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革命中的政府行為
一、革命時代中政府的微弱抵抗
許多現代國家——如法蘭西、西班牙、意大利、奧地利、波蘭、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在19世紀中革命迭起，其典型特征之一就是革命的發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而作為革命對象的政府則輕而易舉地被推翻。
在現代社會中，傳播消息的渠道更加便捷，這使精神的傳染變得異常迅速，因此革命的突發性不難理解。然而，一旦遭到革命的襲擊，政府只能夠做出微弱的抵抗，這就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了。它向我們表明，政府由于對自己的力量過于自信，盲目樂觀，因此根本無法理解和預見革命的發生。
不過，顛覆政府如探囊取物并不是什么新現象，歷史已經不止一次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它不僅是發生在那些通常是被宮廷政變推翻的獨裁體制中，而且也會發生在那些得到公共輿論和人民代表支持的政府身上。
在這些迅速崩潰的體制中，一個最顯著的例子發生在查理十世頒布《四項赦令》之后，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國王僅在四天之內就被推翻了。查理十世的首相波里尼雅克幾乎沒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國王本人也自信巴黎平安無事，于是就外出狩獵了。同路易十六時代一樣，軍隊絲毫沒有反叛之意，但因為指揮失誤，所以在一小撮起義者的進攻面前顯得不堪一擊。
雖然路易·菲利普在他統治時期并無獨裁專制之舉，但依然在頃刻間倒臺，這就使他的例子更具有典型意義。這位國王并沒有像査理十世那樣最終陷入四面受敵的境地，他的倒臺起因于一場本來可以輕而易舉鎮壓下去的不起眼的小暴動。
一個以裝備精良的軍隊為后盾、根基穩固的政府何以如此輕易就被少數幾個揭竿而起的烏合之眾推翻呢？歷史學家們對此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們順理成章地把路易·菲利普的倒臺歸咎于某些所謂“深層”的原因。實際上，這里并沒有什么玄奧，那些被委以防守之職的將軍們的無能就是國王倒臺的真正原因。在可資引用的例子中，這一案例最富教益，因此它值得我們花工夫去思考。在這一案例中，埃爾興根將軍親歷其中，以親眼所見記錄下當時的情況。根據埃爾興根將軍所做的記錄，博納爾將軍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當時在巴黎有三萬六千名士兵，但軟弱無能的軍官們根本無力指揮他們。不僅是發出的命令相互矛盾，而且最危險的是，普通民眾竟被允許混雜于軍隊之中，以致后來軍隊拒絕向民眾開槍，就這樣幾乎沒有進行什么戰斗，起義就成功了，國王被迫退位。
正是把大眾心理學的知識運用到上述事件中，博納爾將軍向我們揭示了，導致路易·菲利普倒臺的暴動，實際上很容易就可以控制住。特別是他證明了，如果那些指揮官能夠處驚不亂的話，只需要派出一支非常小的軍隊，就可以阻止起義者闖入議會，而當時的議會主要由保王派組成，他們必然會宣布由巴黎伯爵在其母攝政下繼承王位。
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西班牙革命和葡萄牙革命當中。
這些事實表明，在一些翻天覆地的重大事變之中，常常會有微不足道的小事因之而起，在其中產生錯綜復雜的影響，其作用不可等閑視之；它同時告訴我們，對于普遍的歷史規律，不可妄下斷言。如果路易·菲利普不是被暴亂推翻的話，我們可能就看不到1848年的共和國、1852年的第二帝國，也就沒有什么色當之役的慘敗、普魯士的入侵，當然就不會有阿爾薩斯被割占之事了。
在我剛剛提到的那些革命中，軍隊在捍衛政府的過程中都沒有起到多大作用，但它也沒有背叛政府。有時也會出現相反的情況，即常常是軍隊引發了革命，土耳其和葡萄牙就是如此。在拉丁美洲的各共和國中，軍隊更是進行了無數次的革命。
當革命受到軍隊的影響時，新的統治者必然會處在軍隊的支配之下。羅馬帝國末期，皇帝的存亡廢立皆取決于軍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在前文已經提到這一點，在此不再贅言。
這一點在當今時代也可以得到驗證，下面的這段話就是從報紙上關于希臘革命的新聞中摘錄下來的，它告訴我們一個處在軍隊支配之下政府會變成什么樣子：
如果沒有軍隊的幫助或至少是中立的話，一場革命通常就很難取得勝利，但在軍隊還沒有介入時革命就已經發生的情形則更為常見。法國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0年革命都是如此。在1870年革命中，色當投降使法國人蒙受了巨大的恥辱，人們一舉推翻了第二帝國。
大多數的革命都發生在首都，隨后又借助傳染的作用蔓延到全國，但有時也不盡然。我們知道，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旺代、布列塔尼和米迪等地就是自發起來反抗巴黎的。
二、政府的抵制如何才能克服革命
我們已經看到，在上面列舉的這些革命中，大多數的政府都是由于自身的軟弱而毀滅，面對革命，政府幾乎毫無招架之力。
然而，并不是所有政府在革命面前都無所作為。發生在俄國的革命就表明，只要政府積極采取防范措施，扼制革命并最終取得勝利不是不可能。
對一個政府來說，沒有什么比革命更具有威脅了。在東方遭到慘敗之后，長期處在極端專制統治之下的俄國社會各階級——包括一部分軍隊和艦隊，紛紛揭竿而起。鐵路、郵局、通訊部門罷工不斷，偌大一個帝國各地之間的聯系和交通由此中斷。
構成這個國家主體的農民階級本身，也開始受到革命宣傳的影響。當時，俄羅斯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極為悲慘。在米爾制度下，他們被迫耕種土地，卻得不到任何報酬。于是，政府當機立斷決定將這些農民轉化為經營者，以此來安撫這一龐大的階級。為了迫使地主將他們的一部分土地賣給農民，政府通過了特別的法律，同時銀行為那些土地購買者準備了必要的貸款，貸款的利息則由從每年的收成中抽取的小額養老金來支付。
由于確保了農民的中立，因此政府就可以騰出手來對付那些狂熱分子，這些人正在焚毀城鎮，向人群中投彈，并不斷挑起激烈的爭端。所有這些人都應該被趕盡殺絕，這也許是人類有史以來發現的可以保護社會免遭破壞的唯一辦法。
取得勝利的政府知道，除了必須滿足國內那些開明人士的合法要求之外，還應該另有作為，于是它建立了一個議會來指導立法，控制財政支出。
俄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政府的天然支持者逐一消亡時，它依然可以憑借其智慧和意志，克服一切棘手難纏的障礙?？梢钥陀^公正地說，沒有哪個政府是被人推翻的，它們的失敗常常是自取滅亡。
三、政府進行的革命：以中國和土耳其為例
政府幾乎不可避免地要阻止一切革命，決不會革自己的命。有時出于暫時或長遠需要的考慮，他們也會小心翼翼地進行一番改革；但是，他們卻不會先于這些要求進行改革。然而，有時某些政府也會進行一些突發的改革，我們常稱之為革命。這種改革努力的成敗將取決于國民精神狀態的穩定與否。
如果一個民族是由那些半野蠻的部落組成的話，他們就沒有固定的法律和習俗，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穩定的民族精神，政府就能夠成功地實施新的制度。彼得大帝統治下的俄羅斯就處在這樣一種狀態中，我們知道他是如何通過武力將那些半亞細亞的人口歐洲化的。
日本為我們提供了由政府發動革命的又一典型，但被徹底改造的不是它的精神，而是它的機器。
完成這樣一個任務——哪怕是部分的完成，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獨裁者，并輔之以一個天才人物。改革者常常會發現，整個民族都會起來反抗他，因此與一般革命中的情形恰好相反，在這種情況下，獨裁者是革命的，而人民則是保守的。只要做一番細心研究，你很快就會發現，事實上人民極端保守。
在這些嘗試中，失敗在所難免。不管革命是由上層階級動員的，還是由下層階級自發的，一般都不會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精神狀態，革命只能改變那些因時間的銷蝕而行將崩潰的東西。
當前，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十分有趣卻注定要失敗的實驗，它試圖通過政府來一下子改變這個國家的制度。古老的君主制王朝之所以被革命推翻，從間接原因上說，就是因為清政府為了改變中國的現狀，企圖強制推行改革，結果引起普遍的不滿而導致的。禁煙禁賭、改革軍隊、建立新式學校等改革措施必然要提高稅收，這一后果連同改革本身都引起了民眾的極大不滿，因此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歐洲學校里接受過教育的少數幾個有文化的中國人借助這種不滿，發動人民起義，并宣布建立一個共和國，而共和制根本就是中國人聞所未聞的。
這種共和制注定不能持久，因為催生它的動力并不是一場進步的運動，而是一場反動的運動?！肮埠汀币辉~即使對于那些受過歐洲教育的中國人來說，也僅僅意味著擺脫一切法律、習俗和長期建立起來的規范的束縛與羈絆而已。剪掉辮子，戴上帽子，自稱為共和人士，年輕的華人試圖控制他們的天性。這與大革命時期大多數法國人接受的共和觀念又是多么相似！
中國不久便會發現，如果一個社會被剝奪了長年累月鑄就的盔甲的話，那等待它的命運將是什么。在經過了幾年血腥的無政府狀態后，就有必要建立一種政權，其專制程度不可避免地比以前被推翻的政權要嚴重得多。
迄今為止，科學還沒有發現這樣的魔戒，借助于它的力量能夠不通過紀律來挽救一個社會。當紀律已經內化為一種遺傳因素時，就沒有必要強力加以規制；但是，當原始的本能盡情宣泄，沖破由祖先費經年累月之功建成的種種屏障時，只有靠一種嚴厲的專制才能重建秩序。
作為上述斷言的一個印證，我們可以舉最近在土耳其發生的一個與中國極為相似的實驗為例。幾年前，幾個在歐洲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滿懷愛國熱忱，在一群軍官的幫助下成功地推翻了蘇丹的政權，雖然這一政權的專制程度尚可忍受。當時的土耳其還是一個半文明半野蠻的國家，宗教仇恨和民族矛盾使這個國家四分五裂。然而，就在這樣一個國家里，革命者們對于規則的神奇力量像我們拉丁人一樣虔信，他們認為自己能夠建立起代議制政體。
這一努力至今仍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改革的發起者們不得不認識到，雖然自己信奉自由主義，但他們的統治方法卻與蘇丹政府使用的方法并無二致。他們既不能阻止草率的處決，也不能阻止對于基督教徒的大規模屠殺，他們甚至無法廢除某種陋習。
因此，責備他們顯然是不公正的。事實上，要想改變這樣一個有著悠久而深厚傳統的民族，他們又能夠做什么呢？在這個國家里，人們的宗教熱情是如此強烈，以致伊斯蘭教徒雖然只占少數，但可以根據他們的法典合法地統治其信仰的圣地；在這個國家里，民法與宗教法還沒徹底分離，對于古蘭經的信仰還是其民族思想得以維系的唯一紐帶，要阻止伊斯蘭教成為它的國教，談何容易？
要想打破這種狀態是困難的，因此我們必然會看到這樣一種狀態，專制體制打著立憲主義的旗號掩人耳目地再次登臺亮相——也就是舊制度將卷土重來。諸如此類的嘗試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個民族除非首先改造它的精神，否則就無法選擇自己的制度。
四、革命后存留的社會要素
接下來，我們將要探討民族精神的剛性基礎。民族精神的剛性基礎使我們體會到了歷史悠久的政府體系的力量，比如說古代的君主政體。一個君主政體很容易為一群反叛者所推翻。然而，改朝換代并沒有改變君主政體體現的原則，同這一原則相比，改朝換代的力量就顯得微乎其微了。拿破侖下臺后，取代他的并不是他的嫡親子嗣，而是波旁王朝的后代，后者體現了一種古代原則，而“皇帝的兒子”這一人格化的觀念尚未在人們的心目牢固確立。
出于同樣的原因，一個大臣雖然有曠世之才、蓋世之功，但很少有能力推翻其君主的。俾斯麥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這位偉大的首相一手創建了德意志聯盟，而他的主子卻能夠運其生死于掌上。在公共輿論支持的原則面前，單個人的力量實在是微不足道。
但是，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因此即使通過政府體現的原則隨著政府的變化而消失，該社會組織的要素也并不會同時一下子消失，我們可以從法國大革命期間發生的事件中得出這一結論。
如果我們對于法國以前的歷史一無所知，而只知道法國大革命以來近一個多世紀的動亂的話，我們也許就會認為這是一個陷入嚴重無政府狀態的國家。然而，法國的經濟生活、工業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現在卻表現出一種連貫性，似乎超脫于一切革命與政府的影響之外。
事實上，除了歷史上那些值得大書特書的偉大事件之外，還存在著許多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瑣事，這些瑣事常常是名不見經傳。它們必然受到那些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專橫支配，它們的總和構成了人類生活的真實框架。
通過對于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我們了解到，名義上的法蘭西政府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經歷了滄海桑田的變化；然而，當我們去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瑣事時，我們就會發現，與這些表面上的變遷相反，真實的法蘭西政府幾乎未有任何改變。
主宰一個民族命運的真正力量到底是什么呢？毫無疑問，在一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國王和大臣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他們卻在那些構成日常生活的瑣事中無足輕重。真正對一個國家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行政部門，它不依賴于個人的意志而存在，政府的更迭也不足以對這些要素產生影響。行政部門守護著傳統，人們很難說清它們，它們卻經久不衰，一切其他的要素都不得不屈從于這種神秘主義的力量。正如我們將要指出的那樣，它們的作用甚至達到這樣一種危險的程度，以致它們可以在形式上的國家之外構成一個權力更強大的無名國家。因此，可以說法蘭西實際上是由各部的首腦和政府職員統治的。我們越是深入考察革命的歷史，就越會發現除了標簽之外，它們引起的變化事實上根本就無從說起。發動一場革命容易，但要改造一個民族的精神卻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