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注
    本卷所據史實及部分觀點，請參看《左傳》、《國語》、《史記》、范文瀾《中國通史》、翦伯贊《先秦史》、童書業《春秋史》。
    第一章
    [1]本節與下節事見《左傳·隱公元年》。
    [2]語見《左傳·隱公十一年》。
    [3]鄭立國，是在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二十二年）。莊公即位，是在公元前743年（周平王二十八年）；克段，是在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去世，是在公元前701年（周桓王十九年）。
    [4]本節事見《左傳·隱公四年》、《史記·衛康叔世家》。
    [5]本節事見《左傳》之隱公元年至桓公二年，《史記》之《魯周公世家》、《宋微子世家》。
    [6]以上復雜關系，系根據《左傳》及楊伯峻的注所推定。
    [7]本節事見《左傳》之隱公三年、六年、八年、十一年，桓公五年。
    [8]魯隱公九年，鄭莊公伐宋，便借用了王命；隱公元年，鄭莊公伐衛，便動用了王師。
    [9]本段請參看翦伯贊《先秦史》、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翦伯贊《先秦史》稱，《左傳》一書中與戰爭有關之名詞的出現次數，共計侵60次，伐212次，圍40次，入27次。
    [10]鄭國兼并戴國，是在魯隱公十年（前713）。齊國兼并譚國，是在魯莊公十年（前684）。從此，《春秋》開始使用“滅”的概念。
    [11]請參看《左傳》之隱公九年和十年。
    第二章
    [1]事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2]文姜嫁到魯國，是在魯桓公三年（前709）。當時做父親的齊僖公曾一路相送而至于讙（讀如歡，魯國地名，約在今山東省寧陽縣），似乎對文姜不太放心。實際上此前他曾想把這個女兒嫁到鄭國，卻被婉拒。魯桓公攜文姜訪齊，則是在公元前694年。此間襄公與文姜兄妹，應有十五年不曾見面。這次重逢，自然如干柴烈火，不可自制。
    [3]事見《左傳·桓公十八年》。
    [4]魯桓公死后，魯文姜與齊襄公的偷情，《春秋》的記載有：魯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遜，私奔）于齊；二年十二月，會齊侯于禚（讀如酌）；四年二月，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夏，如齊師；七年春，會齊侯于防；七年冬，會齊侯于榖。齊襄公被殺后，文姜曾于魯莊公十五年如齊。此行是否意在與齊桓公偷情，不詳。但此年系齊桓公始霸之年。此后，文姜又于莊公十九年和二十年，兩年之間兩次到了莒國。去干什么，不清楚。一年后，即魯莊公二十一年，文姜去世。
    [5]魯桓公是魯惠公的嫡子，魯隱公的弟弟。公元前712年，魯國大夫羽父謀殺了隱公，立桓公為君?；腹谖皇四?，無大政績亦無大過錯。他的窩囊，當是魯國的窩囊。
    [6]以上管仲的治國方略請參看《國語·齊語》。
    [7]請參看《國語·齊語》。
    [8]請參看吳曉波《浩蕩兩千年》。
    [9]齊桓公設女閭一事，見《戰國策·東周策》，亦請參看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
    [10]請參看《國語·齊語》。
    [11]見《國語·齊語》。
    [12]請參看張蔭麟《中國史綱》。
    [13]見《論語·憲問》。
    [14]見《左傳·哀公七年》。
    [15]《淮南子·原道訓》稱：“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于是民人被發文身，以象麟蟲?！?br/>     [16]請參看《史記·楚世家》。
    [17]事在魯桓公二年，《左傳》稱“始懼楚也”。
    [18]事見《左傳·僖公四年》。
    [19]事見《左傳·僖公九年》。
    [20]事見《左傳·昭公四年》。
    [21]請參看《史記·齊太公世家》。
    [22]本節所述，均見《左傳》之僖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23]一戰而霸，語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24]古人以一車四馬為一乘，二十乘即二十輛車，八十匹馬。
    [25]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國語·晉語四》，《史記·楚世家》。
    [26]此事見于《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和出土文物子犯鐘。該文物部分由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部分由臺北收藏家陳鴻榮先生收藏。
    [27]《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記踐土之盟事，無秦；《左傳·定公四年》言踐土之盟盟書，也無秦。城濮之戰，是在魯僖公二十八年四月二日；踐土之盟，則在同年五月十六日。
    [28]以下所述事見《左傳》之僖公三十二年至文公六年。
    [29]見《史記·秦本紀》。
    [30]請參看《史記·秦本紀》、《左傳·文公六年》。
    第三章
    [1]事見《左傳·文公元年》。
    [2]楚穆王滅江，在魯文公四年（前623）；滅六，滅蓼，在魯文公五年（前622）；伐鄭，侵陳，在魯文公九年（前618）；伐麇，在魯文公十一年（前616）；圍巢，在魯文公十二年（前615）。
    [3]請參看《史記·楚世家》。
    [4]事見《左傳·宣公三年》。
    [5]以上事見《左傳》之宣公十四年、十五年。
    [6]語見《左傳·宣公十一年》。
    [7]請參看張蔭麟《中國史綱》。
    [8]請參看《左傳·文公十七年》。
    [9]請參看范文瀾《中國通史》。
    [10]請參看《左傳·成公七年》。
    [11]《左傳·昭公三十年》稱：“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br/>     [12]以上事見《左傳》之昭公十九年和二十年。
    [13]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14]伍子胥之謀，語見《左傳·昭公三十年》；闔閭擾楚，事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
    [15]以上事見《左傳》之定公三年、四年。
    [16]事見《左傳·定公四年》。
    [17]《史記·伍子胥列傳》稱伍子胥求楚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
    [18]春秋止于何時，學術界有爭議。但《春秋》經文止于魯哀公十六年（前479），最后一行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傳文止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最后一行是“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三家分晉，則在魯悼公二十八年（前440），距離吳國滅亡三十三年。
    [19]據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蘇州市西南胥門外越城，即越軍圍吳時所筑。
    [20]事見《左傳·哀公二十年》。
    [21]事見《國語·吳語》。
    [22]夫差伐陳，在魯哀公六年；伐魯，在魯哀公八年；城邗，在魯哀公九年；伐齊，在魯哀公十年和十一年；宋魯之間開河道，事在魯哀公十三年，事見《國語·吳語》。
    [23]事見《左傳》之哀公元年和十一年。
    [24]事見《左傳·哀公十三年》、《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25]此事《國語》有不同說法。
    [26]事見《國語·吳語》。
    [27]語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28]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29]事見《左傳·定公十四年》。
    [30]請參看《墨子·兼愛下》。
    [31]請參看《國語·吳語》。
    [32]請參看《國語·吳語》、《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勾踐為夫差安排的養老處是甬東，即今浙江省定海翁山。
    [33]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34]見北島《回答》。
    第四章
    [1]事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2]有學者認為，楚靈王才是真正的霸主（請參看李學勤主編《春秋史與春秋文明》），則此處亦可改為“公元前538年，楚靈王稱霸”。
    [3]如果在齊桓公前面加上鄭莊公，在楚莊王后面加上楚靈王，結論也一樣。
    [4]吳國的國名始見于《春秋》，吳國君主始見于《左傳》，都在魯成公七年（前584）。
    [5]據《左傳·昭公三十年》，吳王闔閭滅徐，徐君“斷其發”以示臣服。至春秋末，人們仍稱“吳發短”，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6]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7]越人參與國際性角逐，在公元前537年。《春秋·昭公五年》稱：“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眳鞘加帽谠?，在魯昭公三十二年。越國國君名始見于《左傳》，則在魯定公十四年，該君即越王勾踐。
    [8]請參看《國語·越語下》。
    [9]勾踐滅吳一百三十九年后，越王無彊伐楚，兵敗身亡，越國實際上不復存在。
    [10]請參看童書業《春秋史》。
    [11]語見《左傳·昭公三十年》。
    [12]語見《左傳·昭公三十年》。
    [13]中華文明的“三個唯一”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斷、延續至今的；二、延續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沒有信仰的；三、沒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請參看本中華史之總序《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
    [14]請參看范文瀾《中國通史》。
    [15]請參看《論語·季氏》。
    [16]事見《左傳·襄公八年》。
    [17]事見《左傳·襄公十年》。
    [18]子產作封洫及國人之罵，見《左傳·襄公三十年》；作丘賦及國人之罵，見《左傳·昭公四年》。
    [19]語見《左傳·昭公四年》。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當從此化出。
    [20]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21]語見《左傳·襄公三十年》。
    [22]語見《左傳·昭公六年》。關于叔向，請參看《青春志》。
    [23]以上事見《左傳》之昭公元年、二年。
    [24]請參看范文瀾《中國通史》。
    [25]語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原本是衛獻公與執政寧氏的交換條件。
    [26]陳壽《三國志·后主傳》裴松之注引《魏略》。
    [27]初稅畝是經濟體制改革，作丘甲是軍事體制改革。改革的具體內容和方式，學術界的說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初稅畝和作丘甲的結果，是舊體制崩潰了。尤其是稅畝制的實行，意味著井田制的瓦解。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筑也非變不可。
    [28]初稅畝在魯宣公十五年，《左傳》的評論是“非禮也”。作丘甲在魯成公元年，《左傳》的說法是“為齊難故”。
    [29]事見《左傳·襄公十一年》。
    [30]事見《左傳·昭公五年》。
    [31]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32]事見《左傳·定公五年》。
    [33]事見《左傳·定公八年》。
    [34]事見《左傳·哀公二十七年》。
    [35]語見《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36]請參看《史記》之《齊太公世家》和《魯周公世家》。據說，當時周公便感嘆說“魯后世其北面事齊矣”。
    [37]請參看《左傳·昭公三年》。
    [38]事見《左傳·昭公十年》。
    [39]以上語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40]以上據《史記·孔子世家》。
    [41]以上請參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42]據《左傳·定公四年》，西周封建之初，魯國和衛國的政策都是“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晉國則是“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啟，就是開啟；疆，就是疆理；索，就是法則。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就是沿用殷商的政治制度，用姬周的法則區劃土地。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則是沿用部落國家時代的政治制度，用戎狄的法則區劃土地。
    [43]晉是西周最早的封國之一，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始封之地為唐（今山西省太原市），后改名晉。成侯時遷都曲沃，穆侯時遷絳（翼），景公時遷新田（今山西省侯馬市），亦稱絳，舊都則為故絳。
    [44]事見《左傳·成公十八年》、《國語·晉語七》。
    [45]事見《左傳·成公八年》。
    [46]事見《左傳·定公十三年》。
    [47]春秋時，縣大于郡；戰國和戰國以后，郡大于縣。
    [48]事見《左傳·哀公二年》。
    [49]事見《史記·趙世家》。
    第五章
    [1]事見《左傳》之莊公十年、十四年。
    [2]事見《左傳·宣公十一年》。
    [3]事見《左傳·哀公二年》。
    [4]據《史記》之《秦本紀》與《秦始皇本紀》，并請參看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
    [5]請參看《荀子·議兵》。荀子是反對屠城的。但他特別提出“不屠城”，則說明屠城之事已經發生。
    [6]趙籍是趙襄子侄孫，魏斯是魏桓子之孫，韓虔是韓康子之孫，絳即今山西省侯馬市，曲沃即今山西省聞喜縣。
    [7]楚國令尹子西說，楚在西周封建時的國土面積只有方圓五十里，可見那時的楚也是城市國家。見《史記·孔子世家》。
    [8]北方諸國的稱王時間已無法確知，司馬遷說最早是秦惠王（請參看《史記·周本紀》）。但秦惠之前，齊威和魏惠，還有韓和燕，似乎已都是王銜，只有趙國稱王最晚。
    [9]本章涉及的商鞅事跡除另有注釋者外，均見《史記·商君列傳》。
    [10]請參看《資治通鑒·周紀二》，原文是“皆以夷翟遇秦，摒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
    [11]荀子比較過不同王國的軍事制度，認為像齊國那樣用錢獎勵的雇傭軍式軍隊是“亡國之兵”；魏國那樣用免稅來獎勵的是“危國之兵”；用賜爵來獎勵的秦軍最有戰斗力。正如齊軍打不過魏軍，魏軍打不過秦軍，秦軍也不可能戰勝齊桓和晉文，更不可能戰勝商湯和周武的軍隊。因為齊桓、晉文靠的是紀律嚴明，商湯和周武的則是仁義之師。請參看《荀子·議兵》。
    [12]請參看劉歆《新序》。
    [13]車裂有分裂死尸和分裂活人兩種，商鞅是在死后車裂，即五馬分尸。
    [14]關于連坐的解釋，請參看王伯祥《史記選》。
    [15]關于對商鞅變法及其立法和執法的評價，請參看易中天《帝國的終結》和《先秦諸子百家爭鳴》，那里面有更詳盡的論述。
    第六章
    [1]本節與下節所述史實，請參看《史記》之《蘇秦列傳》和《張儀列傳》。
    [2]請參看《孟子·滕文公下》。
    [3]馮的，是歡的異體字?！稇饑摺纷黢T諼（讀如宣）。
    [4]本節事見《史記·孟嘗君列傳》和《戰國策·齊策四》。兩書所載多有不同，本書取材以《史記》為主，參考《戰國策》。
    [5]本節事見《史記·呂不韋列傳》和《戰國策·秦策五》。
    [6]事見《史記·孟嘗君列傳》。
    [7]顧炎武《日知錄·周末風俗》亦稱：“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br/>     [8]事見《史記·蘇秦列傳》、《戰國策·秦策一》。
    [9]事見《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10]事見《史記·張儀列傳》。
    [11]事見《史記·孟嘗君列傳》。
    [12]請參看劉向《戰國策序》。
    [13]請參看沈長云、楊善群《戰國史與戰國文明》。
    [14]請參看《史記·秦始皇本紀》。
    [15]劉向的《戰國策序》就說：“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此說甚為有理。
    [16]見王充《論衡·效力》。
    [17]據說，田成子是“殺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孟嘗君與三千食客吃同樣的飯菜，見《史記·孟嘗君列傳》。
    [18]請參看《史記·魏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