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一箭射出去的時候，
    并沒有想到對面這人，
    將會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
    這位死里逃生的人，
    就是后來的齊桓公。
    管仲相齊
    管仲一箭射出去的時候，并沒有想到對面這人，將會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
    那人自己，當然也沒想到。
    還好，射中的是衣帶鉤。[1]
    被射中衣帶鉤的人叫小白，也就是后來的齊桓公，當時是齊國的公子，齊襄公的弟弟。齊，跟魯、衛一樣，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國，姜姓，始封之君是姜太公。從姜太公傳到齊襄公，便已經是春秋。
    襄公是個荒唐的家伙，跟妹妹很早就有了性關系。后來妹妹嫁到魯國，史稱文姜，丈夫是魯桓公。十五年后，桓公攜文姜訪齊，兄妹二人居然再次上床。[2]忍無可忍的桓公痛罵了文姜，文姜則一狀告到哥哥兼情人齊襄公那里。襄公則竟然罔顧倫理道德和國際關系，派人謀殺了既是妹夫又是友邦元首的桓公，然后殺掉犯罪嫌疑人了事。[3]
    這件事情的荒唐，不言而喻。齊國的霸道，魯國的尷尬，也不言而喻。事實上，桓公被殺后，魯國向齊國提出的外交訴求，也只是懲辦兇手，并不敢追究齊襄公的責任。相反，沒有了魯桓公這個障礙，齊襄公跟魯文姜的亂倫，更加肆無忌憚。他們的幽會，載入史冊的就有六次。甚至桓公尸骨未寒，莊公即位不久，文姜就跑回齊國去跟情郎哥哥做愛，根本不顧魯國的體面。可見當時的齊國已相當強勢。魯國除了忍氣吞聲，并不能有什么主張。[4]
    只不過，魯人沒有想到，原本就在黃河下游稱霸一方的齊，竟會在襄公之后成為稱霸天下的超級大國。
    這得歸功于管仲。
    后來擔任齊相的管仲，原本是齊襄公弟弟公子糾的師傅。子糾的師傅還有召忽，小白的師傅則是鮑叔牙。子糾和小白是兄弟，管仲和鮑叔牙是朋友。鮑叔牙早就看出襄公做事荒唐，齊國必有內亂，便提前護送小白去了莒國，糾則在內亂后逃到了魯國。
    魯莊公八年（前686）十一月七日，齊襄公被堂弟公孫無知謀殺。第二年春，篡位的公孫無知也被國人殺死，齊國出現權力真空。于是，鮑叔牙陪著小白，召忽和管仲護著子糾，回國爭奪君位。管仲那一箭，就是他和小白狹路相逢時射出的。
    君位之爭的結果，是子糾失敗被殺，召忽殉主自殺，都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小白勝出，回國即位，后來被稱為齊桓公。齊國進入了新的時代。
    齊桓公可不像他的妹夫魯桓公。魯桓公窩囊，齊桓公雄霸。他不但不記管仲那一箭之仇，反倒委以重任。管仲也不負厚望，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四個方面厲行改革，終于讓齊大國崛起，一舉成就了桓公的霸業。[5]
    那么，管仲的霸術是什么？
    軍政一體。
    管仲的政治策略，是先安內后攘外，先定國后稱霸。治國方略，則是全國一盤棋，先區分士農工商，再區分國都郊野。國都住士和工商，郊野住農。但無論是士，還是農工商，都必須嚴格按照行業和身份居住，不能雜居，也不能遷徙和變更職業。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戶籍制度，還是最嚴厲和最不講理的。
    住在郊野的農民三十家為一邑，每邑設一有司。十邑為一卒，每卒設一卒帥。十卒為一鄉，每鄉設一鄉帥。三鄉為一縣，每縣設一縣帥。十縣為一屬，每屬一位大夫，一位屬正。屬的下級是縣，縣的下級是鄉，鄉的下級是卒，卒的下級是邑。邑，是最基層的政權。邑由有司管理，向卒帥負責；卒由卒帥管理，向鄉帥負責；鄉由鄉帥管理，向縣帥負責；縣由縣帥管理，向屬大夫負責。屬由大夫管理，屬正監理，直接向國君負責。全國五屬，五位屬正，五位屬大夫，是國君的問責對象。屬管縣，縣管鄉，鄉管卒，卒管邑，一個中央集權層層問責的金字塔管理體系，便建立起來了。
    國都則分成二十一個鄉。其中六個安置工人和商人，叫“工商之鄉”。另外十五個住士人，叫“士鄉”。士鄉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里，四里為一連，十連為一鄉。這十五個士鄉，國君和兩位上卿（國子、高子）各管五鄉。他們的問責對象，是鄉大夫。每鄉一個，共十五個。
    國君和國子、高子管理的十五個鄉，都是士人之鄉，所以每家要出一個人當兵。當兵在春秋，是士人的義務，也是士人的權利，甚至是他們的特權，堪稱責無旁貸。因此士鄉的行政建制，很容易就能變成軍事編制：五家為軌，五個戰士，這就是伍，伍長即軌長。十軌為一里，五十個戰士，這就是小戎（戰斗隊），戎長（隊長）即里有司。四里為一連，二百個戰士，這就是卒，卒長即連長。十連為一鄉，兩千個戰士，這就是旅，旅長即鄉大夫。五鄉一萬個戰士，這就是軍。十五個鄉三萬戰士，這就是三軍。三軍軍長，就是國君、國子、高子。國君將中軍，國子將上軍，高子將下軍。國君和兩位上卿，既是十五個士鄉的最高行政長官，也是來自這十五個鄉之三軍將士的最高軍事長官。
    這就叫“作內政而寄軍令”，是管仲最重要的政策。按照這個軍政一體的制度，卒伍一級的小部隊在居民區內便可訓練，軍旅一級的大部隊在城郊之外便可集結。何況管仲還規定，士人一旦劃定居住范圍，就不準遷徙。鄰里之間，更必須守護相望，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管仲認為，由此人與人相伴，家與家相依，打起仗來，就不但不會行伍錯亂，而且能保證同仇敵愾。難怪管仲不無得意地對桓公說：君上以此精兵三萬橫行天下，請問哪個能夠阻攔？[6]
    顯然，這是一種保甲制度，也是一種軍國主義，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尤其是不準人民自由遷徙和變更職業，很明顯是在侵犯人權。但桓公既然要成就霸業，當然只能講霸道。人道也好，王道也罷，都只能束之高閣。至于如何發展經濟，充實戰備，開展外交，便都不過技術問題。
    尊王與攘夷
    解決技術性問題，管仲有的是辦法。
    沒錯，管仲確實是管理天才和治國高手。他的方案，差不多都是統籌兼顧的。比如春秋兩季的狩獵，就既補充了給養，又訓練了軍隊，豈非一舉兩得？
    刑法的改革也如此。為了解決兵甲不足的問題，管仲制定了“兵器贖罪”的法律條款，價碼是：重罪，一副犀牛皮盔甲，一柄戟；輕罪，一副普通牛皮盔甲，一柄戟；小罪，罰款；打官司，訴訟費為一束箭。[7]
    這可真是官民兩利。以前，重罪要判死刑，輕罪要砍手腳，小罪要挨鞭子。現在，只要購買或打造兵器就可以贖罪，國家則充實了兵備，節省了軍費。更何況，盡可能地減少殺人和動刑，還能博得仁慈和王道的美譽，豈非名利雙收？
    經濟改革的要點，也在富國強兵。最重要的措施，是由國家統治經濟。比方說，改革稅制，免除關稅，促進經濟發展；加強鹽鐵管理，實行鹽鐵專營，增加國庫收入；鑄造統一錢幣，對市場和物價進行宏觀調控。當然，管仲也毫不客氣地宣布國家對礦山、森林、湖泊、海洋的壟斷。但，他并不主張創辦國營鹽場或國營鐵廠。他的政策是國有民營。生產和銷售是民間的事，國家的權力和職能是壟斷資源，控制價格，甚至為了控制價格而控制產量。[8]
    也許，唯獨一個行業有“國企”，這就是色情業。有學者認為，管仲很可能是“國營妓院”的創始人。齊國的妓院叫“女閭”，分為七個門市部，每個門市部妓女百人。開設的時間，據說比古希臘的梭倫還早了五十年。不過，梭倫的目的，主要是解決性需求和減少性犯罪；管仲的目的，則可能是增加國庫收入，籠絡天下人才，甚至招待各國使節。總之，此例一開，諸侯紛紛仿效。難怪燕太子丹能“美女恣荊軻所欲”了，沒準他自己就是“媽媽桑”。[9]
    當然，國際關系并不能靠妓女來擺平。管仲的策略，是“以恩惠換擁戴，以土地換和平”。具體地說，就是將過去齊國侵占的城邑歸還各國，再加上頻繁的請客送禮。據說，這樣做的效果是“四鄰大親”。[10]
    管仲認為，有了經濟、軍事和外交的條件，齊國就可以出兵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也出威望。做江湖老大，當國際警察，不出兵是不行的。不教訓幾個調皮搗蛋的家伙，也是不行的。攻打的對象，當然首先是弱國。如果那邦國既弱小又不聽話，更好。但公開的說法，則是“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這樣的罪名，當然并不難找。[11]
    師出必須有名。要想成就霸業，比霸術更重要的，是霸道，是政治綱領和政治主張。
    那么，管仲打出的旗號又是什么？
    尊王攘夷。
    實際上，尊王和攘夷，原本是同一件事。因為王室不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夷狄太強。起先最強悍的是犬戎，他們在商代叫鬼方。西周滅亡，就因為犬戎攻陷鎬京，追殺幽王于驪山之下。定都洛陽的平王無力收回失地，便把淪陷區封給他的一位西垂大夫。這位大夫也不辱使命，果然收回王畿的西半，并把那里變成了秦國。他自己，則成為秦國的第一任國君，是為秦襄公。
    這件事情對中原各國的刺激，是相當大的。這些國家大都是夏商周之后，自稱夏、諸夏，也稱華、華夏。華，就是光，也是美；夏，就是大，也是雅。華夏，就意味著文明；夷狄，則意味著野蠻。文明人，是羞與野蠻人為伍的，更不要說甘拜下風。攘夷，應是華夏諸國的共同愿望。
    何況進入東周后，夷狄屢屢進犯，諸夏不堪其擾，只不過入侵者不是戎，是狄。據統計，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間，受狄人之侵略者，齊七次，衛六次，晉五次，魯兩次，邢、宋、溫、鄭、周各一次。受害最甚的是衛，被迫兩次遷都。次為邢，遷都一次。周也慘，成周淪陷，天子出逃。后來衛和邢，都靠齊桓公出手相救，才幸免于亡國。周襄王則靠晉文公出手相救，才得以復國。[12]
    霸主的意義，這樣一說就很清楚。
    事實上齊桓和晉文這兩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比如孔子的學生子路和子貢，都曾問過同一個問題：齊桓公逼魯國殺了公子糾，糾的一位師傅召忽殉主自殺，同為師傅的管仲不但不死，還轉變立場去輔佐桓公，這個人不仁吧？孔子卻斬釘截鐵地回答：當然仁！當然仁！如果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頭散發，衣襟往左邊開，變成野蠻人了！[13]
    孔夫子說得并不錯。沒有齊桓和晉文，我們民族的歷史確實可能會重寫，盡管重寫也未必就一定不好。但在孔子看來，維護華夏文明比忠于某個君主重要，則可以肯定。
    總之，攘夷在當時，是華夏各國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因此，霸主的橫空出世，是順應潮流的。就連秦穆公，之所以成為“春秋五霸”的候選人之一，恐怕就因為他最終完成了對犬戎的征服。
    攘夷就要尊王。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幟高高舉起，諸夏內部才能團結。內部團結，才能一致對外。因此，華夏各國雖然心懷鬼胎互不相讓，但沒有一個人膽敢反對尊王。齊桓公稱霸的葵丘之會，晉文公稱霸的踐土之盟，先后兩位霸主對天子也都極盡恭敬之禮。結果，霸權時代的周王原本實力盡喪，表面上反倒威風八面，人五人六，出盡風頭。
    這真是太具戲劇性了。
    但更戲劇性的，則還是一個蠻夷之邦在南方悄然崛起，并加入到爭霸中原的行列里來。
    這個蠻夷之邦，就是楚。
    蠻夷之邦：楚
    楚人是蠻夷嗎？
    好像是。
    蠻夷，是相對于中國而言的。中國，就是中央之國，或中原之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說過，當時人們的世界觀，是天圓地方。半球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叫“普天之下”，簡稱“天下”。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個海，東西南北各一個，叫“四海”。人類居住的地，在四個海的當中，叫“四海之內”，簡稱“海內”。海內或天下的正當中，叫“中國”，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國。住在中國的，是諸夏或諸華，即華夏。東西南北的“非華夏民族”，細分則東曰夷，南曰蠻，西曰戎，北曰狄；統稱則叫夷，或蠻夷，或夷狄。所謂“攘夷”，便包括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華夏與蠻夷或夷狄，差別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禮記·王制》的說法，東夷和南蠻“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剝；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糧食，只吃肉類。至于服飾，東夷“被發文身”（被讀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頭散發，身上刺青；南蠻“雕題交趾”，即額頭刺青，光著腳丫；西戎“被發衣皮”，即披頭散發，不穿絲綢或麻布，披獸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絲綢或麻布，還住在洞穴里。其實還有吳和越，是“斷發文身，裸以為飾”，即剪斷頭發，身上刺青，不穿衣服。[14]
    顯然，華夏與非華夏民族的差異，是文化的。但在當時“中國人”眼里，卻等于開化和不開化，文明和野蠻。
    這并非沒有道理。
    事實上，用火、農耕、養蠶業和紡織業，都意味著生產力的進步。用火則熟食，農耕則粒食，養蠶則衣帛，紡織則衣布。因此，茹毛飲血，不吃糧食，不穿衣服，身披獸皮，不會蓋房子，都是落后的表現。至于文身和刺青，則是原始時代的風氣。所謂“被發文身，以像麟蟲”，正說明這些民族還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圖騰崇拜階段，沒有跨入文明的門檻。[15]
    文明是對野蠻的鎮壓，而這種進步是要有標志的。對于華夏民族來說，這個標志就是束發。因為對頭發的約束，即意味著對自己的約束，而且是道德的約束。因此，斷發和披發，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體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為要顯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絲不掛，暴露無遺，則體面何在，體統何存？
    蠻夷，豈非不開化的野蠻人？
    于是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便在華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這種文化優越感，讓中原諸夏以居高臨下的態度看待周邊民族，包括蔑視楚。
    楚人的來歷，現在已經說不清了。所謂“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是靠不住的。司馬遷自己，也說他們“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比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繹帶兵參加了武王伐紂的戰爭，被封在“楚蠻”，號稱“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蠻夷之君”的意思。事實上《春秋》一書中，蠻夷或夷狄的酋長或國君，可是一律都稱為“子”的。
    由此可見，楚人雖然在西周初年就與中國發生關系，卻并不被看作諸夏。楚人自己，也以蠻夷自居。楚的國君熊渠和熊通，就公開說“我蠻夷也”。他們這樣說，目的是要稱王。因為華夏各國的國君，只能稱公稱侯。能稱王的，只有周天子。于是熊渠便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意思也很清楚：我們楚人既然是蠻夷，憑什么要按照你們中國的規矩來？熊通則更不客氣，干脆自稱武王，公然與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里。[16]
    這樣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點打擊對象。他們來爭霸，豈非天大的笑話？
    可惜這是事實。
    我們知道，所謂“春秋五霸”，歷來就有各種說法。但無論哪種說法，都有齊桓公、晉文公和楚莊王。可見楚為春秋時期的霸主國，并無爭議。實際上春秋剛剛開始，中原諸夏就已經感到了楚國的威脅。為此，鄭國和蔡國在鄧（疑在今河南漯河市境內）舉行了盟會。這時的鄭君是莊公。以鄭莊公之強，尚且懼楚如此，其他諸夏可想而知。[17]
    鄭莊公的恐懼是有道理的。因為這時的楚君，正是自稱武王的熊通。這時的楚國，則正蒸蒸日上。他們早已控制了漢水流域和長江中游，視周邊小國和蠻族部落為盤中餐、囊中物，對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覬覦已久。武王在世時，漢水沿岸姬姓諸國便被楚人吞并已盡。他的兒子文王繼位后定都郢城（今湖北荊州市），又先后滅掉申國（姜姓，在今河南南陽市）、鄧國（曼姓，在今湖北襄陽市）、息國（姬姓，在今河南息縣），征服蔡國（姬姓，此時在今河南上蔡縣），把勢力范圍擴大到了鄭國的家門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過鄭國，因為鄭國是中原的樞紐和門戶。于是，從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鄭，非逼得他們跟自己親善不可。最后一次，鄭文公幾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國投降。想當年，鄭莊公與蔡國結盟，就是為了對付楚國。現在蔡國成了楚人的馬前卒，他們還能依靠誰？
    齊桓公。
    不戰而霸
    鄭國遭楚攻擊兩三個月后，齊桓公出手了。
    楚成王伐鄭，是在魯僖公三年（前657）冬。第二年正月，齊桓公便聯合魯、宋、陳、衛、鄭、許、曹組成八國聯軍，浩浩蕩蕩殺了過來。他們的做法，仍然是“吃柿子揀軟的捏”，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國開刀。可憐那蔡，原本就是小國，當然不堪一擊。打敗了蔡國的聯軍乘勝前進，準備攻打楚國。
    楚成王聞訊，便派了一個大使去交涉。
    成王的照會很有名，是這么說的——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這話說得很客氣，很委婉，很文雅，也很強硬。所謂“風”，就是雌雄相誘。動物發情時，雌性會散發特殊的氣味，像風一樣，雄性聞到就跑過去了。所以楚國的照會，翻譯過來就是：君上您住在老北邊，寡人我住在老南邊。貴我兩國相距千里，哪怕是牛和馬談戀愛，也跑不了那么遠啊！沒有想到君上您卻大駕光臨，來到敝國，請問這是為什么呢？
    顯然，這是在譴責齊國師出無名。齊國這邊，管仲卻代桓公回答說，我們出兵，是得到了授權的。你們該進貢的茅草沒有到位，影響了王室的祭祀，所以寡人要來征討。昭王南巡到了漢水就沒有回去，所以寡人要來問問。
    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其實不然。得到授權？請問誰授的？管仲說是召公奭（召讀如紹，奭讀如是）。授權給誰？管仲說是太公望，也就是姜太公。他們是什么時候的人？周初。此刻是什么時候？春秋。這個授權，是不是也太久了一點？更何況，有當今天子的授權嗎？沒有。
    攻打楚國的兩條理由，也站不住腳。沒錯，當時諸侯各國，名義上都對周天子有義務。楚國的義務，是進貢一種茅草，以便祭祀的時候用來濾酒。這種茅草很久沒有進貢，大約是可能的。但在春秋時期，許多諸侯都不怎么把天子當回事，這種事情也多了去，憑什么專拿楚國開刀？至于周昭王，是西周第四任天子。他南巡來到漢水時，漢水的人很討厭他，就在過河的時候給了他一只漏船。這事早已過去三百多年，齊國現在來算什么賬？
    顯然，什么“爾貢包茅不入”以及“昭王南征而不復”等等，都是借口。但在外交場合，不能把話說穿。于是楚使就說：過濾紙忘了送去，這是敝國寡德之君的罪過，今后豈敢不送？至于昭王為什么沒有回去，請問問漢水之濱好了。
    這就談不攏。只能各自回去，準備打。
    戰爭的準備用了兩三個月的時間。齊國的聯軍繼續前進，楚軍的統帥也來到陣前，并前去拜見齊桓公。桓公為了表示禮讓，下令聯軍從楚國的北塞陘（讀如刑，其地不詳），后退到召陵（其地亦不詳），并建議先搞一次閱兵式。
    于是兩人同坐一輛戰車檢閱部隊。
    退兵和閱兵，都是姿態。桓公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承認齊國是老大，事情都好商量。因此，他就先唱高調，說這次起兵不過為了兩國永遠友好。楚帥也放低身段，說那正是寡君的愿望。但，當桓公耀武揚威，聲稱“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時，楚帥就寸步不讓了。
    楚帥的回答不卑不亢：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請問誰敢不服？如果一定要用武力，那么本帥也可以稟告君上，我們楚國可是以方城山為城墻，以漢水為護城河的。貴軍雖然人多勢眾，怕是沒有用武之地。
    話說到這個份上，就只能各自算賬。
    齊國很清楚，楚國并不好惹。硬要開戰，至多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說不定還兩敗俱傷。楚國也很清楚，齊國要稱霸，是擋不住的，自己也沒資格爭，不如做個順水人情。最后，兩國簽訂盟約，各自收兵。
    盟約的內容并未載入史冊，已不可考。但楚人承認對周天子負有義務，承認“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供）給”，尊王的目的就達到了。楚人同意暫時不再對鄭國死纏爛打，放慢進犯中原的步伐，攘夷的目的也算達到。方方面面都交代得過去，齊桓公當然見好就收。[18]
    然而桓公的霸業之基，卻由此奠定。
    五年后，齊桓公在葵丘（其地當在今河南蘭考縣）與宋、魯、衛、鄭、許、曹六國結盟，周襄王派人祝賀，史稱“葵丘之會”，是齊國稱霸的標志。[19]
    很清楚，沒有前面的召陵之盟，就沒有后來的葵丘之會，因此前者歷來被看作桓公的得意之作，也被看作稱霸中原的經典案例。一百一十八年后，楚靈王征得晉國同意，召開諸侯大會意欲稱霸，仍表示要以召陵之盟為榜樣。[20]
    可惜，這榜樣十分經不起推敲。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盟會，秦晉兩國都沒參加。這兩個超級大國缺席，霸主的地位和盟約的價值，便要大打折扣。說白了，齊桓公不過半壁江山的霸主，他的成功也有太多的機緣巧合。事實上，當時王室衰微，晉國內亂，秦穆公敬而遠之，楚成王又讓了一步，齊桓公才如愿以償。[21]
    所以齊桓的爭霸，其實是“不爭之霸”。真正的爭霸，是后來的晉楚兩國。那才是一部春秋史的主旋律。其間，包括宋襄公的圖霸業，秦穆公的霸西戎，都不過小插曲。
    那就來看晉楚之爭。
    真霸主晉文
    開創晉國霸業的，是文公。[22]
    晉文公重耳是在齊桓公之后稱霸的。如果說齊桓是“不戰而霸”，那么，晉文便是“一戰而霸”。這場戰爭，就是城濮之戰。這在春秋時期，當然不是第一次戰爭，卻是第一次大戰。但開戰和結局，則似乎在計劃外。[23]
    戰爭的起因在宋國。
    宋，也是一度想稱霸的。城濮之戰十一年前，齊桓公去世，五個兒子為爭奪君位打成一團，齊國和諸夏同時失去重心。宋襄公想吃天鵝肉，便自說自話地擺出霸主的譜來。結果卻是在盟會中被楚軍俘虜，后來又因泓之戰受傷而死，只在歷史上留下了可能是五霸之一的虛名。
    圖霸不成的宋，也只好歸順了楚國。
    然而就在宋成公到楚國朝見楚成王的同時，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帶叛亂，雇傭狄軍伐周。東周京城被狄軍和叛軍攻破，避難鄭國的周襄王向秦晉兩國求援。這時的晉文公雖然才剛剛即位一年多，卻立即擔負起天下的興亡。他辭謝了駐扎在黃河邊的秦國軍隊，帶兵順流而下，在短短的時間內就一舉打敗狄軍，消滅叛軍，把周襄王送回了王城。
    如此尊王、攘夷、平叛，當然是只有霸主才能做到的事情，不能不讓宋人刮目相看。于是宋國僅僅依附了楚王兩三年，就變卦反水，成為晉國的同盟。氣焰正旺的楚人，當然不能容忍這等叛徒。成王立即命令他的令尹和司馬出兵，并在第二年親自出馬，聯合陳、蔡、鄭、許四國軍隊圍宋。
    宋國告急。
    接到求援信的晉文公拍案而起。事實上，宋國挨打，原本因為他們“叛楚即晉”，這是理；當年文公身為落難公子流亡國外，一路走來，衛文公無禮，曹共公無禮，鄭文公也無禮，宋襄公卻送給他車馬二十乘（讀如剩），這是情。所以宋國大難臨頭，晉文公重耳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視不管。[24]
    當年追隨文公四處流浪的一班文武老臣也很以為然。他們甚至認為，揚名立萬，成就霸業，正在此一舉。因為報恩和救難，是得人心的。至于策略，則是討伐曹國和衛國。曹國剛剛依附楚國，衛國則方與楚人結為婚姻。這兩個小弟挨打，做大哥的楚人一定會來救援，宋國也就解圍。何況曹和衛都曾無禮，不打他們，打誰？
    文公然其計。為此，他將父親晉獻公當年建立的上下二軍，擴充為上中下三軍。魯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春，晉文公侵曹伐衛。心驚膽戰的衛成公請求結盟，晉國不同意；想去討好楚人，本國不同意。衛國人的辦法，是干脆驅逐了他們的這位國君，來取悅晉國。
    曹共公就更慘。這個當年趁重耳洗浴之機偷窺其裸體的家伙，被攻入曹都的晉軍活捉。就連魯僖公也嚇破了膽，竟然殺了派去保衛衛國的大夫，以此向晉國獻媚。
    楚軍卻并沒有從宋國撤離。
    宋國再次告急。
    晉文公審時度勢，設法讓齊國和秦國加入了戰爭。楚成王也審時度勢，決定退出戰場。他對令尹子玉說，晉侯這個人，在外流浪十九年，什么苦沒吃過，什么事沒見過？老天爺給了他年壽，又給了他晉國。上天所賜，拿得掉嗎？算了吧！離開宋國，也不要去追逐晉軍。
    可惜子玉是一個“剛而無禮”的家伙。他一再請戰，定要與晉人決一雌雄，揚言以此堵住小人的嘴巴。憤怒的成王給了他少量軍隊，子玉便帶著一百八十輛戰車發動挑戰。
    晉軍卻撤退了。
    撤退是有原因的，也是有道理的。因為晉文公重耳流亡時，不但受過宋襄公的恩典，也受過楚成王的款待。當時成王曾問：公子如果回國為君，準備拿什么來報答寡人？
    重耳說，奴仆、姬妾、犧牲、玉帛，君上有的是；翡翠、牦牛、象牙、犀皮，貴國之所產。重耳能夠報答的，大約也就是將來兩軍相遇時，退避三舍，以示禮讓。如果退兵九十里后，君上仍然不肯寬恕重耳，也只好左手提著馬鞭彎弓，右邊挎著弓袋箭袋，與君上周旋。[25]
    此刻，晉文公就是在履行諾言。
    言而有信，就理直氣壯；后退一步，則海闊天空。兩軍還沒開戰，晉人就已經占了上風。然而子玉卻不懂這個道理。他不顧眾人反對，一路追到了城濮（衛地，在今河南范縣），與晉、齊、秦、宋聯軍對陣。
    四月二日，城濮之戰爆發。時間是一天，結果是楚軍一敗涂地。楚成王聞訊，派人捎信給子玉說：大夫您如果回國，不知如何向父老鄉親交代？
    于是子玉自殺。
    大獲全勝的晉文公來到鄭地踐土（今河南原陽縣與武涉縣之間），與齊、宋、魯、蔡、鄭、衛、陳七國之君舉行盟會，史稱“踐土之盟”。想當年，齊桓稱霸的葵丘之會，周襄王只是派人賜以胙肉（胙讀如做，祭祀祖宗的肉）。踐土之盟，則不但襄王親自到場，還冊封晉文公為“侯伯”，即諸侯之長。這可是既有文獻記載，又有文物為證的。[26]
    眾星拱月，有證上崗，晉文堪稱“真霸主”。
    然而歷史卻仍在這里留下了伏筆，那就是秦國沒有與盟。我們知道，城濮之戰，秦國可是同盟軍。為什么一個半月后的踐土之盟，同為戰勝國的秦卻不參加呢？難道秦穆公也是要爭霸的？難道秦晉兩國遲早要反目？[27]
    正是。
    準霸主秦穆
    秦穆公也是春秋五霸的候選人。
    為什么說是候選人？因為對于所謂“五霸”，歷來就有不同的說法。一種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見于《荀子·王霸》；另一種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見于《風俗通·五伯》。
    可惜這兩種說法，都不靠譜。
    事實上，所謂“五霸”，原本就是湊數。湊成五霸，則因為前有所謂“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有三王，就得有五霸，以表示今不如昔。而且，正因為有了三王五霸，才又編造出三皇五帝來（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一卷《祖先》）。
    可惜，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三五成群，看起來像那么回事，實際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宋襄公，身敗名裂，怎么算得上一霸？吳王闔閭和越王勾踐，既在春秋晚期，又都偏于一隅，豈能與齊桓、晉文相比？
    倒是秦穆公，可以一說。
    秦穆公的身影，早已在本中華史第四卷《青春志》中頻頻出現。把公子夷吾送回晉國為君的，就是他和齊桓公。時間，則在葵丘之會的同一年。可見那時的霸主雖是齊桓，但秦穆也可以算作“副霸主”的。等到晉惠公夷吾駕崩，齊桓公也已去世，立公子重耳為晉君的，就只有秦穆公了。
    因此，秦穆公是晉文公的恩人，而且是大恩人。也因此，晉文公終其一生，都不肯與秦穆公發生沖突。盡管魯僖公二十九年秦晉聯手伐鄭時，秦穆公曾單方面撕毀協議，由助晉而改為助鄭。這個故事，《青春志》也講過。
    但，文公之后，就兩樣。[28]
    魯僖公三十二年（前628），晉文公重耳去世。秦穆公趁著晉人國內有喪無暇旁顧，派出百里孟明視（百里是氏，孟明是字，視是名）、西乞術、白乙丙三員大將東征，準備偷襲鄭國，以便開始建立秦國的霸權。
    不過這個局，卻被鄭國商人弦高給攪黃了。弦高販貨到周，路遇秦軍，一眼看破他們的用心，便一面冒充鄭國使節到秦營勞師，一面派人回國報信。鄭穆公聞訊，又派人到賓館對秦國的臥底說，諸位在敝國住得很久了，要不要到園子里打些麋鹿帶回去？孟明視見鄭國已有防備，只好改變計劃，滅了滑國（姬姓，在今河南偃師縣境內），班師回朝。
    這件事引起了晉人的同仇敵愾。他們痛恨秦國“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晉和鄭、滑都是姬姓），決定在秦軍的歸途進行伏擊。繼位的晉襄公披麻戴孝，把白色的喪服染成戎服的黑色，親自率部痛擊來犯之敵，直到全殲秦軍，俘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這才回國安葬文公。
    據說，晉國的喪服從此變成黑色。
    三員大將，則很可能會血濺軍鼓。
    救了他們一命的是文嬴。文嬴是秦國的公主、文公的夫人、襄公的嫡母、當朝老夫人。于是她便以這四重身份對晉襄公說：那三個家伙離間了秦晉兩國關系，敝國寡德之君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君上何不滿足一下寡君的愿望？
    于是晉襄公放那三員大將回國。
    事情完全如文嬴所料，秦穆公顯示出霸主的氣度。他身穿表示軍敗國辱的兇服來到國都之外，郊迎孟明視等人。秦穆公哭著說：委屈諸位了！這一次，都是寡人的罪過，諸位有什么錯，有什么錯呢？
    于是孟明視任職如故。
    沒有證據表明，文嬴跟穆公通過信息，但就連晉國的大夫也料定結果會是這樣。晉襄公后來也反悔，派兵去追。但追兵趕到黃河邊時，那三員大將已在河中。孟明視在船上恭行大禮說：如果敝國寡德之君成全君上的仁愛，不以下臣軍前釁鼓，那么，三年之后再來拜謝君上的大恩！
    可惜兩年后的秦晉彭衙之戰，孟明視再次一敗涂地。晉人甚至諷刺說：將軍揚言三年之后要來拜謝寡君的不殺之恩，可真是說話算數呀！那就把貴軍稱為“拜賜之師”吧！
    遭此奇恥大辱的秦穆公卻沒有氣餒，孟明視也仍被重用。秦國君臣同心同德奮發圖強，擴軍備戰厲兵秣馬，終于在一年后就報仇雪恨。
    魯文公三年（前624），秦師伐晉，穆公親征。渡過黃河時，他下令燒毀所有的船只，以示必死的決心。晉國君臣也知道秦師哀兵必勝，便采取“不抵抗政策”，皆守城不出。于是秦軍橫沖直撞，如入無人之境。他們掃蕩晉土，奪取晉地，祭奠了陣亡將士，這才回國。
    一年后，秦穆公再接再厲，征服西戎。司馬遷說，這時的秦“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29]
    那么，秦穆公可以名列五霸嗎？
    也行也不行。論能力和水平，他不在宋襄之下；論功德和影響，則應在闔閭和勾踐之上。但他和宋襄公一樣，都犯了嚴重錯誤。宋襄的錯誤，是殺活人做犧牲品；秦穆的錯誤，則是殺活人做殉葬品。魯文公六年（前621），秦穆公駕崩，殉葬者竟多達一百七十七人，其中還包括三位秦國最優秀的人才。對此，當時的時事評論員甚至發表了長篇大論，認為秦穆公沒能成為霸主是理所當然的。[30]
    以人為本，畢竟是周文明的精髓。
    違背了人道主義精神的秦穆公只能與霸主無緣。不過平心而論，卻不妨這樣為他蓋棺定論：比“真霸主”差，比“非霸主”強，介乎二者之間，接近于霸主。
    那就算他“準霸主”好了。
    穆公，是孝公之前秦國最重要的君主。穆公之后，終春秋一世，秦在國際舞臺上都沒有太精彩的表演。這跟桓公之后的齊差不太多。要聽他們唱大戲，恐怕還得稍等片刻。現在占據舞臺中心的，是另外兩個超級大國。
    這兩個大國，就是晉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