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大眾的心理
一、大眾的一般特征
無論革命的起因是什么，除非它已經滲透到群眾的靈魂當中，否則它就不會取得豐碩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代表了大眾心理的一個結果。
雖然我在另外一本著作中已經詳盡研究過了集體心理，但在這里我還是有必要再重述一下它的主要法則。
個人在作為大眾的一員而存在時，具有某些與他在作為孤立的個體而存在時迥然相異的特征，他有意識的個性將會被群體的無意識人格淹沒。
個體身上產生的大眾心理并不一定需要實質性的接觸，由某些特定事件激發的共同的激情和情緒，通常就足以實現。
集體心理在瞬間就可以形成，它表現為一種非常特殊的集合，其主要特征在于它完全受一些無意識的因素控制，并服從于一種獨特的集體邏輯。
在群眾具有的另一些特征中，我們應當注意這一點，那就是他們很容易輕信，對事物過于敏感，常常缺乏遠見，對理性的影響不能做出反應。斷言、傳染、重復和威信幾乎就是說服他們的唯一手段，事實和經驗對他們不起什么作用。群眾可能相信任何事情，在他們的眼里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群眾極其敏感，所以他們的情緒——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總是夸張。這種夸張在革命期間表現得尤為突出，哪怕是一點小小的刺激都可能導致他們采取最狂暴的行動。在正常情況下，他們的輕信就已經十分嚴重，更何況在革命時期，那只能夠變本加厲；癡人說夢般的囈語都會讓他們信以為真。阿瑟·揚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法國大革命期間，他在克萊蒙附近的水泉處游歷。走到半路，他的向導被一群人擋住了去路。原來他們也不知是聽信了誰的謠言，竟認為他是受王后的指使來這里準備引爆小鎮的。當時，到處流傳那些關于王室的可怕謠言，最后王室簡直被說成是盜尸者和吸血鬼的巢穴。
諸如此類的特征表明，群體中的個人就其文明程度而言已經墮落到了一個非常低的層次。他變成了一個野蠻人，帶有野蠻人的一切性情和缺陷，有著突如其來的狂暴、熱情和英雄主義。就智力而言，群眾是無法與單個人相比的；但是，就道德和感情而言，群眾則可能要略勝一籌。群眾很容易犯下罪行，就像他們很容易自我克制一樣。
個人的特性在群體中很快就會消失，群體對個人施加的影響相當大：吝嗇鬼變得慷慨大方；懷疑論者成了信徒；最誠實的人成了罪犯；懦夫也可以變成勇士，諸如此類的轉變在大革命期間比比皆是，屢見不鮮。
作為陪審團或是國會中的一員，“集體人”做出的判決或頒布的法律，都是他在個體狀態時做夢也想不到的。
在集體的影響下，作為集體組成部分的個人將發生一系列的變化，其中最突出的后果之一就在于他們的感情和意志的同質化。
這種心理上的同質化賦予了群眾一種非同尋常的力量。
一個精神上的統一體之所以能夠形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群體中的態度和行為極富感染力，仇恨、狂怒或熱愛之類的情感在叫囂聲中很快就會得到支持，并反復強化。
這些共同的情感與意志源自哪里呢？它們通過感染而傳播，但在這種感染發生作用之前肯定要有一個出發點。如果沒有一個領袖，大眾就是一盤散沙，他們將會寸步難行。
要想解釋我們大革命中的諸多因素，要想理解革命議會的種種行為及其單個成員的轉變，我們就必須具備大眾心理的知識，了解它的規律。由于受到集體無意識力量的推動，群眾常常說不清自己的真實意圖，因此往往投票贊成了他們原本不贊同的那些動議。
雖然集體心理的定律有時會被一些高明的政治家憑借直覺識破，但政府部門中的大部分人從來就沒有理解這些定律。正是因為他們沒有理解這些定律，所以他們中的許多人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趕下了臺。我們看到，有些政府居然會被一些無關緊要的事顛覆——路易·菲利普的君主政體就是這樣一個典型，這的確讓人感到匪夷所思，實際上這都是忽視集體心理的結果，其危險是顯而易見的。1848年，法國的軍隊足以保護國王，但當時的法軍統帥顯然沒有理解允許群眾與他的軍隊混在一起意味著什么。結果，軍隊在暗示和傳染的作用下，竟然不知所措，最后棄之不顧。他不知道，因為群眾對威信極為敏感，所以實力的展示會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起到威懾作用，當時這樣的展示可以立即鎮壓反對派的示威。同時，他也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一切集會都應該立即驅散。所有這些教訓都已經被歷史經驗驗證，但在1848年，它們都被忽視了。在大革命時期，能夠理解大眾心理的人更是寥寥無幾。
二、民族精神的穩定性如何限制大眾心理的搖擺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一個民族比作一個群體，這一群體具有某種特性，但這些特性的變動要受到民族精神或民族心理的限制。民族精神具有一種確定性，這種確定性是群眾的短暫心理不具備的。
當一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它的傳統精神之后，群眾的精神就會由此得到控制。
一個民族之所以不同于群眾，還在于民族是由一些利害好惡各不相同的群體聚集而成的；而嚴格意義上的群眾——比如說，一次群眾性集會——則包含了各種各樣屬于不同社會集團的個人。
一個民族有時似乎像群眾一樣易變，但我們不能忘記，在它的易變性、熱情、狂暴和毀滅性背后，民族精神還保持著極為頑強和保守的本能。大革命及其后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向我們展示了保守精神是如何最終戰勝破壞精神的，人們打破了一個又一個政府體系，然后又一個接一個地將它們恢復。
民族心理，也就是種族心理，并不像大眾心理那樣容易發生變化。對民族心理發揮作用的方式是間接的，比較緩慢——比如雜志、會議、演講、書籍等，而說服的原則也不外乎標題中已經給出的那些，諸如斷言、重復、聲望和感染等等。
精神的傳染可能會迅速蔓延到整個民族，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它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從一個群體傳遞給另一個群體。宗教改革就是以這種方式在法國傳播的。
一個民族遠不像群眾那樣容易激動，但有一些事件——比如國家的恥辱、面臨侵略的威脅等，可能會立即喚醒整個民族。這種現象在大革命時期屢屢發生，尤其是當布倫瑞克公爵公布他那篇傲慢無禮的宣言時，法蘭西民族的民族意識可以說達到了頂峰。當公爵以武力相威脅時，他對法蘭西民族的心理實際上是一無所知。布倫瑞克公爵的這一舉動不僅是極大損害了路易十六的事業，而且也是引火燒身，他的干涉激起了全法國人民的憤怒，他們迅速組成一支義勇軍開赴戰場。
這種整個民族同仇敵愾情緒的突然爆發在任何一個國家中都可以見到。當拿破侖決定大舉入侵西班牙和俄羅斯時，他就低估了這種熱情可能迸發的力量。一個人可以輕而易舉地瓦解烏合之眾的膚淺心理，但在歷史悠久的民族精神面前卻常常變得束手無策。俄國的農民顯然是一群對什么事情都漠不關心的人，他們天生粗野狹隘，而一旦他們得知拿破侖入侵的消息，就像立即變了個人似的。只要我們讀一讀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妻子伊麗莎白寫的一封信，我們就會信服這一事實。
王后還向她的母親講述了這樣兩個故事，從這兩個故事中我們可以對俄羅斯人頑強的抵抗精神有所了解。
對于大眾心理的諸種特征，我們必須指出，任何民族在任何時代都免不了迷信神秘主義。人們總是對那些非同尋常的存在——如神祇、政府或偉大人物——確信不移，并相信他們擁有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事物的神奇力量。這種神秘主義心理使人們產生了一種崇拜的強烈需要，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種教義，人們必須有一個崇拜的對象。這就是人們受到無政府狀態的威脅時會企盼一位救世主來拯救他們的原因。
同群眾一樣，整個民族也容易對于一個對象發生由崇拜到憎恨的轉變，不過這一過程比較緩慢。一個人在某一段時期里可能被視為民族英雄，但最后又被人們詛咒，任何一個時代的大眾對政治人物的態度都可能發生逆轉，克倫威爾生前死后的榮辱變幻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非常奇特的例子。
三、革命運動中領袖的作用
正如我們一再強調的那樣，任何一種類型的群眾——無論是同質的還是異質的，無論是議會、民族，還是俱樂部等等，只要還沒有出現一位領袖來領導他們，他們就無法實現團結，采取共同的行動。
在其他地方，我已經通過某些生理學上的實驗來證明，群眾的無意識集體心理與領袖的心理密切相關。領袖賦予群眾一個單一的意志，并要求他們必須無條件服從。
領袖尤其喜歡通過暗示來影響群眾，他的成功與否取決于他激發這種暗示的方式。有許多實驗可以證明一個集體對暗示可能服從到何種程度。
在領袖們暗示的作用下，群眾會做出各種各樣的反應：鎮靜或狂怒，罪惡或英勇，這些暗示有時候也可能表現出理性的一面，但也僅僅是表面上合乎理性。事實上，群眾很難服從理性；唯一能對他們產生影響的就是以想象的形式激發的情感。
群眾在不同領袖的刺激下，很容易做出截然對立的沖動之舉，這樣的事情在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上不勝枚舉。我們看到，群眾對于吉倫特派、埃貝爾派、丹東派以及恐怖主義者的相繼勝利和倒臺，無一不感到歡欣鼓舞。我們同時也可以肯定一點，那就是群眾對于這些走馬燈似的事變到底意味著什么是一無所知。
從遠處看，我們只能夠對這些領袖扮演的角色有朦朦朧朧的認識，因為他們一般都是在幕后操縱。如果想深入領會這一點的話，我們就必須把他們放到當時的環境中去研究，這時我們就會看到，領袖們煽動一場極為激烈的群眾運動是何等容易。在這里，我們不考慮郵電工人罷工或鐵路工人罷工之類的小事件，因為在這些事件中，可能起作用的僅僅是其雇員的不滿，而群眾對它們是一點興趣也沒有的。這里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看看少數幾個社會主義領袖是如何在巴黎平民當中挑起一場群眾騷亂的。那是費雷爾在西班牙被處以死刑后的第二天，雖然法國民眾此前從來沒有聽說過費雷爾這個人，在西班牙，他的死刑也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注。但在巴黎，少數幾個領袖就足以煽動一支民兵沖向西班牙大使館，并打算焚毀它；政府因此不得不派出一部分衛戍部隊來保護大使館。雖然這些攻擊者被有效擊退了，但他們還是洗劫了一些商店，并設置了一些路障，然后揚長而去。
無獨有偶，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也有力證明了領袖們的巨大影響。最后，這些領袖意識到焚燒外國使館可能非常危險。于是，第二天他們又改變策略，代之以和平的示威運動。就像起初他們接受指令發動暴亂一樣，現在群眾又忠實地服從新的命令。沒有什么事例比這更能夠顯示領袖的極端重要性以及群眾的溫順馴服了。
那些歷史學家們，從米什萊到奧拉爾，都認為革命大眾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照樣能夠行動自如；實際上，他們根本不理解革命大眾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