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電影：從“鏡像”到“互浸”

從路易斯·勒·普林斯（Louis Le Prince）膠片中的利茲到斯科拉達諾夫斯基（Skladanowsky）兄弟鏡頭中的柏林，從愛迪生（Thomas Edison）拍攝的紐約到盧米埃爾（Lumière）兄弟電影中的里昂，電影從誕生之日起便與城市密不可分。最早的電影鏡頭對準了那些熙攘而現代的城市，捕捉城市中的建筑、街道、人群和事件，同時這些流動的影像也參與了城市經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建構。此后，城市的發展不斷改變著電影的藝術語匯、審美方式和產業地圖，同時電影的發展也不斷形塑著城市的空間和文化形態。可以說，作為一項典型的都市實踐，電影在藝術語匯、生產體制、發行流通、文化傳播等各方面都同城市緊密相融。正如學者大衛·克拉克所說：“我們簡直無法想象，電影倘若脫離了城市要如何發展。”

城市與電影之間交互的復雜關系，成為近年來學界的研究熱點之一。從最簡單直接的二元角度來剖析，“城市與電影”可被分成兩種基本的思考模式：“電影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電影”。前者強調城市是電影的表現對象，電影借由視聽語言想象、再現、建構和體感城市；后者則認為城市為電影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提供了社會文化語境，因此電影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樣式參與到城市的文化建構中。電影學界的論述焦點主要放在前者，似乎“電影”與“城市”之間構成了一種“鏡像”式的反映與被反映、再現與被再現的關系。于是，大量的學術著作考察不同國別、流派、導演、類型等電影作品所反映或再現的城市。這些城市或許是真實的，但也可能是虛構或幻想的；或許是現實的，但也可能是歷史或未來的；或許是物理的，但也可能是社會或精神的。

然而倘若舍棄“鏡像”的既定思維模式，我們會得到更多新的靈感和啟發。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曾以“鏡”與“燈”隱喻兩種重要的文學觀；借由這樣的視角，相對于鏡子“反映”現實的作品，電影也可以如明燈一般，傾瀉與投射藝術家內心的思想情緒，將現實染上自己的光芒色彩。除此之外，諸如“第三電影”或“德國新電影”等流派認為電影和現實的關系并非“鏡像”或“投射”，而是一種“捶打”——電影可以是改變或重塑現實的“錘子”，它能夠將破碎不堪的現實塑造成人們想要的樣子。尤其當人們對于自身的歷史和現狀并不滿意時，他們能夠利用電影去創造新的生活。無論“燈”還是“錘”，都強調了電影對于現實的能動性和改造性，認為它能夠侵入現實并影響著現實的構造與發展。從這樣一種角度來看城市與電影的關系，我們認為電影不僅“反映”和“再現”了城市，而且“投射”和“構造”了城市。

在這方面，近些年來出現了一批重要的學術專著，它們強調不同時期的電影對于現實的影響、建構和改造的作用。換句話說，“電影中的城市”反過來影響了城市的面貌和格局，令都市和建筑具有更加電影化的面向；于是“城市中的電影”所強調的是電影在歷史、現實或未來的層面如何形構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面貌、格局與樣態。史蒂芬·巴伯（Stephen Barber）在對電影和都市兩種“風景”進行歷史化考察的基礎上，詳細論述電影如何令城市變為“被投射的空間”（projected cities）——尤其在動蕩（turmoil）與實驗性（experimentation）的時刻，電影如何利用城市的影像來改變我們對于歷史與現實的感知。理查·考易克（Richard Koeck）則以“鏡景”（cine scapes）的概念來思考城市中“電影化的空間”（cinematic spaces），將城市視為一種身體化的視覺裝置，探討后現代語境下的城市“鏡景”如何被塑造與消費。芭芭拉·梅農（Barbara Mennel）強調電影對城市規劃者與城市居民的“重塑”（rework）作用，特別指出城市在全球化進程中從國家電影的“圖符”（icon）變為跨國電影的“特權站”（privileged site）。吉雅·普拉卡什（Gyan Prakash）則關注“惡托邦”（dystopic）式的城市電影如何對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發展進行反思與重構，城市邊緣、末世文化、貧民窟與賽博朋克（cyberpunk）又怎樣成為一種影像的“詭異煉金術”（uncanny alchemy）并影響著現實與未來城市的發展與想象。琳達·克勞斯（Linda Krause）和帕特麗思·佩特羅（Patrice Petro）則考察數碼（digital）時代的影像文化對全球化都市的影響力，認為紐約、東京、柏林、香港等城市早已成為前沿性（frontier）的數碼場域，網絡與通信令都市經驗變得不僅“影像化”和“心理化”，而且成為全球性產業與消費的路徑。

在城市與電影的關系中，越來越多的研究將“交織”“融合”與“互浸”作為重要的思維方式與分析視角。正如尼澤·阿爾薩義德（NezarAlSayyad）所說，整個電影史的發展都同城市相互交織（intertwined），地方認同與影像表達成為相互推動的力量。這種思維模式，對于早期電影來說同樣重要。早期電影和現代城市這兩者之間并非再現與被再現、反映與被反映、建構與被建構、感知與被感知的主客體關系，而是一種相互影響、彼此交融、雙向浸沒的“相互現代性”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在美學、產業、技術、社會等各個層面。借由“互浸”的視角來審視早期電影和現代城市的關系，我們發現早期電影無論在主題內容、藝術技巧還是傳播方式上都同城市現代性息息相關。本書所探討的對象，正是早期電影與城市現代性之間復雜的關系，尤其結合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文化語境，思考早期歐美電影在文化、美學、產業、技術、社會等方面的現代性特征，以期尋求對于早期歐美電影更為全面、深入、細致、多元的理解與認識。

注釋

Clark.The Cinematic City.London: Routledge, 1997：2.

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關于“第三電影”和“德國新電影”的論述（尤其是它們作為“錘子”的意義），詳見下書：陳濤.電影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200-206.

Barber.Projected Cities: Cinema and Urban Space.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2.

Koeck.Cine scapes: Cinematic Spaces in Architecture and Cities.New York: Routledge, 2013.

Mennel.Cities and Cinema.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rakash-Noir Urbanisms: Dystopic Images of the Modern City.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Krause, Petro, eds.Global Cities: Cinema,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a Digital Age.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