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去見秦孝公，
    據說帶了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世道變了
    三家滅知，戰國開始。
    戰國常常被看作春秋的延續，或與春秋同一時代，叫春秋戰國。這其實是極大的誤解。實際上，春秋與戰國是兩個時代，中間也隔了好幾十年。只不過由于史料的匱乏，我們對這幾十年的情況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戰國與春秋的差別不會小于男人和女人，盡管男女都是人。
    比如戰爭。
    戰爭是春秋和戰國都有的，然而性質和方式卻截然不同。春秋的戰爭更像是競技體育，講究外交禮儀和游戲規則，包括不斬來使、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逐北、不擒二毛等等。諸侯們宣戰的目的，則主要是炫耀武力，嚇唬對方，拉幫結派，爭當霸主。最卑鄙的動機，也不過掠奪財富和擴張勢力。這樣的事情當然也不少。春秋早期，中華大地上的邦國據說有上百，到晚期只剩下二十幾個，便是證明。
    春秋戰爭中最卑鄙的勾當，是楚文王干的。事情發生在魯莊公十年到十五年間，牽涉到的邦國有陳（今河南淮陽縣）、蔡（今河南上蔡縣）、息（今河南息縣）。當時，陳國一位公主嫁到息國，路過蔡。碰巧蔡哀侯的夫人也是陳國公主，自然要盡地主之誼。可是這位陳國公主或者說息國夫人實在是太漂亮了。蔡哀侯一見，便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言行舉止頗為輕佻。息侯聞訊大怒，一狀告到楚文王那里。楚文王受理了此案，當真去討伐蔡國，還俘虜了蔡哀侯。蔡侯為了報復，則慫恿楚文王去搶息夫人。楚文王聽了蔡侯的描述，居然當真滅了息國，把息夫人據為己有。
    這可真是蠻夷的行徑。
    成為楚文王女人的息夫人，后來被稱作文夫人。她為楚文王生了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就是楚成王。然而許多年下來，這位美女從來不主動說話。楚文王問她為什么，息夫人答：我一個小女子，事奉了兩位丈夫，還有什么話可說？楚文王無言以對。他出氣的辦法，是把蔡國又痛打了一頓。[1]
    不過，搶地搶錢搶女人，往往是順手牽羊。因此，也有把搶來的土地和人民還回去的，甚至還有用閱兵來替代實戰的。比如召陵之戰，就沒有真打；楚莊王伐陳，陳國也沒有被滅。當然，莊王原本已經把陳變成了楚國的一個縣。但被大臣一勸，又還給了陳人。他甚至沒將夏姬收入宮中，盡管夏姬之性感未必亞于息夫人。[2]
    這時的楚國，已經變成華夏了。
    士和大夫參戰的目的，在春秋主要為榮譽，包括邦國和個人的榮譽。因此在整部《左傳》中，可殺不可辱的史不絕書，貪生怕死臨陣脫逃的卻一個沒有。當然，春秋晚期也出了兩個膽小鬼，一個是趙武的孫子趙羅，一個是衛國的太子蒯聵（讀如愧）。當時，趙鞅發兵攔截給范氏和中行氏送糧的鄭軍，他倆和魯國的陽虎都參戰。趙羅單獨一輛戰車，蒯聵則擔任趙鞅的車右。陽虎英勇奮戰，那兩個卻嚇得半死，蒯聵甚至嚇得自己跳下車來。趙羅的駕駛員沒有辦法，只好用繩子把他綁在車上。蒯聵則被趙鞅的駕駛員拽上車去，還被斥為像個女人。
    然而蒯聵重新上車后，表現卻非常出色。他不但救了受傷的趙鞅，還接替趙鞅指揮戰斗，繳獲軍糧一千車。所以戰后論功行賞，蒯聵便自稱是車右中功勞最大的。趙鞅的駕駛員則說，驂馬的肚帶快斷了，我還能控制戰車，我是駕駛員中功勞最大的。為了證明這一點，這位駕駛員往空車里面裝了些小木材，驂馬的肚帶立即就斷了。[3]
    這就是春秋的戰爭。
    的確，戰爭在春秋是榮耀的事，也是體面的事，還是君子的事，因此流血而不嗜血，有血性而無血腥。即便是城濮這樣的大戰，時間也只有一天。一旦決出勝負，就各自收兵，絕不趕盡殺絕。像越王勾踐那樣把吳都一圍三年，已是蠻夷作風和戰國做派，為正人君子所不恥。
    然而在戰國，一場戰爭打幾個月，是很正常的。殺人上萬，也稀松平常。比如秦國，從獻公到嬴政，大規模殲敵的戰爭十五次，敵方死亡總人數一百零二萬八千。其中最慘絕人寰的，是秦將白起在伊闕之戰斬敵首級二十四萬，在長平之戰活埋降卒四十萬。[4]
    至于屠城這樣的野蠻行徑，當然也是戰國的發明。[5]
    世道變了。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
    天子沒了
    為新時代加蓋公章的，是周威烈王。
    公元前403年，威烈王簽署命令，冊封晉國大夫趙籍、魏斯、韓虔為諸侯。原來的晉君也保留了名位，但僅有絳和曲沃。其他地盤，盡入趙、魏春秋時期的頭號霸權大國，就這樣沒了。
    三個新的國家，則在分裂中誕生。
    沒人知道周威烈王當時怎么想。也許，在這樣一個禮壞樂崩的末世，天子還能行使封邦建國的權力，是應該竊喜的。但他同時也應該清楚，這一回的封建跟當初之封齊封魯，后來之封鄭封秦完全兩樣。那時，是天子想封誰，就封誰。現在，卻是讓你封，就得封。一樣嗎？
    其實，不但趙、魏、韓是嶄新的，整個天下都今非昔比。我們知道，世界上的國家有兩種。一種是一個城市加周邊農村，叫“城市國家”；另一種則是中心城市（國都）加許多城市再加廣闊農村，叫“領土國家”。西周的邦國主要是城市國家，春秋則兩種國家并存。那些霸權國都是領土國家，許多被吞并的小國則是城市國家。[7]
    這樣的小國，戰國時還有嗎？
    沒有。戰國七雄都是領土國家。當他們成為新時代的主人時，不要說那些小小的城市國家，就連許多中等規模的領土國家，也都被兼并或變相兼并。鄭，不就被韓國滅了嗎？衛，不是變成了附庸小國嗎？
    更重要的，是主權。
    西周的邦國是沒有獨立主權的，禮樂征伐在理論上都必須自天子出。春秋的邦國則有“半獨立主權”，諸侯可以自由地征稅、擴軍、宣戰、媾和、結盟，甚至吞并小國，侵略天子，壓迫中央，根本不把王室放在眼里。同樣，那些強大強悍的氏室，比如魯的三桓和晉的六卿，也公然無視公室的存在，自說自話地征稅、擴軍、宣戰、媾和、結盟，吞并其他氏族。這哪里還是家？明明是國。
    魯、晉、齊的國君，豈非形同虛設？
    這時的天子，也徒有其名。
    當然，名分還是重要的。就算夫妻離婚，房產過戶，也得辦手續。所以三家分晉，田陳代齊，還需要周王認可。這位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就相當于民政部門和房管部門。只可惜，這與其說是法理如此，不如說是習慣使然。
    習慣是可以改變的，而且改變起來也并不那么麻煩。最簡單的辦法，是把自己變成王。這事楚人在西周時就試運行過，到東周則正式稱王。以后，又有吳和越。當然，他們都是南方蠻夷，并不算數。
    進入戰國后，北方諸國也紛紛見賢思齊，相繼稱王。就連奄奄一息的宋也不甘寂寞，秦和齊甚至還曾稱帝（但很快恢復為王）。總之，大約在戰國過了三分之一的時候，所有的公國都變成了王國。[8]
    公國變王國，意義重大。
    意義不在等級和面子。名號體現的是國家性質。從夏到秦，名號在不斷變更，性質也在不斷變革。大體上說，是夏方國，商伯國，西周侯國，春秋公國，戰國王國，秦漢帝國。方國就是部落國家，伯國則是部落國家聯盟成員國。這時，國家形態還不成熟，無所謂主權。西周建立特殊的國家聯盟，成員國即侯國。但諸侯國系周王所封，所以又叫封國或邦國。侯國是沒有獨立主權的。變成公國，就有了半獨立主權；變成王國，則有完全的獨立主權。
    沒錯，獨立王國。
    一個由獨立王國組成的天下，是不需要什么共主的。日薄西山的周，后來也分裂為兩個城市國家，分別叫東周國和西周國。他們的國君也不敢再稱王，而是稱君。這時，不但諸侯們都已成為國王，就連蘇秦也死了。
    這樣看，當年威烈王冊封三晉，周安王冊封田和，其實是給自己簽署了死刑判決書。這死刑判決，是給封建制度的，也是給邦國時代的，更是給周天子的。
    是的，天子沒了。
    但，天子又似乎是不能沒有的。大家都是王，等于沒有王。因此，國王們只能頻繁地發動戰爭，最后打出一個天子來。
    這個新的天子，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建立的，是帝國。
    帝國是一定要建立的，也是一定會建立的，卻未必一定由秦來建立。比如楚和齊，便都有資格。所以秦兼天下，楚最不服；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不過在我們看來，最該后悔的卻不是楚，更不是齊，而是魏。
    這錯不該犯
    魏惠王最大的錯誤，是看走了眼。
    的確，如果不是魏惠王小看了一個人，那么，在戰國激烈的競爭中，最后勝出的就可能不是秦，而是魏。事實上魏在戰國初期，原本是最有活力也最有希望的。正如亞歷山大是亞里士多德的學生，魏的第一任國君魏文侯也拜在了孔子學生子夏的門下。輔佐他的，則有政治家李悝（讀如虧）和軍事家吳起，以及地方官西門豹。于是魏國的發展便蒸蒸日上。相反，這時的秦國還被視為戎狄，毫無起色。
    這就像極了春秋。春秋，是鄭國先崛起，然后讓位于晉。戰國，則是魏國先興盛，然后讓位于秦。戰國的魏文侯，就是春秋的鄭莊公。看來歷史的選擇并非先入為主，后來居上反倒極為可能。這實在是意味深長。
    那么，秦又為什么能后發制人？
    因為商鞅。[9]
    至少，商鞅的作用很大。
    商鞅是孟子和莊子的同時代人，但比他們倆稍微年長一點。因為后來受封于商，所以被稱為商君或商鞅，其實本名叫公孫鞅，又叫衛鞅。顧名思義，可知他原本是衛國的公族。但可惜，他這個公孫是庶出，衛國又已淪為魏國的附庸。于是年輕時的商鞅、衛鞅或公孫鞅，便只能去做魏國宰相公叔痤（讀如磋）的家臣。
    這時的魏君，就是魏惠王。
    魏惠王是很器重公叔痤的。因此公叔痤病重時，魏惠王就去探望，并詢問后事。魏惠王說：先生如果有個三長兩短，寡人和寡人的社稷可怎么辦？
    公叔痤推薦商鞅接替自己。
    魏惠王聽了，一言不發。
    于是公叔痤就請魏惠王屏退左右，然后說：王上，如果不用公孫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殺了，別讓他跑掉。
    魏惠王說：諾。
    惠王一走，公叔痤就把商鞅叫來，把所有的情況都告訴了他。然后抱歉地說，我這是先公后私，先君后臣。趁現在還來得及，你就趕快跑路吧！
    商鞅卻淡然一笑說，大王既然不能聽主公的話而用臣，哪里又會來殺臣？
    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果然沒殺他。不但不殺，還對身邊人說：公叔怕是又老又病糊涂了吧？居然要寡人用公孫鞅為相。這不是太搞笑了嗎？
    其實公叔痤一點都不可笑，反倒是魏惠王很快就悔之莫及。二十年后，魏國接連吃了兩次敗仗。第一次是敗給齊國，結果是大將龐涓戰死，太子申被俘。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馬陵之戰，是軍事家孫臏的杰作。
    敗給齊國的第二年，魏國又敗給了秦。這一仗，則是商鞅的杰作。當時，魏軍的統帥是公子卬（讀如昂），與商鞅可能有點交情。于是商鞅就寫信給公子卬說，你我在魏國，本是好朋友。現在成為敵人，實在是下不了手。不如我們私底下講和，然后各自回國去安定國家。
    公子卬很以為然，興沖沖毫無防備地前來赴宴。他哪里知道，這一仗原本就是商鞅挑動起來的，屏風后面也早就埋伏了甲兵。商鞅一聲令下，甲士蜂擁而出，秦軍也乘勢出擊。結果，魏軍大敗，公子卬被俘。
    實話實說，商鞅這招多少有點不太地道，他是把交情變成了武器。但，兵以詐立，豈能考慮許多？何況商鞅與魏國也早已恩斷情絕，又哪有什么信譽可言？
    然而一敗再敗對于魏國，后果卻很嚴重。再也無力支撐的魏惠王，只好割地求和，并把國都從安邑（今山西夏縣）遷到了大梁（今河南開封市），所以后來他也被叫作梁惠王。直到這時，他才終于明白公叔痤并不糊涂，糊涂的是自己。魏惠王一聲長嘆說：寡人只恨當初沒聽公叔痤的！
    說這話時，估計他連腸子都悔青了。
    是的。這個錯誤，他不該犯。
    商鞅是在公叔痤病故之后離開魏國的。走的時候，他沒有依戀，也沒有糾結。實際上從春秋晚期開始，士，即當時的知識階層和白領階層，便都是天下主義者。對于他們來說，天下比邦國重要得多。就連最有道德感如孔子，也不過是離開魯國的時候走得慢點，離開別國的時候走得快些。
    至于公孫鞅，就更不必有什么過意不去。是啊，魏惠王既然不肯用我，那我就跳槽。
    對！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商鞅的留爺處，就是秦。
    只能霸道
    商鞅去見秦孝公，據說帶了三套方案。
    哪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三套方案，分了三次來談。先說帝道，孝公無動于衷；再說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說霸道，孝公聽得入神，膝蓋移出了座席都沒有感覺。
    這完全不奇怪。因為這時的秦，情況相當不好。秦穆公稱霸中原的夢想破滅后，霸權就一直在晉楚兩國手中。東邊的晉，南方的楚，把秦國擠壓在狹小的戎狄地區，完全沒有發展空間。而且，無論是華夏正宗晉，還是蠻夷之邦楚，都視秦人為夷狄，不邀請甚至不允許他們參加中國的盟會。[10]
    如此待遇，實在讓人憋屈。
    秦孝公下令求賢，就是要改變現狀，讓秦國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確，帝道和王道便顯然不合時宜。帝道即堯舜之道，王道即湯武之道。前者屬于部落時代，后者屬于邦國時代，都不適用于戰國時代。秦孝公跟商鞅討論興國之路，話也說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當真實現起碼也得幾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么久？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得來點管用的東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面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里，卻其實是強國之道，甚至是強國之術。術當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當飯吃。何況兵強馬壯，才能稱王稱霸；先成霸業，才能再成帝業。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變法度。
    變法其實就是改制。改哪個？邦國制。邦國制的特點是分權。天子分權予諸侯，故封邦建國；諸侯分權予大夫，故封土立家。可見，分權、封建、邦國，是三位一體的。
    然而權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來；下級一旦強勢，上級就只好空城。結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后有三桓，諸侯被架空。架空了諸侯的大夫如季孫氏，又被家臣架空。國君被架空，國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滅。結果是，晉國分裂，齊國易主，魯國衰落。教訓啊！
    痛定思痛，必須變分權為集權，改周制為秦制。
    問題是怎么改？
    釜底抽薪。
    什么是釜？封建貴族。什么是薪？爵位世襲，采邑私有，無功受祿。春秋那些跋扈的貴族，無論魯國的公族，晉國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為有此特權，國君才拿他們沒有辦法，他們也才能擁兵自重，盤踞采邑，架空國君。顯然，要想集權救國，必先干掉貴族。
    當然，貴族不可能馬上被消滅，商鞅只能先以新貴代舊貴。具體方案，則是不論血統論軍功。新法頒布后，所有貴族都必須先從沒有軍功的宗室做起，然后按照軍功的大小重新確定尊卑貴賤，爵位俸祿。沒有軍功的，取消名位，降為民戶中的地主和富人。有軍功的，爵位最高也不過封侯。而且，只要有軍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為新貴。
    新貴和舊貴，有什么不同？
    舊貴是領主，新貴是地主。按照周制，大夫對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權的，而且這治權諸侯還不能干預。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只忠于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于國君（諸侯）。
    然而按照商鞅設計的新制度（秦制），新貴（侯）對自己的封地卻既無產權，又無治權，只有財權。也就是說，他們只收租稅，不理民事。原先附屬于領主的那些臣民，則重新編組，由地方官管理，變成直屬國君的編戶齊民。
    這一改革的直接結果是領主沒有了。領主沒有了，領地自然也沒有了。從此，秦國不再有采邑，只有郡縣。全國設為三十一個縣，置縣令（縣長）和縣丞（副縣長）治理。以后奪取他國之地，也不立封國和采邑。既沒有領地，又沒有領主，也就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貴族。
    沒有了貴族，就沒有了需要世襲的爵位。因此，無論卿大夫，還是地方官，所有官員都由國君任命，按能力和績效任職，不再按爵位世襲。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國人，也可以進入領導層和決策層。相反，即便是秦國最有來頭的家族，也得靠邊站。
    這就是商鞅的政治體制改革，它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廢領主制，行地主制；廢封建制，行郡縣制；廢世襲制，行任命制。這樣一種根本性的變革，當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來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然而在這里，我們卻分明看到了未來帝國的影子。
    商鞅變法的歷史意義，正在于此。
    變法的實際意義，則是中央集權。這是秦國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實上，原先隸屬于領主的臣民直屬中央，人民就是國君的。采邑變成郡縣，土地就是國君的。從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權力就是國君的。土地、人民和權力都集中到國君手里，豈非霸道？
    不過商鞅又霸道得聰明，霸道得智慧，因為他的指揮棒是軍功。軍功與血統，有什么不同？血統與生俱來，軍功全靠爭取；血統有利于貴族，軍功有利于國君；血統由家族遺傳，軍功由政府認定。以軍功定爵祿，軍民人等就積極上進奮勇殺敵，誰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結果必然是：風氣改變了，國力增強了，國君的地位提高了，貴族的權勢沒有了，豈非一舉多得一箭雙雕？
    當然是。
    從此血腥
    以國君集權和富國強兵為鎖定目標，商鞅全面展開了他的體制改革，包括經濟改革和軍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簡單：恩威并施。比如，努力生產多交公糧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機倒把的，收為奴婢。又比如，有軍功的，讓他們顯赫榮耀；沒軍功的，讓他們沒有面子。
    總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軍功章，帶領秦國突出重圍。新法實施十年后，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人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秦孝公也從雍（今陜西鳳翔縣）遷都咸陽（今陜西咸陽市），開始了“席卷天下，包舉宇內”的準備。勃然雄起的秦讓諸侯刮目相看，連周天子都送來了胙肉。
    但，這很可疑。
    可質疑的不是鄉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實上商鞅上臺后頒布的一號法令，就是在基層組織推行保甲制和連坐法。商鞅規定，庶民按戶編組，五家為保，十戶相連，一人作奸犯科，通體連帶責任：不告發者腰斬，藏匿者視同降敵，告發者則按斬敵首級領賞。呵呵，難怪秦國能做到“道不拾遺，山無盜賊”了，人人都是特務和警察嘛！
    這樣一種鄰里之間相互監視相互告發的恐怖生活，也許只有在納粹德國之類的地方可以體驗。只不過沒人知道，商鞅是否為他的元首組建了黨衛隊。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國變成了一座軍營，也使秦國成為一座監獄。實際上他肅清盜賊，整頓治安，禁止斗毆，并不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而是要將社會上閑散的武力集中起來為其所用。他的所謂“勇于公戰，怯于私斗”，就是只為國君戰斗，不為自己戰斗；只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只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顯然，商鞅培養教育出來的，不過是些毫無愛心的殺人機器。如果靠這竟能實現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話！[11]
    殺人機器是不會把他人生命放在眼里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據說，商鞅有次一天之內就在渭水之濱處決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于天地，畜怨積仇比于丘山”，簡直就是慘絕人寰！[12]
    商鞅，你這樣殺人如麻，就不怕報應嗎？
    沒人知道這條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沒人證明它無中生有，或夸大其詞。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個鐵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時，秦國上下議論紛紛，到國都投訴的數以千計。起先商鞅還跟他們講道理，后來就干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說新法不好還是說好的，都統統稱之為亂民，放逐到邊邑。結果當然令商鞅滿意。從此以后，再沒人敢說三道四。
    這絕不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
    不錯，變法是要有些鐵腕。決策做出以后，斬斷爭論也很有必要。否則，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況不同于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專制、集權和獨裁來設計和進行的，因此不能讓人民有任何自由，包括言論自由。
    實際上，商鞅不但不準議論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許有任何議論。在他心里，人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他們不過是君王實現霸業和帝業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說，男人平時是勞動工具，戰時是殺人武器，女人則是生產這些工具和武器的機器。既然如此，那你議論什么？遵命執行就是！
    這就是所謂商鞅變法。從此，秦國上有獨裁君主，下有蕓蕓眾生，中有官僚機構，到處都有軍隊、特務和警察，變成了一個中央集權和軍事獨裁的準帝國。
    事實上，秦能在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只能歸結為他們有當時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說，他們把這個新制度建設得最徹底，也運用得最徹底。這種新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集中國內的資源和財富，最大限度地激發民眾的生產潛力和戰斗勇氣，并保持令行禁止步調一致的集體性格，從而橫行霸道，一統天下。
    在這里，我們聞到了專制的血腥。
    是的。伴隨秦軍挺進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風；提供秦國后來居上之保證的，是嚴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嚴，秦制之專橫，秦風之強悍，實乃公開之秘密，不爭之事實。秦，是專制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大本營。
    這個大本營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從公國變成了王國，并為這王國變成帝國搭建了舞臺，鋪平了道路，做好了準備。商鞅死后十四年，秦惠稱王；一百零四年后，嬴政稱帝。
    然而商鞅自己，卻死于非命。
    為誰改革
    商鞅是被車裂的。
    車裂即通常所謂五馬分尸。行刑之法，是用繩子捆住受刑者的頭和四肢，另一頭系在馬身上，然后同時鞭策五匹馬，分裂人犯的身體。商鞅所受，就是這種酷刑，而且是當眾執行，分明有殺一儆百的意思。[13]
    商鞅為什么會落得如此下場？
    因為得罪了孝公的太子、后來的惠王。之前，商鞅為了推進新法，并維護法律尊嚴，懲罰了太子的兩位師傅，公子賈臉上刺字，公子虔被割了鼻子。所以，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馬上就一狀告到了惠王那里，舉報商鞅謀反。秦惠王原本就對商鞅恨之入骨，當然一告就準。于是下令通緝，全國搜捕，捉拿歸案，處以極刑，同時滅族。
    這是商鞅被害的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呢？
    儒家說是作法自斃。因為按照“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老規矩，商鞅原本可以免死，頂多賜他自盡，不至于死得這么慘。可惜，此人卻偏偏不行王道行霸道，不行禮治行法治。那就請你以身試法。
    是這樣嗎？
    否。
    沒錯，商鞅確實死于法治，也確實是作法自斃。比如舉報別人，就是他鼓勵的。好嘛！老百姓知情不報要腰斬，積極告發則視為奮勇殺敵，那么，有人聽說你要謀反，該不該舉報？呵呵，你不是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
    或許有人會問：舉報商鞅謀反，有證據嗎？沒有。他們的原話，叫“商君欲反”。什么叫“欲反”？想造反。哪里想？心里想。心里想，能證明嗎？不能。需要證據嗎？不要。因此，說白了就是莫須有，誣告。
    或許又會有人問：誣告也能成立嗎？能。因為商鞅在鼓勵鄰里之間相互告發的時候，就沒說要有證據，更沒規定誣告者要負法律責任。總之，獎勵舉報的政策是有的，制裁誣告的法律則是沒有的。不難猜測，在商鞅的治下，被人誣告和屈打成招的，一定不會絕無僅有。
    只不過，現在輪到他自己。
    實際上商鞅被誣告后，也清楚自己渾身是嘴說不清，只好逃亡。但他跑到秦國邊境，卻住不進旅店。店老板說，商君有規定，所有的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路條、護照或者身份證。如果沒有，就不能收留。如果違法收留，而客人碰巧又是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那么，這人將來判什么罪、受什么罰，旅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罰，這就叫“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簡稱“連坐”。店老板并不知道來人就是商鞅，商鞅自然也不敢出示什么證件，于是便長嘆一聲說：真沒想到，我變法立法的弊病竟到了這個份上！[14]
    走投無路的商鞅只好當真造反。他先是逃往魏國，卻被魏人送回秦境；又逃往商邑，卻被惠王派兵剿滅。作為反賊，他被秦軍殺死在基地，又被拉回國當眾車裂。
    這一下，商鞅的叛國罪坐實了。
    其實，商鞅原本還有另一條出路，那就是在開庭審判時為自己辯護。當然這很難。面對“欲反”的罪名，要想自證清白，幾乎沒有可能。
    然而就連這最后一線希望，都不存在。因為秦國的法律里沒有辯護權這一條。請大家想想，商鞅在渭水之濱處決囚犯七百余人時，這些人都經過了公開審判，由法庭核實了證據，請律師進行了辯護嗎？沒有。
    顯然，商鞅雖是作法自斃，釀成悲劇的根本原因卻不是法治有問題，而是秦法有問題。什么問題？只有維護君王統治的手段，沒有保護人民權利的條款。原因，則因為商鞅之法是王法，商鞅之道是霸道。王法，就不會有公民權利的意識；霸道，就不會有疑罪從無的思想。
    因此，不要以為改革就好，還得看為誰改，改什么，怎么改。同樣，也不要以為立法就好，還得看為誰立，立什么，怎么立。不弄清楚這些根本問題，僅僅只說鐵面無私執法如山，是不行的，也是不夠的。[15]
    可惜這些都只能留待將來。
    事實上，就連商鞅式的變法，也很快就不再能滿足國王和梟雄們的需要。比起嚴刑峻法來，他們更感興趣的是陰謀詭計，是損人利己和巧取豪奪。
    于是，商鞅被殺五年后，張儀入秦，蘇秦則擔任了六國縱約長。以此為標志，士階層的各色人等紛紛登場，興風作浪，出將入相，攪得周天寒徹。
    合縱連橫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