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葉圣陶（1894—1988）原名紹鈞，字圣陶，1894年10月28日誕生于蘇州城內懸橋巷一個平民家庭，1912年中學畢業后擔任小學教員。1918年試用白話作新小說，寫新詩。1919年加入新潮社。1921年文學研究會成立，為發起人之一，與沈雁冰、鄭振鐸等共同籌辦文學研究會會刊《文學周報》，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1922年，與劉延陵、朱自清、俞平伯創辦《詩》月刊。1923年春任商務印書館國文部編輯。1927年，代赴歐游學之鄭振鐸主編《小說月報》。1931年，進入開明書店，主編《中學生》雜志。1942年，主編成都《國文雜志》和桂林《國文雜志》。1946年，被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推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務部主任，接替老舍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主編文協會刊《中國作家》。1949年春任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新中國成立后被任命為出版總署副署長和教育部副部長，并長期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葉圣陶是我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茅盾盛贊他的短篇小說集《隔膜》、《火災》等，“實為中國新小說堅固的基石”；“扛鼎”之作《倪煥之》的出版，標志著我國現代長篇小說走向成熟。魯迅盛贊葉圣陶童話集《稻草人》，“給中國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郁達夫認為葉圣陶的散文令人有“腳踏實地，造次不茍”的藝術風格，“一般的高中學生，要取作散文的模范，當以葉紹鈞氏的作品最為適當”。
郁達夫稱頌的葉圣陶的散文，指的是始于1917年的“新文學的散文”。從1917至1949年三十多年間，葉圣陶先后出版過《劍鞘》（與俞平伯合著，霜楓社出版，1924年）、《腳步集》（上海新中國圖書局出版，1931年）、《未厭居習作》（上海開明書店出版，1935年）、《西川集》（重慶文光書店出版，1945年）等四本散文集。而分散在各種報刊上的散文比已經收進集子的多一二十倍。現已編入《葉圣陶集》第五、六兩卷。
作為一個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成為引領民眾前進的燈火，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使學生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新人，作為一名編輯出版工作者，要使自己主編的書籍報刊能吸引讀者，就必須有“一雙透徹觀世的眼睛”，真切地感知人生，對社會的風風雨雨都要“觸景生情”。也正是因為這樣，葉圣陶的散文寫的都是他在那個年代的親歷見聞和思緒。就重大事件而言，葉圣陶寫到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三·一八”慘案、“四·一二”慘案，以及“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抗戰勝利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等許多重大事件。這些重大事件，其他許許多多作家也都抒寫過，倘若把同時代寫同一事件的散文排列在一起觀摩，就不難看出葉圣陶的散文是我國社會“一鱗半爪”的寫照，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葉圣陶的思想情感總與同時代的一部分文化人相共鳴，以致形成了一種思想或思潮。
散文離不開寫人。葉圣陶寫人，不借助想象，每個人物都是從真實的生活中描繪出來的。無論是“慌忙”的“永遠的旅人的顏色”的散文大家朱自清，還是落落寡合的詩人兼畫家的白采，還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的弘一法師，也無論是“別有一種健康的美的風致”，挑著一擔“盛著鮮嫩的玉色的長節的藕”，沿街叫賣的村姑，還是身著“粗布的短衫”，堅信中國人只要“心齊”，就什么也不怕的“露著胸”的工人，還是打自“五卅慘案”發生后臉上就“退隱了”清秀的顏色，“換上了北地壯士的蒼勁”的青年學子，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他筆下的藝術家、教育家、革命家、宗教家，以及農夫、村姑、牧童、紳富，都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各有各的外貌，各有各的內心，匯集在一起就構成了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特有的階層和群體。
從真實的生活中描繪出來，并不是照搬生活，而是把真實的生活中的種種素材加以提煉，取其精華，這就需要有“鑒識的工夫”。塑造人物，要有“鑒識的工夫”。描寫景物，也得要有“鑒識的工夫”。大千世界中的行云流水、花花草草、鳥獸魚蟲，并不僅僅是讓我們來欣賞的，而是讓我們在欣賞的同時或者說是在欣賞的過程中“移情”的，用葉圣陶的話說，這就叫“良辰入奇懷”。“尋常的襟懷未必能發見‘良辰’，必須是‘奇懷’”；也就是“嗜好與人異酸咸”，是“我”獨有的情懷。中間綴的這一個“入”字，是動感的，不是被動的，只有“入”，才“來得圓融，來得深至”（《“良辰入奇懷”》）。我們看葉圣陶筆下的“良辰”，無論是山水、名勝、街市、園林、里巷、村落、田野，還是晴空、輕風、急雨、月色、燭光、飛鳥、游魚，都與“情”緊緊地渾成圓融，“良辰”活潑潑地充溢于“奇懷”之中，“奇懷”清澈地沉浸在“良辰”之中，“以心接物”、“心與物和，合而為一”（《關于談文學修養》）。這里援引葉圣陶《沒有秋蟲的地方》中的兩小段：
大概我們所祈求的不在于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詡為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著笑來體味它；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著眉頭來辨嘗它：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為最難堪而亟欲逃避的，唯有這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熱烈的夢，一口苦水勝于一盞白湯，一場痛哭勝于哀樂兩忘。這里并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必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道的；這里只是說有味遠勝于淡漠罷了。
從表面看，《沒有秋蟲的地方》表現的是作者對于枯燥乏味的都市庭院生活的厭棄，對鄉村充滿牧歌情調生活的向往。透過對“那足以感動心情”的秋蟲的合奏的禮贊、對秋蟲“眾妙畢集，各抒靈趣”的“人間絕響”的描述，反襯沒有秋蟲的地方的沉寂和死靜。這正是作者的“奇懷”所在，借此表達是對于冷漠的人生和“死水”般的舊中國的詛咒，對充滿“愛”和“生趣”的新生活的呼喚。在寫到種樹栽花的散文中，《談成都的樹木》值得玩賞，現援引文中兩小節：
……大概種樹栽花離不開繪畫的觀點。繪畫不貴乎全幅填滿了花花葉葉。畫面花木的姿態的美，加上所留出的空隙的形象的美，才成一幅純美的作品。
根據繪畫的觀點看，庭園的花木不如野間的老樹。老樹經歷了悠久的歲月，所受自然的剪裁往往為專門園藝家所不及，有的竟可以說全無敗筆。當春新綠蘢蔥，生意盎然，入秋枯葉半脫，意致蕭爽，觀玩之下，不但領略他的形象之美，更可以了悟若干人生境界。我在新西門外，住過兩年，又常常往茶店子，從田野間來回，幾株中意的老樹已成熟朋友，看著吟味著，消解了我的獨行的寂寞和疲勞。
散文寫的是“繪畫的觀點”和“野間的老樹”，抒發的卻是“若干人生境界”。簡略一點說就是不要太滿，得“留一點兒空隙”；不要像“庭園的花木”聽憑園藝家的“剪裁”，要像“野間的老樹”那樣，在風霜雨雪中“受自然的剪裁”，這才會有可讓人欣賞的“形象之美”和鮮活的“精神”和神韻，讀來啟人心智。
文章寫得好，當然要全憑這種“鑒識的工夫”。而要獲得這種“鑒識的工夫”，不僅要真誠地忠于人生，“把仰望的雙眼移到地面”，還得要具備相應的修養、學識和襟懷。葉圣陶有著怎樣的修養、學識和襟懷呢？且看《薪工》中的兩小節：
我接在手里，重重的。白亮的銀片連成的一段，似乎很長，仿佛一時間難以數清片數。這該是我收受的嗎？我收受這許多不太僭越嗎？這樣的疑問并不清楚地意識著，只是一種模糊的感覺通過我的全身，使我無所措地瞪視手里的銀元，又抬起眼來瞪視校長先生的毫無感情的瘦臉。
……一切的享受都貨真價實，是大眾給我的，而我給大眾的也能貨真價實，不同于肥皂泡兒嗎？這是很難斷言的。
這是1912年3月，葉圣陶第一次領薪水時的心情，當年他才過十八歲，當了小學教員，月薪二十枚銀元。這之后，葉圣陶說他每月收到薪水時總有一種“僭越之感”，總覺得自己對社會貢獻太少。抗戰期間，舉家逃難，旅居四川八年，吃盡千辛萬苦，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1945年慶祝抗戰勝利日那天，葉圣陶寫了《“勝利日”隨筆》，文章中說：
我愧對犧牲在戰場上的士兵同胞，愧對犧牲在戰場上的盟軍。
我愧對挾了兩個拐棍，拖了一條腿，在東街西巷要人幫忙的“榮譽軍人”。
我愧對筑公路修飛機場的“白骨”與“殘生”。
我愧對拿出了一切來的農民同胞。
我愧對在敵后與淪陷區，堅守著自己生長的那塊土地，給敵人種種阻撓，不讓他們占絲毫便宜，同時自己也壯健地成長起來的各界同胞。
抗戰勝利以后，葉圣陶歸心似箭，想早日與闊別八年留在上海的親友們會面。可當時“復員”的人太多，交通工具缺乏，要弄到飛機票或輪船票，非得去走門路托人情不可，葉圣陶向來不喜歡這一套，就放大膽子冒著翻船和遭劫的危險，雇了木船，全家人從重慶乘木船回上海。“東歸”途中經歷了“漏水”、“損舵”、“折棹”、“撞船”、“觸礁”、“擱淺”，以及“駕長”逃逸等種種磨難。他在《我坐了木船》一文中寫道：
要坐輪船坐飛機，自然也有辦法。只要往各方去請托，找關系，或者干脆買張黑票。先說黑票，且不談付出超過定額的錢，力有不及，心有不甘，單單一個“黑”字，就叫你不愿領教。“黑”字表示作弊，表示越出常軌，你買黑票，無異幫同作弊，贊助越出常軌。一個人既不能獨個兒轉移風氣，也該在消極方面有所自守，幫同作弊，贊助越出常軌的事兒，總可以免了吧。——這自然是書生之見，不值通達的人一笑。
僅從援引的這幾節文字，讀者朋友便可清楚地看到葉圣陶是個“至善、至真、至美”，“極清、極潔、極純”的人，具有完美的人格，這就難怪他寫的散文特別親切、素樸、細膩、清新、誠摯而富有卓識。縱觀葉圣陶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寫的散文，史筆與文筆并重，寓實感于美感之中。既正視現實，直面生活，敢于針砭時弊，又因材而異，精心設計，在藝術上慘淡經營。他的散文寫了不同的內容，運用了不同的表現手法，抒寫了不同的情感，從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藝術風格。
新中國建立以后，葉圣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寫了大量的散文。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小記十篇》，展示了葉圣陶解放后游記散文的基本風貌。在1953至1957年的五年間，葉圣陶先后到臨潼、雁塔、西安、蘭州、雁灘、杭州、南京、無錫、黃山、金華等地游覽訪問，祖國的山山水水，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欣欣向榮的景象，激發了他的創作激情。葉圣陶浮想聯翩，用精細的筆墨，廣博的知識，豐富的經歷，欣悅歡快的情思，記敘了各地的地理概貌、歷史傳說、今昔對比、人情風俗，以及他在游覽訪問中的感興。
“文革”結束后，葉圣陶散文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豐收期。1978到1988這十年間的散文，比前三十年（1949至1978）的散文還多，內容大致分為四類：談教育、談語文教育、為朋友集子寫的序跋、表彰新人以及追懷親朋好友。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出版的《葉圣陶散文乙集》，收錄了葉圣陶在解放后的散文一百八十九篇，這是繼《小記十篇》之后的第二本散文選集。匯集在《葉圣陶散文乙集》中的散文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葉圣陶早年曾對散文作家提出過嚴格的要求，他在《讀者的話》中說：
我要求你們的工作完全表現你們自己，不僅是一種主張，一個意思要是你們的，便是細到像游絲的一縷情懷，低到像落葉的一聲嘆息，也要讓我認得出是你們的，而不是旁的人的。
這是對藝術風格和創作個性的高度要求，葉圣陶是做到了的。尤其是他晚年的散文，藝術上更加精湛，呈現出一種“純潔”的美：刻畫深細，但沒有題外的枝節；用字務求明晰，刪芟一切裝點；行文舒卷自如，溫和中寓有豐富的情感，凝重而又親切，讀之如得面晤。像《我欽新鳳霞》、《子愷的畫》、《從〈揚州園林〉說起》、《〈蘇州園林〉序》諸篇，都是散文中的極品。
商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