公司（紅網）的《一個人的家庭》是最長青的節(jié)目之一，具有一定代表性。這是個諾曼·洛克威爾式的故事，每星期三晚8點，2800萬個家庭會準時收聽。這檔節(jié)目的主持人每次開場都會說“本節(jié)目專門獻給年青一代的父母及他們充滿困惑的子女”。
對數百萬人來說，打開收音機的動作就像部落儀式一樣必不可少。凱特·史密斯的《月亮爬上山頂》、露絲·埃廷的《豐收日，月長明》、阿莫斯和安迪的《最好的歌》、魯迪·瓦利的《請你吩咐》、莫頓·唐尼的《卡羅來納的月亮》和雷·諾布爾的《我是真的想你》在廣播電臺非常受歡迎，幾乎沒有家庭沒聽過這些歌。全國人民最熟悉的電話號碼是默里山8-9933。撥打這個電話，你就可以發(fā)表針對《鮑斯少校的業(yè)余廣播》表演者的意見。圣誕節(jié)到來時，怎能錯過萊昂納爾·巴里摩爾演唱的《圣誕頌歌》，全國人民都會守候收聽。“西部礦區(qū)小鎮(zhèn)的姑娘可以幸福地嫁給富裕的英國貴族嗎？”沒有幾個美國人會為這樣的問題睡不著，但即便他們覺得這個問題很蠢，也不會說出來。廣播里的每個場景都需要聽眾自己想象，想象出的畫面遠比21英寸的屏幕展現得更加多彩，所以電視節(jié)目無法和最好的廣播節(jié)目相比。埃德加·伯根為木偶人查理·麥卡錫配音，惟妙惟肖。得知他的身份后，瑞典國王路易·B·梅耶和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都開心地跟他握手。
廣播最重要的意義還在于，通過廣播，人們向操縱消費社會邁出了第一步。當時，廣告界的先驅是美國煙草公司總裁喬治·華盛頓·希爾。正是希爾的創(chuàng)意，美國煙草公司創(chuàng)下購買推薦信的先河。（寫推薦信的名人包括歌劇演員舒曼·海因克夫人，雖然她根本不抽煙。）推薦產品的想法是受到“難兄難弟瓊斯和黑爾”這兩個滑稽演員的啟發(fā)。每當人們被他們的笑話逗笑，都會想起襪子；聽到《捕盜神手》，就會想起庫牌漱口水；聽到伯根和木偶麥卡錫的聲音，就會想起切斯和桑伯恩牌咖啡；聽到《暢銷唱片排行榜》，再配上后面煙草拍賣人討厭的順口溜（這個順口溜是希爾的主意），就會想起好彩牌香煙。為了證明這樣做很有效，他在董事會光潔的會議桌上吐了一口痰。他說，順口溜就像這口痰一樣，讓人惡心。他用絲綢手絹把痰擦掉接著說，但是你會記得特別牢。“好彩牌香煙美翻天”是希爾的又一個策劃。每次廣播，主持人都會翻來覆去地說“好彩牌香煙美翻天，好彩牌香煙美翻天”，聽眾聽得快發(fā)瘋了。1946年9月13日，本地廣播電臺新聞解說員突然在節(jié)目中插播：“女士們，先生們，今天喬治·華盛頓·希爾死了。真的，喬治·華盛頓·希爾今天死了。”聽眾們會永遠記得這一天，聽到這個消息，他們真是謝天謝地。
比起來，其他廣告只是稍微惹人煩。比如，“抽完一車煙，半點都不咳”（老黃金牌香煙）、“讓車主告訴你”（帕卡德汽車）、“開始它輕喚，后來它咆哮”（大本鐘牌鬧鐘）、“頑漬不殘留”（菲爾斯-納普撒牌肥皂）、“‘好彩’香煙，比糖更美”。用喬治·E·莫里的話說，大規(guī)模生產的消費時代是要把“大企業(yè)和大眾連接起來，建立起息息相關的緊密聯系”。但在當時，這樣的概念還沒人提出。就算有人提出，也沒幾個人能理解。如果那時有人告訴大眾，以后的大學生會反對消費者至上，也不屑于處處求穩(wěn)定，人們一定會迷惑不解。那時，代替人力的機械設備才剛開始大規(guī)模生產，節(jié)約勞力的東西，誰也不嫌棄。生活保障在“大蕭條”時期是不可企及的夢想，誰都渴望得到。羅斯福關于社會保險的初步設想將在1936年的總統(tǒng)大選中提出（在1935年的法案中，福利只涉及工人本人，不包括其家人）。這次的大選在美國人心目中愈加重要，而且大家一致認為，這次大選是針對新政的一次公投。
注釋
[1]實際再未入選。
[2]1英寸≈2.540厘米。——編者注
[3]當時對這場選舉頗有興趣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賀拉斯·沃里斯，是辛克萊的支持者之一，后來成為眾議員；還有一位是惠蒂爾學院1934屆畢業(yè)生，理查德·尼克松，后來奪取了賀拉斯·沃里斯的國會席位。
[4]湯姆·沃爾夫：美國著名記者、評論家、作家。——編者注
[5]1盎司≈28.350克。——編者注
[6]“那個帝國雜種”，意指當時三K黨頭子N·B·福瑞斯特將軍。當時三K黨頭子自封“帝國巫師”。——編者注
[7]傳說愷撒遇刺前夕，月亮上出現血跡。——編者注
[8]騎白馬者的典故源自《圣經·啟示錄》。——編者注
[9]美國憲法規(guī)定，所有總統(tǒng)候選人中如無一人得票過半數，則交由眾議院在得票最多的前5位候選人中選一人出任總統(tǒng)。——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