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記者確保新聞輿論導向正確的基本功

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是各行各業人士履職盡責的基本工作方法，更是新聞記者的看家本領和確保新聞輿論導向正確的基本功。

新媒體時代，新聞記者的時代使命和調查研究職責沒有變，如何在新形勢下開展好調查研究，需要認真探索和把握。

一、調查研究是記者的基本功

新聞工作不輕松。新聞記者是個特殊的職業，責任重大，使命如天，手中的筆沉甸甸。

新聞界的一些老前輩們曾經告誡我們，記者筆下“有財產萬千，有毀譽忠奸，有是非曲直，有人命關天”。我從事新聞工作，尤其是從事是調查研究幾十年來的感受太深了，因自己的報道被送進監獄的貪官有之，反映的疑案被改判死刑的有之，被平反的冤假錯案有之，因自己的調研為地方上爭取到幾億元，乃至幾十億元投資的案例也不鮮見。

2001年，我在新華社內蒙古分社副社長任上時，曾與記者丁銘調研采寫了《從雪災到旱災的警示——內蒙古草原災情考察報告》，提出了抗災救災要尊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要實事求是地加強草原建設的建議，引起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的重視，他批示內蒙古自治區主席：“請烏云其木格同志參閱。內蒙古災情嚴重，有何困難和問題，望告。”根據批示精神，9月25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儲波、自治區政府主席烏云其木格帶隊赴京專題就自治區牧區受災情況、抗災救災工作以及草原建設需要國家幫助解決的困難和問題，向溫家寶副總理作了專題匯報。溫家寶充分肯定了新華社記者的調研建議，要求內蒙古在抓好抗災救災工作的同時，要立足長遠，進行災后反思，積極探索促進內蒙古社會經濟與生態建設協調發展的新路子，轉變農牧業生產經營方式，提高草牧場的產出率，搞好草原生態建設，要求國家有關部門幫助內蒙古進行認真研究解決問題。經過研究和對接，國家出臺了我國牧區退牧還草的大政策，僅內蒙古牧區就得到國家草原生態工程建設投資64億多元。為此，烏云其木格主席專門到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看望和感謝記者，贊揚新華社記者的調研報道“也是生產力。”

從廣義上講，記者的新聞采訪本身就是自覺或不自覺的調查研究過程。記者采訪到的新聞素材多與少，真實不真實，準確不準確，以及把握得當不得當，寫出的稿件動人不動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記者的采訪深入不深入，也就是調查研究的功力深不深。記者是時代發展的記錄員，但不是有聞必錄的速記員。記者捕捉新聞、提煉新聞、寫作新聞，都是在調查研究中前行。

往往記者從事新聞工作時間越長，經歷得越多，對情況了解得越深入，采訪中就越謹慎，下筆也越困難。越是老記者調研就越慎重，下筆愈艱難，常常行萬里調研路，落筆難成千言稿。因為很多問題錯綜復雜，一時難以說得清，辨得明，不好輕易斷言。尤其是面對性命攸關、利害一舉、毀譽一筆的事情，需要多方論證，精準把握，仔細推敲，慎之又慎，容不得半點的輕率與馬虎，更不能魯莽和意氣用事。社會是多元的，生活是萬花筒和多棱鏡，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有的事合理不合法，有的事合法不合理，有的事此時是對的彼時就不對了，需要記者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把握，煉就一副火眼金睛。

刨根問底，追求真相，探明真知，是新聞記者的天職。而調查研究是記者做好新聞工作的一項基本功，調查研究能力是新聞記者整體素質和基本能力的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工作無疑是一項調查研究的工作。

新聞記者采寫的任何一篇稿件，盡管有題材、背景、主題和內容的不同，篇幅的大小，但都是社會生活的折射和對政府工作的反映，涉及人民生活的訴求，都需要針對現實生活中的問題，立足于世情、國情、地方或行業情況，深入實際，對其歷史和現實加以調研和把握，才能寫出客觀公正、分寸得當，確保新聞輿論導向正確的稿件來。

現實生活中的一些熱點和難點問題，矛盾交織、錯綜復雜，真偽難辨，不認真調查研究，偏聽偏信，就很難下筆，更難以寫出有獨到見解的新聞調查報告。真相往往隱藏在撲朔迷離的表象甚至假象之中，需要記者深入現場，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認真采訪和調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取得第一現場的感受，兼聽多方意見，認真分析，透過現象把握住本質。其間，需要記者調動自己的知識積累，吸取他人的研究成果，開動腦筋，苦思冥想，剖析探究，認真解析事實，吃透素材，才能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實現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才能求得“真知”，寫出客觀中肯符合實際的報道。

記得1992年，寧夏西吉縣發生教派內部械斗事件，雙方用土槍土炮大刀長矛武裝械斗，長期對峙，群眾生命財產受到極大威脅。由于調解和應對不利，雙方對地方政府不信任，武裝封鎖了道路，將縣鄉政府圍困在機關駐地，蘭州軍區的防暴部隊大兵壓境，形勢十分危急。最嚴重的是地方上對如何平息械斗事件意見不一。關鍵時刻，經總社批準新華社寧夏分社派我到械斗前線采訪調研，直接向中央如實反映情況。我帶一輛單車孤身從銀川驅車幾百里趕往西吉縣，西吉縣沿途到處是地方武裝“自衛隊”設置的路卡，如“白色恐怖”一般。好在各路卡主要是防對方“探子”的，我出示新華社記者證，說明是“來調查事件真相，向中央反映情況，還大家一個公道”的意圖，都一路放行。抵達西吉縣城后，我在被圍困的縣招待所采訪了西吉縣主要領導、了解了一線公安、武警方面掌握的情況，又驅車赴固原地區采訪了自治區一線指揮部的領導，赴隆德縣采訪了蘭州軍區部隊前線指揮部，到一些被圍困的鄉鎮政府機關駐地進行了采訪，廣泛了解和溝通了相關情況，然后，不顧前線指揮部和軍警方面的勸阻，冒險驅車分別前往械斗對壘雙方核心地帶的沙溝、陳家溝，單獨進行采訪調研。新華社在群眾中的威望和新華社記者的金字招牌幫助了我，我也抓住了雙方都希望中央和政府為他們主持公道的心態和愿望，爭取到支持。雙方對我這個新華社記者的采訪調研均開了綠燈。械斗雙方都接待了我，傾訴各自的苦衷和訴求，反映了意見，還讓我采訪了雙方受害群眾，參觀了發生械斗的現場、彼此的“軍事”陣地和防御工事、“自衛隊”的營地、訓練場、群眾的避難場所等，使自己對整個事件有了宏觀的把握和直觀的感受。那段時間，白天調研，晚上回到縣招待所與前線指揮部的成員們溝通情況，交流看法，探討問題，研究和尋找平息事件的對策。其間，自己寫了大量調研報告，客觀公正地發出了新華社的聲音，對中央平息西吉事件發揮了作用。1995年，時任新華社社長的郭超人同志到寧夏分社考察時表揚說：“寧夏分社記者關于西吉事件的報道發揮了很大作用，那段時間中央是在看著新華社記者采寫的報道指揮平息西吉事件的。”

毛澤東同志認為：“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在中國，毛澤東同志是調查研究的高手，是他在中國革命的不同階段通過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領導中國革命不斷取得勝利的。

調查研究是新華社的優良傳統，也是新華社記者的一大優勢。多年來，一代代新華社記者堅持深入實際、深入生活、深入群眾，通過調查研究，采寫了一份份反映基層真實情況、對中央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調查報告，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盡管自己的新聞生涯只有30余年，真正的記者生涯只有26年，但當記者期間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每年都有一批調研稿件得到中央和部委、省區領導的批示，推動了實際工作，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收入本集的100余篇調研文章，都是從自己幾十年來采寫和發表過的調研稿件中選編的，有系統的調研、成組的報道，也有對具體事件和現象的分析、甚至是一個建議和意見，大多都對實際工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甚至不同程度地推動了工作，背后都有一段引以為榮的故事。

二、調查研究是記者的成才之路

調查研究是提高新聞報道影響力的有效途徑。但凡有成就的記者，都十分重視調查研究，醉心于調查研究，甚至苦心經營調查研究。不論是斯諾的名作《紅心照耀著中國》，還是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都是調查研究的力作，也是他們成名的基石。

我在與一些新聞同行，或大專院校師生座談交流時，常常被問到這樣的問題：“你是憑什么當上新華社首屆十佳記者的？”我的回答一般都是兩句話：“一是勤奮；二是調查研究。”

回顧自己的記者生涯，從調查研究中受益匪淺。剛從事新聞工作，就趕上了改革開放大潮涌動，到處是激動人心的變革主題，給新華社記者提供了調查研究的沃土。我謹遵前輩們的教誨，不管身處窮鄉還是富土，認準調查研究是記者履職的唯一道路，每年堅持至少選兩三個專題深入基層開展半年以上的調研。

調查研究是件吃苦的事。自己當記者時雖然采訪條件差，但年輕力壯心大，家里和單位都拴不住，有空就下鄉，騎自行車，坐驢車、馬車、長途汽車、火車，住車馬店、小旅館、農民家、村隊部、小客店，饑一頓，飽一頓，不知苦和累，甚至外省區、西北、西部地區，滿世界跑。往往白天采訪，晚上分析研究素材或寫稿，沒有什么“八小時內外”和星期天、節假日的概念。由于手下出稿件出業績，分社領導既放心又放手，不論單打獨斗，還是與人合作調研，不管在當地采訪，還是跨省區調研，都出成果有業績，領導大力支持和重點保障，工作順心舒暢，超脫瀟灑，至今還十分懷念那段日子。所以，這部集子中反映了自己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西部大開發、資源開發、稀土產業、農業和林業建設、草原生態、防沙治沙、扶貧移民、社會現象、反腐懲貪等諸多方面的調研成果，涉獵廣泛，內容豐富，說明了記者的活動范圍和視野廣闊，也印證了記者的調查研究無禁區。

調查研究出成果，收獲大，自己嘗到了甜頭。當記者時，我往往一個調研題目完成后，不僅摟草打兔子，捎帶寫不少見聞、消息、通訊特寫、述評，還提煉出一批重點調研稿，以及應付一些期刊約稿，稿件寫不完，總是上一批調研稿沒完成，下一個調研題目又啟動了，一直在負稿債中前行。調研稿件有分量，每個調研專題都能出一批有質量的稿件。記得在新華社寧夏分社當記者時，一度自己個人的稿件數量占到分社年度發稿數量的三分之一，好稿（那時新華社對新聞稿件評一、二、三等好稿）占到分社的二分之一，在新華社中級職稱記者業績考核中曾排名第一，還登了社內《前進報》的光榮榜。社內不少年輕記者求教，一些分社請我給記者介紹經驗，自己也應邀寫過一篇《路在腳下》的新聞業務文章，被新華社《前進報》加“編者按”轉載。新華社業務氛圍好，論業績，不論資排輩。我當新華社記者10年，職稱就從助理記者、記者、主任記者，評聘到了高級記者，一路破格。記得1988年，我才當了3年記者，新華社就破格給我晉升了一級工資；我還是中級職稱時，新華社寧夏分社就打破身份和地位，聘我高級記者崗位。感謝新華社用人機制好，同時，也說明自己走對了調查研究的路。

記者要有新聞自覺，更要有調查研究的自覺。記者職業相對自由，混日子也容易，但要想做出點成績，當個稱職的記者，就必須敬業；要想當一名好記者，則要有調查研究的自覺意識和主動作為，自覺地把自己的采訪和調查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才能追求到新聞報道影響力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為搞好調查研究，自己也注意對調查研究進行了一些理論上的探索。2007年9月在井岡山干部學院學習時還認真研究了調查研究的楷模——毛澤東開展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從調查研究是毛澤東事業成功的基石的角度揭示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應邀給新華社新入社的年輕人就調查研究講過課，兩次在新華社新聞年會上就加強調查研究撰文進行呼吁。選入本集的《調查研究是保證正確輿論導向的法寶》《學習調研方法改進調研作風》《新形勢下加強新華社調查研究工作的對策》等幾篇業務文章都是自己對新聞記者的調查研究工作的些許思考和學習心得。

三、調查研究貴在堅持

對新聞記者來說，調查研究不是一事一時一陣子的興趣，而是一生一世一輩子的職業追求。個人新聞業務取得的成績與調查研究的付出是成正比的。

由于嘗到了調查研究的甜頭，甚至上了癮，我做記者時常常一年中半年以上扎在基層調研，分社領導和一些外分社的領導動員我去當業務領導的好意，都多次被我婉言謝絕。后來無奈做了業務領導后，自己仍對調查研究情有獨鐘，每年堅持擠出兩三個月的時間下基層調研，十幾年雷打不動。走上新聞業務領導崗位后，我也一直重視抓調查研究工作，引導年青記者把調查研究視為業務成長最快的“捷徑”。

調查研究看似笨拙，付出多，但綜合效益高。完成一個調研課題，可以熟悉一個行業，拓展一片報道領域，豐富一批報道資源，增加不少知識積淀。有的記者常常鬧“稿荒”，寫完一篇稿件，就不知道下一篇該寫什么，怎么去采寫，這不單是不勤奮，還有個工作不得法、沒上道的問題。搞調研如同駕駛掘進機，抓住一個主題，針對一個領域扎下去開掘，開掘越深，收獲就越大。20世紀90年代，當在新中國絕跡幾十年的毒禍又泛起時，引起了自己的重視，深入寧夏南部山區就同心縣外流販毒問題進行了追蹤調研，采寫了《寧夏外流販毒為何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的調研稿，時任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王芳批示：“第一次看到寧夏的禁毒工作情況，奇聞很多。請禁毒辦研究并提出工作意見。”國家禁毒辦、公安部高度重視，采取個別指導的辦法，在寧夏開展了大規模的專項禁毒斗爭，遏制了外流販毒的勢頭。這也引發自己關注禁毒工作的興趣，又擴大到外省區、全國，乃至世界各地毒品問題的調研，應各路媒體之約寫了一些反映禁毒工作的通訊、紀實、調研報告和報告文學作品，后應新華出版社編輯之約在1997年編纂結集出版了30余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作品《禁毒風云》，被再版發行。

一個記者的調查研究投入越大，收獲就越多；調查研究堅持的時間越長，成績就越大。這不僅是我的切身感受，也是許多新華社記者的經驗。現在，我國處于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換擋期”、社會發展的“轉型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新的社會發展階段呈現出不少新特征，給新聞工作者提出了許多新的調研課題，也給記者開展調查研究提供了好時機。只要記者抓住調查研究不松勁，認真轉作風，改文風，堅持抓住重大主題深入實際積極開展調查研究，科學辯證分析問題，有效解疑釋惑，就能為國家、為各級領導提供有價值的調研報告供決策參考，在正確引導輿論方面發揮大作用。

不管時代風云怎么變幻，調查研究應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則不會變，記者緊扣重大主題進行調研的方法不會變。不管任何時期，記者只要緊緊抓住以下三個方面的主題開展調查研究，準沒錯：

首先，著眼于“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大格局，捕捉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主題。新聞記者是走在時代前列的人，調研的選題要突出大局觀念，從大處著眼，緊緊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選擇帶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主題，緊扣不同時期的工作重點和重大社會矛盾，突出地反映事關大局的問題。如本書收錄的《我國沙產業、草產業調查》（一組三篇）《我國稀土產業開發現狀調查》（一組六篇）《內蒙古草原生態保護與建設調查》（上、下篇）《寧夏引黃灌區糧食生產問題調查》（一組四篇）、《內蒙古退耕還林調查》（上、下篇）、《內蒙古黨員隊伍先進性調查》（一組三篇）《內蒙古文化事業發展狀況調查》（上、下篇）等調研，都是自己緊扣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主題和突出問題進行的調研，由于及時給中央和地方領導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內容，都引起了中央和各級領導的重視，獲得了批示，推動了實際工作。《三北防護林體系二期工程建設調查》，雖然只有上、下篇，但地跨十幾個省市區，耗時達半年之久，費時費力，調研難度大。但我采取的是分片采訪，階段性發稿，在寫了幾十篇新聞稿件的基礎上，最后集腋成裘，綜合提煉出兩篇調研報告，收獲也并不小。通過這次調研，自己熟悉了林業領域，集中地展示了三北林業建設的成果，反映了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也使自己成了林業報道的小“專家”，還被當時的林業部評為三北防護林體系二期工程建設先進個人受到表彰。

二是要注意捕捉各地工作中、社會生活中的新現象、新問題，研究新情況，解決新矛盾。調研內容要切合實際，要突出反映社會亮點，正確引導熱點和難點問題，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脈搏、新動向和新趨勢。通俗地講，就是著眼于解決黨和國家急需的、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和難點問題，積極解決燃眉之急。調查研究題目不管切口大小，都要以獨到眼光觀察生活，分析事物，追問真相，探尋規律，洞察本質，揭示趨勢，都要注意聚焦在難點、熱點問題上，發現別人沒有發現的東西，或反映人人眼中有筆下無的東西。收入本集中的《西部開發中的“內蒙古現象”》《呼包鄂“金三角”調查》（一組三篇）、《鄂爾多斯盆地天然氣勘探與開發調查》（上、下篇）《內蒙古地勘單位企業化改革得失分析》（上、下篇）《寧夏好、中、差三類村黨支部調查》（一組三篇）等，都著眼于解決社會中出現的新現象、新情況，研究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對其他地方和其他工作有較現實的借鑒意義，所以能產生共鳴，引起領導重視。《李建樹建議加強依法治沙》一稿是1993年春采寫的，本來是三北林業二期建設工程調研中摟草打兔子的一篇副產品，只有1000多字，卻反映了我國治沙立法工作嚴重滯后的重大社會問題，引起宋任窮、朱镕基、溫家寶、田紀云、陳俊生等多位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和批示，促使國家召開了第二次全國治沙工作會議，促成國務院制訂了《防沙治沙條例》，并推動了國家《治沙法》立法工作，有力地推動了我國防沙治沙工作，林業部門一直感念不忘，還聘我當了中國治沙暨沙業協會理事。

三是盯住社會上執行政策走樣的、違法亂紀成風的、群眾意見較大的人和事。記者的調查研究也是有感情、有傾向的，需要有家國情懷，“勿忘人民”，積極發揮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記者在調查研究中要有俠肝義膽，對黨紀國法禁止的、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事，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新聞敏感，緊緊抓住不放。這些情況各地都有，記者一經發現，就要舍得一身剮地深入調研，仗義執言，不要顧及個人的得失。收入本集的《失控的“條管”局長》《徐國元墮落的軌跡和原因值得反思》《呼和浩特市金鷹CBD案件建設項目涉嫌詐騙風險和隱患大》《干部有違情理法反怨農民太刁蠻》等調研篇目，在調研中都經歷了一些磨難，有很多甘苦，發表后都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轟動效應，令人自豪。尤其是對呼和浩特市金鷹CBD案件的調研持續了三四年，難度大，費時長，壓力不小，可以說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斗爭。當時自己作為分社社長，親自擔綱調研，受到市公安局長的威脅、自治區領導的“勸阻”、市委領導的先利誘后進京到新華社和中宣部告狀，一度辦公電話也被監聽，但畢竟邪不壓正，自己都頂住了壓力，帶領記者挖掘出了真相，前后連續發了七八篇調研稿件，糾正了地方領導的“任性”和“亂作為”現象，將詐騙分子繩之以法，為國家和人民挽回了巨額損失。

調查研究要有毅力，有恒心，對有些課題要持之以恒地探究，不要指望一蹴而就。一些重大問題和復雜情況，需要反復調研，不斷深入了解情況，逐步提高認識，由表及里，才能不斷接近真理，形成參考價值較大的意見和建議。2003年上半年，我在和總社兩位記者進行沙產業、草產業調研時，就發現我國實施了4年的退耕還林工程成效很大，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少，尤其是基層干部群眾對工程實施8年后怎么辦，甚為憂心，我們順手寫了一篇《退耕還林中的一些問題亟須解決》的調研稿，反映了記者在基層看到的退耕還林工程進展、影響可持續發展的一些突出問題和基層干部群眾的建議，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國家林業局還派出工作組進行了專題調研和糾偏。但自己覺得退耕還林主題重大，研究不夠，意猶未盡。于是，當年8月又帶領分社記者深入退耕還林走在全國前面的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對這里已經搞了9年的退耕還林工作進行了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調研，采寫和發表了《與農業產業化相結合的退耕之路——烏蘭察布盟9年退耕還林調查》，濃縮地反映了退耕還林工作的成效、與農業產業化相結合的前景及其建議，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自己仍不滿意，覺得對退耕還林工作還是認識不深，研究得不透，當年10月又帶領記者第三次聚焦退耕還林工程，擴大范圍對內蒙古全區退耕還林工作進行了深入調研，采寫了《“三效合一”才能贏得長效——內蒙古退耕還林調查（上）》《視補助期為“轉型期”——內蒙古退耕還林調查（下）》一組兩篇調研，直接著眼于反映8年退耕還林后續產業如何跟進問題，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的重視和批示，國家林業局領導也相繼批示，要求“加強正面報道，以正確引導退耕還林生態工程的輿論導向，并認真調研研究八年以后，系統理出思路，實現不反彈、能致富的要求。”國家林業局隨后相繼出臺了一系列規范退耕還林工程的政策性文件，對退耕還林8年后的政策和工作進行了銜接，引導退耕還林工作健康發展。

四、調查研究要與時俱進

在當前的大數據時代，有人對調查研究產生了懷疑，甚至出現了“調查研究過時了”的奇談怪論。這既淺薄又有害。

進入大數據時代，互聯網、云計算等應用方式應運而生，新聞信息的集納、傳輸的渠道日益多樣而便捷，確實“亂花漸欲迷人眼”。但只要“內容為王”的根本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調查研究的方法就沒有過時。相反，大數據、云計算，豐富了調查研究的方式方法，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作為新聞記者，要清醒地看到，隨大數據而來的新技術革命，使各級領導的決策方式確實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如工作經驗和直覺越來越多地讓位于數據和分析，領導力和關注點不同了，決策節奏加快了，但人們對事物和現象的分析能力、把握能力，與調查研究并無兩樣。

大數據時代，人們觀察世界的數據更精細，看世界的“鏡像”更清晰，但人們觀察世界仍然既需要“望遠鏡”，又需要“顯微鏡”，還是離不開調查研究。只是對調查研究的要求更高了，需要調查研究與時俱進，進一步提高效率，提高精準度。這對記者在新時期的調查研究確實提出了新課題。

翻閱自己選編的這100余篇調研稿件篇目，回顧自己的新聞調研歷程，有利用“顯微鏡”解剖麻雀的，也有利用“望遠鏡”進行展望預判的；有用老辦法大跨度地多點采集，再進行歸納分析的，也有利用區域性統計數據和調查問卷進行數據化分析研究的。總之，自己調查研究的方法也在跟隨時代發展的步伐而與時俱進。

我認為，調查研究在新時期仍然有效，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調查研究仍然是記者新時期最有效的新聞采集方法。調查研究恐怕永不過時，調查研究的傳統不能丟掉，否則，記者會犯低級錯誤。新時期的新聞記者，要在調查研究方面有所作為，關鍵是要順應時代潮流，在調查研究方面與時俱進。

記者的調查研究需要創新。要創新調查研究的內容、方法、方式和手段，甚至是視角，需要新聞記者學會利用大數據、云計算拓展調查研究的渠道，提高調查研究的效率，提升調查研究的質量和效益。

雖然不同時期對調查研究有不同的要求，調查研究的內容、方法和手段都需要不斷改進，但調查研究的意識和根本是永恒的。新聞改革對調查研究來講，萬變不離其宗。

調查研究有自身的規律和基本的方法。大數據時代在形式上給調查研究帶來不少變化，但在內容上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也就是說，即便是大數據時代，調查研究的一些主題也是永恒的。

在運用新聞工作長期實踐中積累的有效的傳統調研方法的同時，要注意適應新形勢新情況，特別是適應當今社會信息網絡化的特點，進一步拓展調研渠道、豐富調研手段、創新調研方式，學習、掌握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調研方法，如問卷調查、統計調查、抽樣調查、專家調查、網絡調查、網上搜索、微信查詢、大數據分析等，并逐步把新技術引入調研領域，提高調研的效率和科學性。

在信息化、網絡化時代，獲取新聞信息的渠道、手段越來越多樣、越來越快捷，但間接獲取的信息畢竟替代不了直接采訪，好的新聞報道還需要記者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對一名新聞記者來講，調查研究永不過時。這本集子中收錄的一些調研篇目，雖然跨度達二三十年了，至今讀來還令人回味，仍有一定現實意義。

五、調查的關鍵是研究

調查研究也是科學活動，包括調查和研究的兩個重要環節，不可偏廢。

調查是基礎。需要記者有好的作風，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多層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調查了解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防止蜻蜓點水、不接地氣的調查，防止簡單地照編照抄照轉、淺嘗輒止地采訪，防止偏聽偏信、主觀片面、先入為主。

研究是關鍵。研究伴隨調查的全過程。在調查過程中，需要記者對各方意見進行歸納整理，搞清脈絡，理出條理，及時補充、追蹤和拓展采訪，深入挖掘；調查結束后要對采訪到的素材進行認真研究、分析解剖，深入思考，把零散的認識系統化，把粗淺的認識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質規律，得出客觀的結論，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

調查要與研究并重。調查多、研究少，情況多、分析少，則不能解決問題，這樣的調查研究必然事倍功半。調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只有調查與研究相結合，加強研究，記者才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采集到真實的素材，探尋到真相，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角度、思路和對策，真實、全面、準確、客觀地反映情況。

一些記者想在調研方面出成果，作風也算深入，調查也很辛苦，了解到的情況不少，但常常擺在面前的素材如同一團亂麻，理不清頭緒，不清楚應該抓住哪些環節，突出哪些重點，不知道如何下筆。主要問題還是研究沒有同步推進，或者研究不夠深入，甚至是研究沒有到位。

記者的調查研究與機關干部的調查研究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就調查而言，前者側重于新聞性，后者側重于工作性，而相同之處，均是為了解決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新聞調研，是對客觀新聞實際情況的調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調查清楚，把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把握準確，把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研究透徹。

新華社在調查研究方面獨樹一幟。新華社具有黨的“耳目”“喉舌”職能，有“把地球管起來”的責任，新華社記者肩負“參謀團”“智囊團”的重任，難免“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自然更看重調查研究。新華社要求記者在調查研究中必須有好的腳力、眼力、腦力和筆力，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采寫出“接地氣”“帶露珠”的調研報告，防止走過場、泡會議、編文件、查網絡、抄材料，閉門造車；要求記者的調查研究要親力親為，與基層百姓面對面，與新聞現場零距離，寫出有獨特視角、有真知灼見、有參考價值的好稿件；要求記者寫出“有情感溫度、有思想深度、有時代高度”的好稿件等，都是很好的經驗。正是源于此，新華社才培養出一批批調研能手，成為黨和國家最有影響力的“智庫”。

調查研究要重實效。衡量調查研究搞得好不好的標準，不是看調查研究的范圍有多寬、規模有多大、時間有多長，甚至參加的人員有多少，也不是光看調研報告寫得怎么樣，關鍵要看調查研究的成果：取得實效沒有，得到領導和有關部門重視了沒有，對工作產生了影響和推動沒有，把問題解決好了沒有。

書中收錄的一些調查研究篇章，有挖掘典型，解剖麻雀，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發現共性問題，揭示普遍意義，反映動向規律的，也有走馬觀花，著眼于宏觀和大勢，只是確定大的主題，或大的方向，不設框框，點面結合，注意捕捉趨勢，把握大局，并在此前提下，發現問題，反映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的。如《西北開發與發展調查》一組四篇調研稿件，就是針對西北大開發中西北五省區的新作為和發展趨勢，采取點面結合，走馬觀花的方式，在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區大跨度調研采訪，在機關集中開座談會，再選中各省的典型和代表性單位下到基層重點調研，歷時兩個多月，考察五省區各自在西北大開發中有哪些新思路，遇到什么新問題，發現并向中央反映了五省區在資源開發中亟待需要協調解決的幾個關系、原材料基地建設中存在的反差和解決的對策，以及歐亞大陸橋開通給五省區帶來的新契機等。雖然題目都很大，很宏觀，但各省區點上的問題很鮮活，反映得實在、具體、及時，所以引起中央領導、國家部委和五省區的高度重視。《河套農業綜合開發調查》則系統地考察和梳理了寧夏、內蒙古黃河前后套地區的十幾個縣的農業綜合開發工作，對河套地區農業綜合開發的成績、態勢、潛力，以及制約發展的問題進行了客觀評估和反映，綜合各地干部群眾的意見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引起了中央領導和有關部委的重視，推動了河套農業綜合開發工作。

做好調查研究的結論。調查研究要有明確的目的性，不能只停留在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上，針對存在的問題，要提出具有對策性、預見性、可操作性的建議。調查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就是有科學的建議。這是檢驗一個記者有無真知灼見的關鍵。要在錯綜復雜的事物中認清主流，在撲朔迷離的現象中洞察本質，在眾說紛紜的看法中把握方向，在曲折發展的過程中揭示趨勢，力求使調研結論科學準確、符合實際，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是衡量一個記者調研功力深厚與否的所在。

通過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把大量零碎的材料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綜合，加以系統化、條理化，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找出它的內在規律，由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在此基礎上提出正確的建議，這本身就是記者分析和解決問題本領的重要反映，也是記者思想理論水平和工作水平的重要表現。記者閱歷越豐富，調查研究的能力越強。

當然，記者不是“救世主”，不能“包打天下”，要注意克服“書生意氣”，不要亂“指點江山”。要通過調研，廣集博采基層干部群眾、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建議，進行分析歸納、提煉概括，提出科學可行的意見和建議。從這層意義上說，記者的調研過程，就是站在巨人臂膀上工作的過程。一定要謙虛謹慎，多方聽取意見，做到納諫如流，有容乃大。調研中要注意對調查到的素材獨立地分析過濾，提純加工，防止人云亦云。調查研究一定要從客觀實際出發，不能帶著事先定的調子下去，而要堅持結論產生在調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

這本集子中收錄的一些調研稿件，就是反映或集納了專家和基層群眾的意見，盡管切口很小，篇幅不長，卻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引起很大反響。如《三北地區飛播造林工作存在困難》《退耕還林中的一些問題亟須解決》《治沙思路不變沙源治理難見成效》《內蒙古草原急需立草為業》《內蒙古草原非牧民養畜問題值得重視》等稿件，都是很具體的意見，卻發出了別人尚未發出的聲音，因而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反響。

六、調查研究的注意事項

人人都知道調查研究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事，是記者提高認識能力、判斷能力和新聞工作能力的必由之路，但真正投入調查研究后，卻沒那么容易。在具體調查研究中還需要注意一些事項。

一是注意“走馬觀花”與“下馬看花”相結合。“走馬觀花”與“下馬看花”兩種調研方法各有優長，前者側重于宏觀調研，后者側重于微觀調研，而實際調研中將兩種調研方法結合起來，“走馬觀花”與“解剖麻雀”相結合，做到點面結合，或者更見調查研究的功力。特別是一些主題較大的調研，更適合于這種方法。我采寫《西北地區加快發展的社會心態調查（上、下）》，地域跨度大，時間緊，任務重，只好把“走馬觀花”和“下馬看花”相結合，跑點帶面，既接“地氣”，又兼顧大面上的趨勢，采訪起來雖然吃力，但利于把握好重大主題。《河套農村見聞和思考》（一組四篇）先后用了兩個多月時間，采訪了黃河前后套地區的十幾個縣，也是由點到面，點面結合，反映了河套地區農村土地承包改革后的變化、憂思和問題，把握了河套地區農民的所思所想，以及當地農業發展的總趨勢。

二是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同志認為：“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但他還有一句話：“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這后一句話往往被人忽視。如果調查的主題選不準、方法不得當，尤其是“主題先行”，往往容易“劍走偏鋒”，就很難做到調研“正確”，甚至結論會謬之千里。影響調研結果的因素很多，主題抓得準不準、方向選得對不對、方法得當不得當、分析研究到位沒有、感情受沒受到干擾等，都影響到調查的正確與否。記者在調查研究中，要準確把握時代脈搏、本質、主流、趨勢，才能為各級領導提供符合實際的決策參考依據。2005年，我回銀川過春節，了解到寧夏賓館被江蘇開發商鄭澤搞成了爛尾樓，寧夏公安部門已經查出開發商鄭澤是個騙子，但鄭澤又到呼和浩特忽悠的情況。回呼和浩特后，我和分社的譚俊林同志一起去見呼和浩特市委主要領導，告訴他寧夏賓館被套和鄭澤的問題，提醒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小心上當。但這位領導過于自負，聽不進去，說他帶隊到寧夏考察過，開發商還有匯豐銀行支持的背景，保證沒問題等，還說我們新華社記者少見多怪、小題大做，說到工程竣工時一定要請我去參加剪彩，讓事實來見證。很快，呼和浩特市就高調與鄭澤簽約，炸掉了市公安局指揮中心大樓和市政大樓。在呼和浩特金鷹CBD工程開工時，該市領導還沒有忘記請我參加剪彩，我當然不會參加的。我組織和帶領記者對鄭澤其人其事幾乎同步展開了調查。在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辦公廳、公安廳和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的配合下，我們搞清了鄭澤的底細，頂住了呼和浩特市主要領導的干擾，發出了《呼和浩特市金鷹CBD建設項目涉嫌詐騙風險和隱患大》的調研稿件，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公安部經濟偵查局也介入調查，為我們提供了很多便利，我們接連發出《呼和浩特市政府替開發商堵窟窿引起干部群眾不滿》《內蒙古一些干部群眾要求對呼和浩特金鷹CBD的問題進行徹查》等一系列調查稿件，用正確的調查方法和鐵一般的事實揭露了騙局，使犯罪分子得到制裁，為呼和浩特市挽回了巨額損失。

三是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新聞工作有自身的行業規范，新聞調查研究有職業道德準則，有人格定力。記者的調查研究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樹立求真務實的作風，有追求真理、修正錯誤的勇氣。現在，基層有不少“變色龍”式的“老油條”干部，善于察言觀色，準備了幾套材料，揣摩上面或領導的意圖來提供材料，記者如果沒經驗，沒有警覺，很容易被應付或上當。在調查研究中，記者必須保持中立獨行的人格，兩袖清風，拒腐蝕，不貪占，保持中立態度，時刻提高警惕，防止被拉攏腐蝕，失去重心，引向歪路邪路。記者在調研中要保持不偏不倚、客觀公正的立場，不偏袒，不拔高，不護短，不讓個人喜好影響調研，不被他人左右調研工作。如果記者在調查中看不到實情、得不到真知，就得不出正確的結論。在確保調研方法和方向正確的前提下，要盡量多走多看，多比較多分析，多了解不同的情況和各種問題，以利于權衡利弊。調查研究就是要多了解情況，多研究問題，正視現實，力求聯系實際、研機析理、解疑釋惑。

記者在調研中要堅持真理，敢講真話，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報喜也報憂，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基層工作多樣化，情況復雜化，不老老實實地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就難以摸到實情，往往會被表面現象遮住眼睛，甚至受騙上當，以訛傳訛。1996年五、六月份，我帶寧夏分社記者走村入戶對自治區山川農村好、中、差三類基層黨支部的狀況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發現深入基層，實地調研到的情況，與上面機關介紹的情況大相徑庭，想不到原來的“先進”典型已不先進，后進支部的落后程度不可想象，無意中也發現了一個好支部的新典型，得出了“深入得實情”、“貼心能交心”、“現場有新聞”、“研究見本質”等四點收獲，形成了一組三篇調研報告，引起了領導和組織部門的重視。做好新形勢下的調查研究工作，要緊緊圍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貫徹執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深入研究影響和制約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黨的建設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點問題、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等領域的重大問題等，全面了解各種新情況，認真總結群眾創造的新經驗，努力探索各行各業帶規律性的東西，積極提供相應的對策，才能服務好各級黨委和政府。

四是堅持為民情懷，人民至上。新聞記者的調查研究，有記者捕捉到的主題，也有領導部門交辦的“命題作文”。但不管是主觀調研、還是客觀調研，是主動調研，還是被動調研，都要認真地把握好“為了誰、依靠誰”的根本原則問題，不論何時何地都要“勿忘人民”，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和“為人民服務”的清醒頭腦。2002年，接到上訪群眾反映內蒙古涼城縣三蘇木鄉園子溝農民退耕糧款被縣鄉村干部侵吞的舉報，我認為性質惡劣，帶領幾名記者立刻前去調查。但一到縣里就被縣里領導和宣傳部門圍住，介紹的情況、提供的材料，都說當地老百姓向來“不安分”“刁民多”，不服管，不講道理，不交公糧和集體提留，看似有理有據。有縣里干部陪同，老百姓都不愿接待記者，調研難以推進。于是，我只好指揮記者離開縣招待所，甩開縣里的監控，一竿子插到村里，住進農民家，和農民吃一鍋飯，睡一鋪炕，白天在地里調查，晚上在炕頭采訪，農民煮了自家的雞蛋，送來自家樹上的杏兒，親熱得一家人似的，跟我們交心交底，把心里話都說了出來，尤其是他們懷念當年老八路的作風的話，使我們深受教育。我們的調研很快取得了突破，撰寫了《園子溝村農民退耕還林糧款被冒領》《干部有違情理法反怨農民太刁蠻》等調研報道，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引起各級政府部門的重視，還農民以公道。內蒙古自治區還以此事為例在全區開展了退耕還林工作大檢查，落實了國家政策。能否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歸根結底是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情感問題；能否堅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調查研究，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則是記者的宗旨意識和群眾觀點牢固不牢固的問題。在調查研究中，記者一定要擺正自己的位置，注意自己的調研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群眾，絲毫不能脫離群眾。要真正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凡事多聽取群眾的意見，看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落在實處，把屁股坐在群眾的立場上，與群眾交心換心，將心比心，真心為群眾著想，全力為群眾造福，多辦順民意、解民憂、惠民生的事，注意維護好、實現好群眾的根本利益，就能贏得群眾的信任、支持和理解。

需要說明的是，自己長期在民族地區從事新聞工作，對民族宗教工作有一定的研究，對民族宗教方面的新聞報道也有一定的探索，也寫了一些民族宗教方面的調研文章，考慮到題材比較敏感，不宜公開發表，只好忍痛割愛，本集一篇也沒有收錄。

調查研究是一門科學，每個人的素養和積淀不同，認識不同，方法不同，感受和收獲也就不一樣，真正掌握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還需要每個人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去認真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