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煙運動，是由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大量走私鴉片引起的。

鴉片俗名大煙，是用罌粟的汁液制成的，自古充作藥用，可使人忘憂多眠，安神止痛，而由于它含有大量使人麻醉的毒素，吸食上癮，又會使人慢慢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如同廢人，直至死亡。罌粟產于南歐和小亞細亞，中世紀時傳入阿拉伯。我國之鴉片、阿片、阿扁等名，即拉丁語Opium之譯音；阿芙蓉、亞榮、合浦融等名，即阿拉伯語Afyun之譯音。唐朝時，罌粟始由阿拉伯人傳入中國。不過，迄明初，罌粟均為藥劑或補品。自明朝中葉以后，隨著西方殖民國家的入侵，作為其資本原始積累的一部分，鴉片這種毒品才在中國逐漸泛濫起來。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殖民者首先入侵中國，且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竊據澳門。從此，他們便由其在印度的侵占地臥亞（今果阿）、達曼販運鴉片來華。明萬歷十七年（1589），《陸餉貨物稅則例》中，已明文規定鴉片按進口藥材納稅，“每十斤稅銀二錢，是為中國征稅之始”①。荷蘭人于天啟四年（1624）起強占臺灣達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間，他們將爪哇吸食鴉片之法傳入臺灣，復由臺灣傳入漳州、泉州、廈門。這就為鴉片大量輸入創造了條件。清康熙帝統治后期，英國開始向中國輸入鴉片。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國占領印度鴉片產地孟加拉。英印當局鑒于鴉片貿易可獲取高額利潤，在乾隆三十八年確定了鴉片政策，給予英國東印度公司以鴉片專賣權；嘉慶二年（1797），又給予東印度公司以制造鴉片的特權。東印度公司利用這些特權強迫和用貸款引誘印度農民種植罌粟，然后按預先規定的價格賣給官方專賣局。專賣局加工制成后，在市場上公開拍賣給商人，偷運進中國。從此，輸華鴉片數量迅猛增長。據統計，雍正七年（1729）以前，每年輸華鴉片不超過200箱。其后逐年增多，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增至1000箱。以后有加無減。從嘉慶五年至二十五年（1800～1820）的二十年間，平均每年輸入鴉片在4000箱以上。道光元年至四年（1821～1824），每年平均輸入7889箱；道光五年至九年（1825～1829），每年平均輸入12576箱；道光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每年平均輸入20331箱；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每年平均輸入35445箱；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1838～1839），輸入達40200箱。這時，向中國走私鴉片的國家除英國外，還有美國和俄國。

面對鴉片的泛濫，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對策。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頒布禁煙詔令，規定對販運鴉片煙者，“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對私開鴉片煙館者，“擬絞監候”；對失察之文武各官，“均交部嚴加議處”②。但此次詔書，未涉及吸食者，也未禁止入口，海關則例在藥材項下仍訂有鴉片稅銀，因而為殖民者對華的鴉片輸入留下一個大漏洞。乾隆年間，又曾發布禁令，毫無效果。嘉慶元年（1796）再頒禁令，停止征收鴉片稅，禁止鴉片輸入。以后又三令五申，嚴禁鴉片的輸入、販賣、種植和吸食。鴉片貿易完全成為非法。但英國決不放棄鴉片貿易，不能公開販賣，就改為走私。他們通過卑鄙的賄賂手段，將鴉片的囤儲地點改在澳門，然后用船載往黃浦，不再上岸，就在船邊私售。而清政府的“緝私巡船”由于受到賄賂，對鴉片走私則予以包庇。道光元年（1821），清政府重申禁令，不許在澳門、黃浦囤放和販賣鴉片。英國鴉片販子便在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建立走私據點，在伶仃島停泊固定的“躉船”，存放外洋運來的鴉片，并由兵船加以保護。他們又勾引廣州的土棍，以開設其他店鋪為名，暗中包售鴉片，稱為“大窯口”。中國鴉片販子到大窯口看過樣品，然后交款，得到大窯口的提貨單，到躉船提貸。提出的鴉片專門有包辦武裝走私的快船運到各地，這種船名為“快蟹”或“扒龍”。鴉片運到內地以后，又由該地的衙門吏胥、軍官、土棍等開設“小窯口”，售賣到各城鄉市鎮。道光十四年（1834）英國政府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而由英國外交部直接派出駐華商務監督，指揮對華“貿易”，鴉片走私愈益猖獗起來。

隨著煙毒的泛濫，它所造成的社會危機也日益嚴重。據道光十五年（1835）的估計，全國吸食鴉片的人數在200萬以上，流行地區已從沿海地區擴大到內地十幾省。鴉片吸食者中有貴族、官僚、地主、商人、衙役、士兵、游民、乞丐等各種人，而絕大部分是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的依附者。他們為吸食鴉片而消耗的大量錢財，完全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使本已十分沉重的封建剝削更加沉重。尤為嚴重的是，煙毒泛濫造成大量白銀外流，引起銀貴錢賤，又直接威脅到勞動人民的生活。有些地區過去的銀錢比價，白銀一兩換銅錢1000文左右，道光十年（1830）漲到1300多文，道光十六年（1838）竟漲到1600多文。同一時期內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并沒有變動。農民和手工業者僅有的少量產品零星出售，只能換回銅錢。他們在繳納各種捐稅時卻要折合成銀兩，從前交錢1000文可以抵銀一兩，而現在卻要交1600多文。白銀外流愈多，勞動人民生活愈益惡化。同時，鴉片泛濫也造成了清王朝的嚴重危機。白銀外流，造成本已十分困難的財政更加困難；本已十分腐朽的清王朝，經此黑色毒霧的腐蝕，貪風更盛，吏治更壞；兵丁吸食鴉片，使軍隊失去戰斗力。總之，煙毒泛濫已造成深刻的民族災難。

林則徐虎門銷煙鴉片泛濫所造成的嚴重危害，不能不進一步引起統治階級的重視。道光十三年（1833）以后，針對鴉片輸入的迅猛增加，白銀大量外流，廣州一些劣紳開始倡言鴉片弛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卿許乃濟上奏《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提出：嚴禁不僅產生不少流弊，并且例禁愈嚴流弊愈大；停止貿易，下令閉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惟一的辦法是弛禁。弛禁分三方面：第一，準令外商輸入鴉片，照藥材納稅，政府由此可增加收入；鴉片進口后，“只準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可避免白銀外流。第二，準許內地種植罌粟，則“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且內地種植“無礙于地方，而大有益于農夫”。第三，禁官不禁民。只禁止官員、士大夫和兵丁吸食鴉片，“愚賤無職事之流”則聽其自便③。按照這套主張，對鴉片走私實際是開禁。因此，它立即遭到了多數大臣的反對。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十日（1838年6月2日），鴻臚寺卿黃爵滋向道光皇帝上《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從國家的財政觀點著眼，詳細申述了鴉片大量輸入，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的嚴重禍害，尖銳地指出：“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苛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如何能支？”他提出一個“重治吸食”的嚴禁方案，主張吸鴉片的人，必須在一年內戒絕，過期不戒者，普通百姓處死刑，官吏則罪加一等，本人處死，其子孫不準參加科舉考試。為不使漏網，又提出五家鄰右互保，舉發者給獎，包庇者治罪。這篇奏折在統治階級中引起強烈反響，道光帝將此折發交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及各省督撫議論回奏。不久朝廷收到29份遵旨議復的奏折，其中除貴州巡撫賀長齡看法特殊外，其余督撫大員都認為當時“內地銀價之昂貴，由于紋銀之出洋，而紋銀之出洋，由于鴉片之流毒”④。因此都同意嚴禁鴉片。但在如何更有效地禁絕鴉片的政策措施及在打擊重點等方面，意見又有不同。有的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黃爵滋的意見，有的主張塞漏賠本，首應嚴懲販煙和開煙館人販，有的主張應嚴禁煙船入口及查逐躉船，有的主張首應嚴海口之禁、次加商販開館之罪，有的主張必先重懲海口接引奸商，有的主張必須先嚴懲官吏中的吸煙人販等等。這些不同意見，實際是對黃爵滋禁煙主張的補充和修正，均為清政府禁煙政策的確定提供了根據。

在各省督撫討論的基礎上，嚴厲禁煙開始付諸實踐且逐漸成為一場運動。道光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一月（1838年9月至1839年3月），湖北、湖南、江蘇、廣西、貴州、浙江、河南、山西、盛京、直隸等省，紛紛上報查獲煙土、吸食人犯和鏟除罌粟秧苗。湖南、湖北短期內收繳煙槍4700余桿，大沽口一次即拿獲煙土131000余兩。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年12月12日），廣州地方當局決定在外國商人居住的洋館附近廣場處決一名中國販煙罪犯。英、美等國暴徒竟橫蠻干涉，搗毀刑場，氣焰十分囂張。群眾聞訊立刻從四面八方趕來，頃刻間，上萬人不約而集，占據廣場，圍住洋館，用磚瓦石塊還擊外國暴徒的襲擊。群眾痛恨外國侵略者的海盜行為和要求嚴厲禁止鴉片的憤怒情緒積壓已久，這時齊爆發出來。在廣泛禁煙斗爭的推動下，道光皇帝堅定了禁煙的信心。道光十八年九月（1838年10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認真查禁鴉片，將首先奏請弛禁的許乃濟降級、勒令休致，表示對鴉片流毒“深加痛恨，必欲凈絕根株，毋貽遠患”⑤，命湖廣總督林則徐來京陛見，特賜紫禁城內騎馬、乘肩輿；八天內連續召見八次，并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任命林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前往廣東查辦禁煙事宜。

林則徐（1785～1850），字元撫，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任浙江道員、江蘇巡撫。他為官清廉，辦事認真，具有愛國思想。道光十七年一月十二日（1837年2月26日）任湖廣總督。在此任上，他雷厲風行，在武昌、漢口等處設禁煙局，大張曉諭，嚴禁鴉片，并捐出自己的俸給配制斷煙藥丸，廣為散發；督率部下收繳煙土、煙膏、煙槍、煙斗。短期內在武漢三鎮拿獲及收繳煙土、煙膏12000余兩，煙槍煙斗共2000余桿，在湖南收繳2300余桿，禁煙收到顯著成效。他支持黃爵滋的主張，痛切指出：鴉片“流毒于天下，為害其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⑥。此番言論，對禁煙產生重大影響。

道光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則徐到達廣州。他在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的支持下，采取了有力的禁煙措施。首先，他明查暗訪，掌握販賣與吸食鴉片的內幕；并派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深入了解西方情況。第二，向外商發出通令：限三日內交出全部鴉片，并出具甘結，聲明“嗣后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表示決心說：“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⑦第三，整頓防務。他下令加固海防工事，添置炮臺、炮位，購買西洋大炮，布防珠江口附近；在珠江口設置木排鐵鏈，以防敵人入侵。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在加緊操練水陸官兵的同時，認為“民心可用”，把沿海居民、漁戶分別組成鄉勇、水勇，公開號召民眾，如果英國兵船進入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在林則徐的主持下，廣東禁煙運動進入高潮。

英國資產階級不甘心利源被斷絕。英國政府代表、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竭力破壞中國的禁煙運動。他指使英商拒絕交出鴉片和出具甘結，命英國商船駛離廣州，策劃大鴉片販子顛地逃跑，甚至進行戰爭恫嚇。林則徐針鋒相對，果斷地下令停止中英貿易，斷絕鴉片躉船與洋館的交通，并派兵包圍洋館，撤出在洋館的中國雇員。義律看到阻止繳煙的計劃無法實現，便又玩弄新的陰謀，企圖利用繳煙挑起中英沖突，他以英國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繳煙，并勸美商一起繳煙，聲稱煙價統由英國政府賠償。義律的目的，顯然是為英國發動戰爭制造借口。在中國人民禁煙斗爭的壓力下，四月上旬（5月下旬）英美鴉片販子被迫繳出鴉片兩萬多箱（實為19187箱又2119袋）其中1500余箱是美國煙販繳出的，共計二百三十七萬多斤。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6月23日），林則徐將收繳的鴉片在虎門海灘全部銷毀。銷煙的辦法是，在海灘高處，挖成兩個十五丈見方的池子，周圍樹柵，前設涵洞，后通水溝。先將海水灌入池中，然后投入鴉片，浸泡半日，再投入生石灰，頃刻湯沸，不炊自燃。至退潮時，啟開涵洞，隨潮沖入大海。各地群眾懷著勝利和喜悅的心情，前來觀看銷煙壯舉，有些外國人也前來參觀，并“摘帽斂手”，對林則徐銷煙的舉動表示欽佩。

虎門銷煙，是中國人民禁煙斗爭的偉大勝利。它給英國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堅強意志。

注釋

①即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第6冊，第140頁。

②《鴉片戰爭》第6冊，第139頁。

③《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冊，第1、5頁。

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1冊，第52頁。

⑤《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1冊，第125頁。

⑥《鴉片戰爭》第2冊，第142頁。

⑦《鴉片戰爭》第2冊，第2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