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早期電影的“知覺范式”

本書試圖從“知覺范式”這一視角來探討早期電影和現代城市的關系。根據托馬斯·庫恩（Thomas Kunn）的闡釋，“范式”（paradigm）指常規科學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是面對某一領域的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尤其范式在某一科學或現象領域內提出研究對象的基本意向，強調公認性、領域界定、理論體系等幾個方面。這里所說的“知覺范式”，指的是人們在現代性的感覺和認知中所形成的基本模式，這種模式具有普遍性和公認性，并能形成一種新的理論概念體系，從而影響我們認識現代性的方式。本書認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早期電影，開啟了一種認識城市現代性的新“知覺范式”，這種新的知覺范式體現在革命性的視聽語言、身體和空間的新感知方式、都市風景與建筑的新理論探索、震驚性的沖擊或聳動體驗、聲音構型的新現象特征等不同方面。而從現代性的“知覺范式”這一角度出發，本書希望結合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重溯歐美學者關于早期電影的重要觀點，細讀關于城市的重要電影作品，分析電影作為一種現代性的裝置、現象和契機，如何推動了城市在視覺性和空間性藝術語言上的革新；與此同時，創新性、先鋒性的影像又如何影響了觀眾知覺范式的轉變，拓展了審美現代性的內容與形式。這一方面能夠同湯姆·甘寧的“吸引力”和“震驚體驗”、米里亞姆·漢森的“白話現代主義”等概念形成對話的關系；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早期電影的美學和文化特質，并令我們思考世界電影發展（從早期電影到當代電影）一以貫之的屬性與特征。

借由“知覺范式”的視角，我們如何理解早期電影與城市現代性的關系？本·海默（Ben Highmore）提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定義，一語道明了城市現代性的實質：“我理解的現代性，就是被不斷的劇烈變化所追趕的都市經驗。”這個定義可以用來解釋大眾文化的兩個空間：電影和城市。當電影帶來現實或想象性的風景時，當人們通過電影及其公共空間進行分享交流時，當電影改變了城市的物質肌理時，西方的城市同時也在進行著劇烈的變動和轉型。正是在這樣的現代性背景下，電影和城市共同形構了我們今天的感知。而菲爾·哈伯德（Phil Hubbard）則簡明扼要地說明了早期電影和現代都市在“知覺范式”上的總領性關系：“早期電影應該被理解為一種都市現象，不僅僅因為電影是在城市中發明的，而且因為電影拍攝的內容是城市——電影使用了新的敘事技法、視覺影像和剪輯技術來捕捉現代都市生活的節奏。”可以說，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藝術手法方面，城市都形塑了早期電影的特征。作為現代性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同電影一起建構了人們的新知覺范式。

對于這樣一種新的知覺范式，我們從空間和視覺這兩個角度進行進一步探析。空間和視覺作為兩種最基本的認知方式，彼此之間并不割裂，而是完全有機相融。在這一問題上，列斐伏爾（Lefebvre）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發。作為一種現象、一種現代奇觀、一種列斐伏爾所說的“光亮的虛擬”（illuminating virtuality），電影并非將城市看作一個連續性的物質實體或者“完成的現實”，而是看作一種有問題的事物。可以說，城市作為現代性、城市化和影像化的空間，包容著各種具有悖論性、矛盾性的社會關系和空間形態。根據列斐伏爾的觀察，“都市現象是移動的……其中心性和對話性的矛盾并不會解決，而是一直在移動和變化中。因此，都市就是一個充滿了沖突和矛盾的地方”。站在列斐伏爾的觀點上，我們強調電影和城市之間的對話性：拋棄了直接“捕捉”或“固化”再現形式，城市并不能作為一種完整的地理實體進行考察。

正如芭芭拉·梅農所說：“我們其實很難說清電影如何整合都市中各種不同的空間和視覺形式。”用更準確的話來說，我們不知道如何協調各種刺眼和刺耳的空間形式，然而它們共同建構了我們對城市的日常理解、經驗和感知。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觀點是，我們與其不斷豐富和多樣化城市功能性的研究，不如“將重點放在如何解讀城市上”。這提供了一種“唯技術論”導向之外的觀察，令多面向的空間和記憶的“模糊性”研究浮出水面。這也是本書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激發認識電影在表現城市空間方面的理論潛能，探索早期電影在城市現代性感知方面的種種面向：從政治代表到藝術再現，從理性描摹到詩意體感，從美學探索到制作傳播。

從列斐伏爾延伸到其他學者的重要觀點，我們不得不考慮到近二十年來城市研究領域“空間轉向”的大趨勢。列斐伏爾、哈維（David Harvey）、杰姆遜（Fredric Jameson）、索亞（Edward Soja）等學者都提醒我們空間并非物理的而是社會的，具有建構的、開放的、多元化的屬性；都強調應當關注空間在身份認同、體感、關系性、移動性中的建構作用，以及社會文化實踐上的日常模式。哈維、索亞等學者都對現代性在時間上的二分式偏見進行了反思，這都源于福柯（Michel Foucault）對空間問題的反省，例如他提出“空間被認為是死亡的、固定的、非對話的、非移動的；相反，時間卻被認為是富裕的、多產的、生機勃勃的、對話性的、移動的”的重要觀點，并認為“如果一個人談空間的問題，基本就會被認為他對于時間問題是敵對的”。而福柯所批判的這種二分式偏見，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這些學者依托馬克思主義的背景，對空間問題投注了熱情，且并未將空間作為邊緣的問題進行考慮；他們都強調了空間的重要性，尤其在分析后現代性、全球化、多元國族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等問題上。對于這些理論家來說，空間是將現代和后現代進行區分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空間轉向的話語遭遇了“文化轉向”，于是學者們對空間在大眾視覺文化（例如電影）在空間（實體性和再現性）中的表現和意義等議題投注了熱情。

考慮到“空間轉向”的多元化和跨學科屬性，對于文化研究中空間問題的探討其實很難有固定的標準。然而這一問題在電影研究領域得到了一種較好的解決方式：電影具有固定化的形式與風格分析（基于視聽語言），因此空間問題與視覺問題借由具體電影文本的分析得以細致化、模式化和深入化。這也是本書所強調的一點：對于空間理論與實踐的探討，需放在電影研究（美學與產業）的框架內進行。早期電影相關的理論，正是空間與視覺二者在思想上得以交鋒的最好場域。

正是從空間和視覺這兩大論述范式來考慮，本書在對于電影理論的思考和分析上，試圖兼顧兩種相互對峙的思潮：一種是強調窺探、凝視、構成方式和精神分析符號的視覺導向脈絡，具體包括精神分析電影學、結構主義電影學、符號學電影學等，諸如克里斯蒂安·麥茨（Christian Metz）、溫別爾托·艾柯（Umberto Eco）、讓·博德里（Jean Louis Baudry）、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等人的理論著述；另一種是強調觸覺、褶皺、空間感受和身體狀態的體感導向脈絡，包括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梅洛 龐蒂（Maurice Merleau Ponty）、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馬克·漢森（Mark Hansen）等人的理論著述。而在具體的論述中，本書將更多地同近二十年來當代電影研究學者（例如湯姆·甘寧、米里亞姆·漢森、林恩·科比、本·辛格）等人關于早期歐美電影的觀點相碰撞。

注釋

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1-22.

Highmore.Cityscapes: Cultural Readings in the Material and Symbolic City.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125.

Hubbard.City.New York: Routledge, 2006：135.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16.

同上174-175.

Mennel.Cities and Cinema.New York: Routledge, 2008：4.

Barthes.Semiology and the Urban//Neil Leach, ed.Rethinking Architecture: 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London: Routledge, 1997：169.

Koeck, Roberts, eds.The City and the Moving Image: Urban Projections.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12.

Foucault.Questions on Geography//Gordon, ed.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