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懷王說，我不要地，只要張儀。
    貴國要黔中，拿張儀來換。
    張儀呵呵一笑，滿不在乎地去了楚國。
    賭棍蘇秦
    蘇秦臨死前，押了最后一寶。[1]
    縱橫家蘇秦是在齊國被暗殺的。作為利用國際關系大發橫財的政客，他招來的羨慕嫉妒恨恐怕不少，因此完全無法猜出刺客是誰所派，全國性的大搜捕也一無所獲。蘇秦傷勢嚴重，眼看不久于人世，破案卻遙遙無期。
    于是，他決定把自己的遺體放在賭桌上。
    彌留之際，蘇秦對齊王說，臣死以后，請王上將臣五馬分尸，同時公開宣布臣是燕國間諜，死有余辜，兇手必定現身。齊王照辦，罪犯果然自投羅網。
    蘇秦此計，堪稱豪賭。
    的確，蘇秦是戰國最大的賭棍。他不賭錢，甚至也不賭命，賭國。此人是把戰國七雄的國家命運，跟自己的身家性命綁在一起下注的。這一賭，風云為之變色，天地為之翻覆。直到蘇秦去世后近一個世紀，他策劃的合縱連橫也仍是國際關系的主旋律。
    什么是合縱連橫？
    合縱，就是燕、齊、趙、魏、韓、楚聯合起來，共同對抗西方的強秦。由于六國都在太行山以東，所以叫“山東六國”；他們的聯合戰線或統一戰線從北到南縱向合成，所以叫“合縱”。六國與秦相比，土地大五倍，兵力多十倍。如果堅持合縱，秦的野心就無法實現，國際和平也就有了保障。
    這當然是很好的主意。
    問題是，蘇秦想出這辦法，并不是為了六國的利益，也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更不是為了天下的利益，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富貴榮華，出人頭地，才真正是他要的。
    為此，蘇秦不辭辛苦，奔走于六國之間，先后說服了燕文侯、趙肅侯、韓宣王、魏襄王、齊宣王、楚威王，而且約定了合縱的具體方案。比如秦攻楚，則齊和魏出兵相救，韓斷秦的糧道，趙和燕聲援；秦攻齊，則楚攻秦軍后路，韓守關隘，魏阻秦道，燕出救兵，趙做聲援。如此等等。
    方案既定，共識達成。于是蘇秦佩六國相印，擔任縱約長，相當于六國會議的秘書長。
    蘇秦合縱成功。
    可惜他這個聯合戰線或統一戰線非常脆弱。六國不但各懷鬼胎，而且互不信任，能湊在一起不過因為有強秦的威脅。一旦警報解除，他們就會如鳥獸散，甚至會打起來，根本不管什么盟約不盟約。到那時，蘇秦靠什么吃飯？
    因此，蘇秦既要鼓吹合縱，又要破壞合縱。只有合縱被破壞，六國因分散孤立而被痛打，才有可能重新睡到一張床上來，盡管依然還是同床異夢。
    破壞合縱的辦法是連橫。
    連橫，就是秦與六國一家一家地單獨結盟，從西向東連成六條橫線。這是有利于秦而不利于六國的方案，顯然不能由蘇秦來做，得另外找人。這人必須可靠，還得跟自己一樣詭計多端，厚顏無恥，唯利是圖，沒有道德的底線和顧慮。
    蘇秦想到了張儀。
    張儀和蘇秦是同學，曾經一起拜在鬼谷先生門下學習權術與權謀，才藝比蘇秦還好，蘇秦也自愧不如。但是蘇秦出道早，張儀則運氣不佳，甚至曾被疑為竊賊而遭到毒打，此刻正窮愁潦倒，走投無路。利用這樣一個人來共同做局大賭一把，是可以放心的。
    但，請將不如激將。于是蘇秦偷偷派了一個人去“點撥”張儀：你的老同學在趙王那里正得勢，為什么不去找他走走路子，想想辦法？
    張儀覺得有理，興沖沖來到趙國，誰知卻碰了一鼻子灰。蘇秦不但沒有盛情款待，反倒讓他受盡羞辱。在冷落了張儀好幾天后，蘇秦大模大樣傲慢無禮地接見了他，讓他坐在堂下，賞賜了一點奴仆吃的殘羹剩菜，又冷嘲熱諷地把他奚落了一番，然后要他去自謀生路。
    像乞丐一樣被打發的張儀悲憤滿腔。他抱著志在必得的決心前往秦國，那是他唯一可以選擇的地方。
    張儀的運氣似乎很好，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位古道熱腸的大富豪。由于此人的贊助，張儀不但見到了秦惠王，而且成為秦國的客卿。直到這時，此人才告訴張儀，他是蘇秦派來的。錢財、車馬、禮品，也是蘇秦贊助的。目的，就是要跟張儀聯手，玩輪盤賭。
    這當然有風險。萬一張儀不解奧秘，不聽招呼，或者穿幫露餡，豈非滿盤皆輸？
    然而蘇秦又賭贏了。后來成為秦相的張儀，果然對蘇秦的想法心領神會，并配合默契。他甚至在蘇秦立足未穩合縱未成時按兵不動，看準了時機才出手。從此，蘇秦成為合縱的領袖，張儀充當連橫的代表。那些利欲熏心的國王則被玩弄于股掌之間，到死都不知道上當受騙。
    騙子張儀
    蘇秦敢賭，張儀會騙。
    所以，蘇秦設賭局，張儀設騙局。
    張儀所設之最大騙局，在公元前313年。這時，雖然蘇秦已經去世，合縱卻仍然是秦國的心頭之患。于是張儀出使楚國，實施對合縱的破壞。
    要破壞其實很容易。因為六國的合縱，原本是各自的利益所使然。利，可以讓他們合，就可以讓他們散。張儀的辦法是向楚懷王許諾，只要與齊國絕交，他便請求秦王割讓土地六百里，作為答謝。
    這話一聽就不靠譜，楚懷王卻喜出望外，覺得占了天大的便宜。有人提醒他慎重考慮，他卻得意洋洋地說，閉上你的嘴巴，等著看寡人拿地！
    然而張儀一回國，便稱病不朝閉門謝客。楚國的使節苦苦等了三個月，卻半點動靜都沒有。楚懷王又自作聰明，認為是秦國還不相信自己的誠意，便派人北上辱罵齊宣王。宣王無故受辱，勃然大怒，立即與楚絕交，與秦連橫。消息傳來，張儀的“傷病”也馬上就痊愈了。
    張儀對楚使說：臣有采邑六里，愿奉獻給大王。
    楚使說，下臣謹奉敝王上之命，前來接受貴國割讓的土地六百里，沒聽說是六里。
    張儀答，臣也沒聽說是六百里。
    楚懷王這才發現是上當受騙了。怒不可遏的懷王再次不聽勸阻出兵伐秦，結果被秦齊聯軍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割讓兩座城邑與秦國議和。
    這才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不過，秦國這時最感興趣的，是楚國的黔中，因此提出用武關之外的土地來交換。楚懷王說，我不要地，只要張儀。貴國要黔中，拿張儀來換。
    秦惠王很為難。
    張儀說，既然楚王一定要臣，臣去楚國就是。
    惠王說，楚王對先生恨之入骨，先生此去怕是危險。
    張儀說，秦強楚弱，眾所周知。臣奉秦命使楚，那楚王怎敢加害于臣？就算他一定要把臣殺了，能以一人之命而換得黔中，也正是臣下最大的愿望。
    于是張儀呵呵一笑，滿不在乎地去了楚國。這一回接待他的，就不是上次的豪華賓館，而是監獄。
    張儀還是不在乎，因為反正有人救他。
    救張儀的，是楚國大夫靳尚。這是張儀早就安排在楚國的線人。辦法，則是通過懷王的寵妃鄭袖做工作。
    靳尚對鄭袖說，你快要失寵了，知道嗎？
    鄭袖問：為什么？
    靳尚說，因為秦王要用很多美女來換回張儀。
    于是鄭袖天天在懷王那里哭哭啼啼：人臣各為其主而已，張儀有什么罪？我們該給的地還沒給，人家就把人送來了，對大王還不夠尊重嗎？張儀一死，秦王必怒，請讓臣妾母子避難江南，以免成為秦軍砧板上的魚肉。
    結果是，張儀從監獄搬回了賓館。
    看來，張儀能騙，也敢賭。
    搬回賓館的張儀說服了楚懷王連橫，然后又出使山東各國，先后搞掂韓襄王、齊宣王、趙武靈王、燕昭王，這時秦惠王卻去世了。接班的秦武王原本就討厭張儀，朝中大臣更群起而攻之。五國見張儀失寵，又紛紛由連橫變成合縱。張儀不但功虧一簣，還生死未卜。
    這一回，張儀只能自救。
    張儀對秦武王說，齊王最痛恨的人就是臣。臣在哪個國家，齊就要攻打哪個國家。因此臣請求去魏國。
    秦武王就把張儀送到魏國，齊軍也果然伐魏。張儀卻派自己的家臣冒充楚人出使齊國，對齊王說：王上不是痛恨張儀嗎？為什么要這樣保護他呢？
    齊王莫名其妙：寡人怎么保護張儀了？
    冒充楚使的張儀家臣說，因為張儀到魏國，是去做誘餌的。貴國與魏國鷸蚌相爭，秦國就能漁翁得利啊！
    結果齊王撤軍。
    張儀逃過一劫，楚國卻萬劫不復。張儀死后十年，楚懷王被秦昭襄王騙到武關，又被劫持到咸陽，最后客死在秦國。楚懷王死后七十三年，秦滅楚。
    事后有人問孟子：張儀可以算是大丈夫吧？一怒而天下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說，這怎么能夠叫大丈夫？居于仁，立于禮，行于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才叫大丈夫！[2]
    沒錯，張儀確實不能叫大丈夫，只能叫大騙子。
    但，張儀是騙子，并不等于別人也是；張儀不是大丈夫，也不等于別人就不是。
    比如馮（讀如歡）。[3]
    食客馮驩
    馮驩是穿著一雙草鞋去見孟嘗君的。[4]
    孟嘗君名田文，是戰國四公子之首，其余三位是趙國平原君趙勝，楚國春申君黃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四公子的共同愛好，是把社會上閑散的士人，包括各國的逃犯都包養起來，叫養士。開養士風氣之先的就是孟嘗君，被養的士人則叫食客，馮驩就是其中之一。
    馮驩來時，孟嘗君照例親自接待。
    孟嘗君問：先生遠道而來，有什么要教導田文的嗎？
    意思很清楚，是問馮驩有什么本事。
    馮驩卻回答：君上好客，在下又窮，因此前來投靠。
    這意思也很清楚：本人什么能耐都沒有，就是來混飯吃的。于是孟嘗君安排他住在傳舍（下等宿舍）。
    十天后，孟嘗君向管事的問馮驩的狀況。
    管事的回答說，馮先生確實太窮了，窮得只剩下一柄劍。每天，他都彈著那劍唱：長鋏（讀如夾，劍或劍把）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就讓馮驩搬到幸舍（中等宿舍），有魚吃。馮驩還是不滿意，又彈著那劍唱：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又讓他住代舍（上等宿舍），出入有車。誰知馮驩并不領情，又彈著那劍唱：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
    這就未免有些過分，所以孟嘗君心里很不高興。不過，不高興歸不高興，對馮驩還是款待如故。
    馮驩卻繼續讓孟嘗君不高興。
    一年后，孟嘗君因為財政困難，需要有人到封地薛邑去處理債務。薛邑的人大多很窮，這事并不好做。下等宿舍管事的就說，住在上等宿舍的那位馮先生，樣子看上去能言善辯，年紀又比較大，派他去很合適。
    孟嘗君便把馮驩請來，問他能不能走一趟。
    馮驩說：諾。
    可是馮驩到了薛邑，卻把收上來的十萬利息拿去買酒買肉請欠債的人吃飯，還自作主張免除了部分人的債務。
    孟嘗君聞訊，把馮驩召回，追問有無此事。
    馮驩說，有。如果不擺宴席，他們就來不齊，臣也就不可能掌握他們的經濟狀況。至于哪些人的債券應該一把火燒掉，臣是核對過的。有還貸能力的，臣已約定了時間。
    孟嘗君說，田文由于自不量力，門下食客三千，結果入不敷出，捉襟見肘，這才請先生去收債，以應急需。先生這樣做，田文的錢還收得回來嗎？
    馮驩說：還不起錢的，再給他十年也還不起，反倒要欠更多的利息。他們最后的選擇，只能是逃亡。那樣，君上的錢還是收不回來，卻要背逼債的惡名。大家都沒好處的事情，為什么要做？現在，我們燒掉的只是永遠都收不回的虛賬，換來的卻是君上仁厚愛民的美譽，不好嗎？再說了，臣下臨行前，君上吩咐買些家里缺的東西回來。君上家財萬貫，富可敵國，缺的不就是義嗎？
    孟嘗君很無語。
    事實證明，馮驩是對的。沒過多久，孟嘗君因為名氣大，能力強，功高蓋主，被齊王罷免。免去了國相職務的孟嘗君只好離開國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但是，當他走到離薛邑還有一百里地的時候，薛邑的民眾已經扶老攜幼，恭候在路旁了。孟嘗君感慨萬分。他對馮驩說：先生為田文買的義，田文現在看見了。
    馮驩卻說，狡兔有三窟，也只能做到免死。請讓臣為君上再筑兩窟。于是他向孟嘗君要了車子和經費，先跑到秦國對秦王說：現在天下最強的，是秦和齊。秦國強，齊國就弱；齊國強，秦國就弱。這叫雄雌之國不兩立，豈能并存？
    秦王一聽，馬上坐直了身子：那該怎樣？
    馮驩回答：把孟嘗君請來就行。齊國重于天下，全在孟嘗君。現在他被罷免，肯定心懷怨恨。他對齊國的情況又了如指掌。如果把他請來，齊國不就是王上的嗎？不過這事時不我待。一旦齊王醒悟，為之晚矣。
    秦王聽馮驩說得在理，就派出十輛車子帶一大筆錢去請孟嘗君。馮驩又搶先一步回到齊國對齊王說：臣下聽說秦王要重金禮聘孟嘗君了！齊與秦，一方強，另一方就弱。王上何不趁秦使未到之時，趕快把孟嘗君穩住？
    齊王聽了，立即下令恢復孟嘗君的相位，還同意在他的封邑建立先王的宗廟。宗廟所在地，誰也不敢侵犯。民眾擁護，官復原職，宗廟在薛，孟嘗君三窟齊全。
    如此馮驩，難道只是食客？
    也是生意人啊！
    商人呂不韋
    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呂不韋。[5]
    呂不韋很有商業天賦，他其實是用商業頭腦來玩政治的。“奇貨可居”這個成語，就是他的發明。
    那么，誰是呂不韋眼中的奇貨？
    秦國的公孫異人。
    異人是秦昭襄王的孫子，安國君的兒子。他在自己二十多個兄弟中，排行不前不后，還是庶出，生母也不招父親待見，因此被打發到趙國做人質。這樣的人，明明是沒人稀罕的滯銷品，怎么會是潛力股呢？
    呂不韋卻慧眼獨具。在他看來，奇貨可居這四個字，關鍵在可居。不可居，再值錢也沒意義。異人如果是太子，或嫡子，或長子，或生母得寵，固然價值連城前途無量，卻炙手可熱高不可攀。相反，正因為他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發配在趙國閑著也是閑著，呂不韋才有了進貨的可能。
    于是呂不韋問他老爹：種田的利潤有多少？
    老爹說：十倍。
    呂不韋又問：珠寶生意呢？
    老爹說：百倍。
    呂不韋再問：扶植一個國王呢？
    老爹說：無法估算。
    如此巨額利潤，當然值得干他一票。
    問題是，把呆賬變成奇貨，可能嗎？
    可能。
    前面說過，異人是安國君的兒子。此時的安國君，已被立為太子，遲早成為秦王。但安國君的二十多個兒子當中，沒有一個是嫡長子。換一個角度來看，即安國君的任何兒子，都可能立為太子。
    呂不韋打的就是這個算盤。換句話說，如果他能讓異人成為安國君的接班人，就等于扶植了未來的秦王。這可是一本萬利的期貨生意。
    關鍵在于，立嫡立儲，誰說了算？
    從法理上講，當然是安國君自己。但能夠左右安國君的，卻是華陽夫人。華陽本是安國君的寵姬，此刻又被立為夫人，安國君對她寵愛有加，言聽計從。因此，只要她一句話，異人立馬就能咸魚翻身，身價百倍。
    那么，怎樣才能讓華陽夫人想起并接受異人呢？
    算賬。
    這筆賬其實很好算，因為華陽夫人自己沒兒子。也就是說，安國君百年之后，接班做秦王的，反正只能是別人的兒子。不過，如果這位公子被自己認領，華陽夫人不就等于有兒子了嗎？在“自己的兒子”和“別人的兒子”之間選儲君，夫人還用得著猶豫嗎？
    但，既然是領養，華陽又為什么一定要選異人？因為呂不韋讓她明白，只有異人，只有那個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異人，才可能像孝順親娘一樣孝順她。孝順也不是有德，是因為有利。沒有華陽，異人無法上位；有了異人，華陽后顧無憂。一方需要靠山，另一方需要保險，互利雙贏，生意成交。安國君也與華陽夫人盟誓，決定立異人為嫡。
    趙國卻不肯放人。
    呂不韋只好又去幫趙國算賬。呂不韋說，秦國如果定要屠趙，是不會在乎一兩個公子的。這時，你們把異人扣在手里，等于拿了張空頭支票，甚至是燙手的山芋。相反，如果現在高抬貴手，異人將來當然會以德報德，你們也等于拿了有價證券。有價證券和空頭支票，要哪個？
    趙王立即禮送異人回國。
    終于回到秦國的落難公子異人，被呂不韋這個稱職的中介包裝上市。他甚至安排異人穿著楚國的服裝去見華陽夫人，結果華陽喜出望外，高興地對異人說：為娘我就是楚人。兒啊，以后你就叫“楚”吧！
    從此，異人更名為楚。
    公子楚的運氣很好。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安國君繼位，是為孝文王。孝文王僅僅在位一年，就告別人世，子楚順利接班，是為莊襄王。
    呂不韋的運氣更好。三年后，他一手扶植起來的莊襄王也撒手而去，繼位的是王后趙姬的兒子。趙姬原本是呂不韋的女人，被異人看中要去，后來成為莊襄王后。但趙姬從呂不韋屋里轉手到異人床上時，據說已有身孕。因此也有人說她的這個兒子，其實是呂不韋的。
    這事恐怕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趙姬這兒子繼位時還是少年，秦國的大權便落到了呂不韋的手里。呂不韋本已封侯拜相，此刻又尊為相國，號稱仲父，權傾朝野，名重一時。他甚至仿效孟嘗、平原、信陵、春申這“戰國四大公子”的做法，大養其士，并讓這些士人為他編寫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號稱《呂氏春秋》。
    呂不韋成功了吧？
    當然。他早期的投資，已經獲得巨額回報，而且名利雙收。據說，《呂氏春秋》完成后，呂不韋曾經下令將書稿和獎金一并懸掛在秦都咸陽的城門之上，揚言只要有人能增刪改動一個字，就獎賞千金。
    為中華文化貢獻了“奇貨可居”和“一字千金”兩個成語的呂不韋，這時達到了他事業的巔峰。這個巔峰是不可企及的。此后，盡管仍然會有商人參與政治，或借助政治從事商業，卻沒有任何人超越呂不韋。
    與此同時，呂不韋自己也從風光無限迅速墜入萬丈深淵。新秦王即位后十年，呂不韋被免去相國職務。又過了兩年，他被迫在自己的封地服毒自殺。
    他真是白賺了那么多錢。
    把呂不韋逼到絕境的，就是趙姬的兒子，那個生父可能是莊襄王異人，也可能是文信侯呂不韋的男孩子。這個男孩的名字叫嬴政，是秦王國最后一任國王，也是秦帝國第一任皇帝。正是他，終結了戰國，也終結了先秦，并開始了新的時代——帝國和王朝的時代。
    沒錯，他就是秦始皇。
    但，這將是另一個故事。
    這是什么時代
    賭棍、騙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場，演繹出五光十色轟轟烈烈的悲劇和喜劇。參與演出的人，其實還有很多。比如自薦的毛遂，刺秦的荊軻，救趙的信陵君，都為讀者耳熟能詳。于是我們不禁要問：戰國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
    賭徒的時代。
    沒錯，時代跟人一樣，也是有個性的。因此，如果把春秋和戰國比作人，那么，春秋是貴族，戰國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戰國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戰國是賭棍。只不過，戰國的賭棍往往也有血氣和血性，甚至同時也是豪俠。豪俠之賭，即為豪賭。那一份豪情和俠義，依然令人神往，讓人心儀。
    比如馮。
    馮當然不好說是賭徒，卻也是個敢押寶的。他為孟嘗君收買人心，就是做期貨，也是賭。實際上他的延長貸期和焚燒債券，并未得到孟嘗君的授權。而且，如果后來孟嘗君沒被免職，這筆投資也體現不出回報。因此，當馮豪情萬丈大燒其薛邑債券時，他不是在賭嗎？
    但，馮又是仗義的。
    孟嘗君罷相后，他門下那三千食客都如鳥獸散，跑得一干二凈，留下的只有一個馮，幫助他東山再起的也只有馮。因此，復位后的孟嘗君便對馮說：那幫小人要是還敢回來，我一定把口水吐到他們臉上。
    馮立即俯身下拜。
    孟嘗君大驚失色：先生難道要替那些家伙謝罪嗎？
    馮說，不！臣是要替君上的不當言論謝罪。君上應該知道，有生有死，是天之常道；嫌貧愛富，是人之常情。那些趕集逛商場的，早上蜂擁而入，晚上不屑一顧，難道因為喜歡早晨厭惡夜晚？不，是因為他們要的東西到晚上就沒有了。因此，請不要責怪那些人的離去。[6]
    這可能是馮所做最仗義的一件事，然而他講的道理卻是利，他對孟嘗君的忠誠也表現為利。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春秋開口閉口是禮，戰國開口閉口是利。這一點，只要比較《國語》和《戰國策》，就一目了然。[7]
    戰國的時代特征也昭然若揭，那就是唯利是圖。
    對此，蘇秦應該深有體會。當初，他外出謀生一無所獲回到家鄉時，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親甚至連話都不跟他說。后來，他佩六國相印衣錦還鄉，家里人都不敢抬頭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婦一樣伺候他吃飯。蘇秦笑著問嫂子：你們前倨后恭，是什么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臉貼在地面上說：因為您現在又有權勢又有錢啊！
    這真是赤裸裸的勢利。難怪蘇秦會感嘆說：一個人如果貧窮，父母都不拿他當兒子；如果富貴，親戚都會來拍馬屁。人生在世，難道可以不在乎金錢地位嗎？[8]
    切膚之痛，經驗之談呀！
    的確，戰國是一個“真小人”的時代。在這二百多年中，社會也為各色人等提供了廣闊空間和無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個連真名實姓都無人知曉的窮光蛋。但他穿著草鞋扛著雨傘去游說趙孝成王，一見即獲賞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即拜為上卿，可謂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對士人豈能沒有誘惑？[9]
    何況門檻極低，只要一張嘴；成本也極低，只要一席話。所以，張儀當年被人疑為竊賊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話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頭還在不在？
    老婆笑著說：舌頭倒是還在。
    張儀便說：足矣！[10]
    甚至沒有三寸不爛之舌也不要緊。比如孟嘗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結果，會學狗叫的幫他竊得狐白裘，買通了秦王寵姬；會學雞叫的幫他哄開函谷關，順利地逃出秦國。雞鳴狗盜，不也能換來富貴榮華？[11]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一個人，如果原本一無所有，只要敢作敢為就可能大富大貴，誰不想賭他一把？能像馮那樣仗義，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呂不韋那樣通過利人來利己，則要算聰明。呂不韋在邯鄲拜見異人時，話就說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當然要光大自己的門楣，但在下的門楣卻要靠公子的門楣才能光大，所以我們必須合作。
    戰國，是趨利的時代。
    這樣的時代是沒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蘇秦甚至公開對燕易王說，臣下我不講誠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講誠信的都死守道德，誰會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蘇秦這樣說，還真不是強詞奪理，反倒應該看作透徹通曉。事實上戰國的王侯，不少就是賭棍出身，他們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為，都難免賭徒心態，正所謂“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這其實是時代所使然。[12]
    于是上流社會，棄仁義而重權謀；諸侯各國，廢禮讓而重戰爭。結果，應運而生的是謀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因為戰國就是這樣：只講功利不講道義，只要目的不擇手段，成者王侯敗者寇，誰有權勢誰就是大爺。
    戰國，是無德的時代。
    沒錯，如果說春秋還只是禮樂崩壞，那么戰國便已是道德淪喪。這對于華夏文明，無疑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因為華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禮樂；全民共識，則是以德治國，以禮維序，以樂致和。德治是“一個中心”，禮樂是“兩個基本點”。華夏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就體現在這一整套系統中。
    然而這一整套系統，都在戰國分崩離析，而且也不可能不崩潰。是啊，楚是南蠻，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齊和趙、魏、韓是盜篡，哪一個是姬周嫡傳、純種王族？
    何況就算華夏正宗，也無法抗拒三大變革：第一，土地國有，按戶籍授予小農并征收賦稅；第二，諸侯兼并，國土和子民不再分封；第三，中央集權，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國王任命。也就是說，井田制廢，授田制立；封建制廢，郡縣制立；世卿制廢，官僚制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一切都變了。社會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識形態，豈能不變？[13]
    基礎動搖，支柱倒塌，中國向何處去？
    誰來回答中國
    能回答歷史之問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戰國舞臺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時代主人，西周是王，東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讓我們印象深刻的風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齊桓、晉文，后有子產、趙鞅，他們是那些時代的代表。
    戰國的歷史，卻是由士來譜寫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貴族。前三等，是天子、諸侯、大夫。在秦漢和秦漢以后，是最高一級的平民。后三級，是農、工、商。
    那么，戰國的士，是什么？
    精神貴族。
    所謂精神貴族，就是僅僅在精神上或精神領域是貴族。根本原因，是士沒有不動產，也沒有統治權。沒有物質，便只有精神。成為精神貴族，是遲早的事。
    不過既然是貴族，就該有貴族的權利和義務，也要有標識，比如體現參政權的緇冠，體現參軍權的皮冠，體現祭祀權的爵冠（爵讀如雀）等等。這是權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認同。因此，子路寧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這就是貴族精神了。
    有貴族精神，就有君子風度。所以，春秋雖然禮壞樂崩，卻還不至于道德淪喪。
    然而進入戰國，士的權利和義務都沒有了，只剩下一柄劍。這是他們在舉行冠禮時獲得的，也是貴族的身份認同和象征。所以，司馬遷在記錄秦始皇的成年禮時，特地寫了“帶劍”二字。同樣，馮和韓信盡管一文不名，卻劍不離身。劍，是貴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俠多半用劍，道理也在這里。[14]
    劍，意味著身份，也意味著教養。一般地說，士都能接受比較良好的教育。他們的教育條件不一定最好，學習積極性卻可能最高。因為他們有身份無地位，有義務無職務，有事業無產業。唯一的出路，是為更高級的貴族服務，換取俸祿或食田（可以分得糧食和賦稅的田地）。
    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務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來工作。其中，幫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齊家”；協助諸侯治理邦國，叫“治國”；輔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合起來就叫修、齊、治、平。
    但，無論齊家還是治國，士人都是幫傭，諸侯和大夫則是老板。不過，春秋的老板和幫傭是有血緣關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襲職務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時代的齊國那樣由國家包養。戰國之士，則必須自己找工作。他們與諸侯和大夫，是雇傭關系。既然如此，士們是去幫忙，還是幫兇、幫腔、幫閑，便由不得自己，或不能完全由自己。
    相反，為了保證有口飯吃，甚至能夠飛黃騰達，他們很可能放棄原則而投其所好，不顧長遠而只顧眼前。戰國之人急功近利，社會風氣急劇敗壞，這是重要原因之一。[15]
    好在事情還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國際事務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那些重量級士人，服務某國該國就興旺發達，離開某國該國就內外交困，正所謂“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簡直就是核武器。[16]
    這就迫使各國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節，禮賢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賢成風。他們甚至不惜自己節衣縮食，也要供養士人。齊國執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養士。孟嘗君門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樣的飯菜，不敢稍有怠慢。權貴們對士人的謙恭，于斯為最。[17]
    相反，士人卻完全不必看權貴的臉色，甚至可以傲然視之。有一次，魏國士人田子方與太子擊狹路相逢。太子連忙讓車回避，自己下車行禮，田子方卻昂然不答。他說：諸侯看不起人則失其國，大夫看不起人則失其家。我們士人，如果主張不被接受，言論不被采納，換個國家就是。拋棄不識好歹的權貴，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擊聽了，也只能唯唯諾諾。[18]
    毫無疑問，王侯卿相們的這種態度，是被殘酷的國際競爭和權力斗爭逼出來的，卻在無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產力。我們知道，知識階層最希望的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態，一是衣食無憂，二是言論自由。有此兩條，思想的源泉就會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會遍地開花。
    戰國，就做到了這兩點。
    事實上，戰國的知識階層雖然不少被國君或大夫供著養著，卻其實不必承擔責任，也不受任何制約。他們想著書立說就著書立說，想高談闊論就高談闊論，想出謀劃策就出謀劃策，想坐而論道就坐而論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沒人失去自由，也沒人因言獲罪。
    不被供養的，更如此。
    于是戰國二百年，就成了充滿矛盾的時代：民眾水深火熱，士人備受尊崇；社會動蕩不安，學術空前繁榮；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華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動亂年代，變成了思想文化的黃金時代。
    當然，這個時代要從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嗎？不奇怪。事實上，正因為社會劇變，天下大亂，道德淪喪，共識闕如，中國向何處去才成了問題。同樣，正因為一個跨國界、超宗族的精英階層勃然興起，又沒有一統天下的強權能夠鉗制輿論，問題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于是，儒家代表著文士，墨家代表著武士，道家代表著隱士，法家代表著謀士，紛紛亮出自己的主張，力圖影響歷史的進程。這是當時最自由也最活躍的力量。因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為活躍，所以要爭鳴。
    世紀大辯論開始了。
    那就看他們如何亮劍！
    本卷終
    請關注下卷《百家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