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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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當年曾為青年許世瑛開列過一個學習中國文學的基本書目，共舉出十二種書，為首的就是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注01。凡讀過此書的人都能體會到，這不僅僅是一部以詳記唐代詩人逸事趣聞為特色的精彩的傳記文學作品，還是一部杰出的論唐詩風格流變與評價各位詩人藝術成就的專著。它通過對幾百位神采奕奕、性格鮮明的唐代詩人思想情感和生活情趣的描述，使讀者不僅可以看到有唐一代文壇的鼎盛之況，還可以從中了解古人對文學的認識以及政治、禮教、文化、習俗、自然對文學的影響，從而逐漸登堂入室，去領略中國古典文學那迷人的魅力。將此書列為案頭必備之書，正是魯迅先生慧眼獨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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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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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子傳》的作者辛文房，字良史，是元代前期的西域人。他以唐代詩人中號稱“五言長城”的劉長卿的字為名，以被贊為“珪璋特達”的于良史的名為字注02，可見他是一位極為熱愛唐詩又非常傾慕唐代詩人并具有浪漫氣質的才子。可惜由于史料的殘缺，今天我們對他的詳細經歷已很難弄清楚了，只能根據《唐才子傳》和當時一些人的零星記載對他的事跡略知一二。

辛文房曾官為省郎。

元初著名詩人張雨（1277－1348）《勾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卷四存有《元日雪霽早朝大明宮和辛良史省郎二十二韻》詩一首，結句說：“憐君守華省，琢句廢春宵。”可見辛文房亦深于詩道，并與張雨有酬和之雅。

辛文房當時的確有詩名。

元代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下云：“王伯益，名執謙……同時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楊載仲弘，浦城人；盧亙彥威，大梁人，并稱能詩。”此處列舉的楊載，為“元代四大家”之一，乃當時文壇領袖，“聲名滿天下”，辛文房名列其前，這分量就很不輕了。可惜他的詩作，今天僅存二首，皆為短制注03，已難窺其大端。唯元代詩人馬祖常（1279－1338）所作《辛良史〈披沙集〉詩》有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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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可披沙揀，黃金抵自多。悠悠今古意，落落短長歌。

秋塞鳴霜鎧，春房剪畫羅。吟邊變馀發，蕭颯是陰、何注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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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鐘嶸《詩品》用“披沙簡金，往往見寶”評論陸機的詩，辛文房將自己的詩集命名為“披沙集”也是取的這個意思。盡管這個集子今天已見不到了，我們還是可以從馬祖常的詩中知曉辛文房的作品既有“秋塞鳴霜鎧”那種金戈鐵馬式的豪邁之氣，又有“春房剪畫羅”這般小橋流水式的柔美之情，其風格和內容無疑是豐富多彩的。他對詩歌創作也極為認真和刻苦，以至于鬢邊生出白發，恰如杜甫所說的“頗學陰、何苦用心注05”，這些都可從馬詩的最后兩句中得知。

辛文房曾游歷祖國東南山水名勝。

在《唐才子傳》卷六《徐凝傳》后，作者滿懷深情地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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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昔經桐廬古邑，山水蒼翠。嚴先生釣石，居然無恙。忽自星沉，千載寥邈。后之學者，往往繼踵芳塵，文華偉杰，義逼云天，產秀毓奇，此時為冠。至今有長吟高蹈之風，古碑、石刻、題名等相傳不廢。攬轡彷徨，不忍去之。勝地以一人興，先賢為來者重，固當相勉而無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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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注06。”辛文房飽覽山川靈秀，緬懷高人風儀，以胸中錦繡，化筆底文章。他因向往唐代詩家，乃“遐想高情，身服斯道”“游目簡編，宅心史集。或求詳累帙，因備先傳。撰擬成篇，斑斑有據，以悉全時之盛，用成一家之言”，在元成宗大德甲辰年（1304）寫成《唐才子傳》一書注07。從這部書中我們不僅可以領略辛文房那旁搜博采、駕馭史料的非凡能力，而且可以看出他洞曉中國詩歌的淵源和流變，對唐代詩歌的空前興盛和輝煌成就有著精深的研究。他不僅是一位知名當世的詩人，而且稱得上是一位卓越的文藝批評家。有斯人，乃有斯文，雖然透過渺遠的歷史煙云，我們僅能據這少許線索窺見辛文房風采的一鱗半爪，但這部才華橫溢的《唐才子傳》的問世絕非偶然，卻是可以肯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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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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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唐代是詩國的巔峰時期。在這個時期，詩壇英杰輩出，群星璀璨，使人目不暇給，嘆為觀止。即以今天所見材料而言，清代康熙時期御定《全唐詩》共收詩人二千二百余人；日本學者據彼邦文獻保存之佚詩，編為《全唐詩逸》三卷，又得詩人一百二十八人（其中八十二人不見于《全唐詩》）；近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唐詩補編》（含《全唐詩外編》《全唐詩續拾》），又得詩人一千五百人左右。悠悠千載之下，尚有如此眾多的詩人有作品傳世，唐代詩人陣容的盛大，可見一斑。

然而，在辛文房以前，卻從沒有一本唐代詩人的傳記專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中被收錄入傳的詩人很少，傳記也往往十分簡略。名重詩壇者如岑參、李頎、韋應物、劉長卿、王建、許渾、皮日休等人均無傳記。大量詩人的生平資料，散見錯出，保存在唐宋人的詩文集、筆記小說、詩話、書目提要等文獻中。南宋時計有功編撰《唐詩紀事》，以廣博的見聞輯錄了唐代詩人及其作品的大量資料，但他的宗旨“重在錄詩注08”，對詩人的生平事跡未免羅列散亂，尚不足稱為傳記，《四庫全書總目》乃將《唐詩紀事》歸屬集部的“詩文評類”，與史部的“傳記類”相隔甚遠。

時至元代，辛文房對上述唐宋以來的大量資料廣為搜采，排比考訂，并“觸事興懷注09”，間出精彩評論，精心結撰為《唐才子傳》十卷。此書以獨特的體例，不僅將隋大業初年至五代末年約三百五十年間近四百位詩人的神采風貌熔鑄其中注10，使許多史傳無名的詩人事跡不致湮沒，而且保存了大量詩歌評論資料。清人伍崇曜稱贊說：“其書評騭精審，似鐘嶸《詩品》；標舉新異，似劉義慶《世說》；而敘次古雅，則又與皇甫謐《高士傳》相同注11”。頗能概括辛氏此書的神韻。

筆者以為，對今天的讀者來說，閱讀《唐才子傳》似應注意該書以下這些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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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名標“才子”，乃以是否擅美于詩作為立傳取舍的標準，而不論其人德行、功業、身份如何。叛臣賊子如蘇渙，傳見卷三；“性險躁，譎怪而好利”如呂溫，傳見卷五；樂妓如薛濤，傳見卷六；女道士如魚玄機，傳見卷八；至于終身未有功名的布衣之士，以及僧、道中人，只要以詩才見長，在本書中以傳主身份出現者所在多有，不勝枚舉。而著名宰相如姚崇、宋璟，碩學鴻儒如顏師古，雖亦有詩傳世，但因不以詩才見稱于世，本書皆舍棄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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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書入傳者以時代先后為序；同時代者，則以科舉及第先后為序。辛氏欲以詩人陸續出現的次序和詩風的嬗變闡明有唐一代詩歌的發展軌跡，完全摒棄了歷代史傳那種先儒術而后方外，重男子而輕婦女的成例。既不以詩人的門第尊卑或仕宦窮達別高下，也不以傳主的職業貴賤或思想異同分等級。在今天看來，這一體例是科學的，在當時也是頗為先進的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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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書突出了詩人參加科舉的情況，從而顯示了時代習俗。各篇除先介紹傳主姓名、字號、籍貫外，有科名的均突出其及第之年，以及當年榜首或主試官員的姓名，此中頗含深意。科舉作為一種選拔官員的制度，發端于隋，形成于唐，從此相沿不廢。唐代科舉分為制科和常科，制科以待非常之才，名目繁多，設置不定；常科主要有進士、明經兩科，雖云并列，但兩者地位的高下，及第的難易隔若霄壤注13。唐人最重視的進士科，每年取中的不過二三十人，而其中“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注14”，故登第之難有如月中折桂。本書卷十《曹松傳》敘曹松等五人都已七十多歲才進士及第，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圍繞科舉考試而產生的“行卷”的風尚，在本書中也多有反映。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選取自己平日得意的作品，寫成卷軸，在考試前呈送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試官推薦自己。由于唐代科舉的試卷是不糊名的，主試官往往以舉子們平日的詩名大小決定是否錄取，故行卷之風極盛。如本書卷六《白居易傳》，記白居易年輕時詩名未顯，到長安以詩向顧況行卷，顧況很輕視他，竟拿他的名字開起玩笑來。等到顧況看到詩卷中“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樣的佳句時，大為嘆服，連忙致歉：白居易以詩行卷獲得了出奇制勝的效果。事實上，唐詩能如此繁榮，行卷之風的盛行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注15。了解了以上這些情況，將有助于讀者對唐代社會的理解和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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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書對詩人事跡的記述，略于仕履行跡而詳于遺聞軼事，而這一切又都圍繞詩歌而展開。授詩、學詩、作詩、賞詩、評詩、獻詩，多錄名篇警句作為例證，所以辛氏展示給讀者的，并不是一篇篇枯燥的生平履歷表，而是一個個稟賦各異、面容鮮活的才子形象。如卷五《賈島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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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跨蹇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遂吟曰：“落葉滿長安。”方思屬聯，杳不可得。忽以“秋風吹渭水”為對，喜不自勝。因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系一夕，旦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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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逸事趣聞，使傳主性格躍然紙上，深得丹青高手神似之妙。

辛氏還通過許多生動的事例，展示了唐代朝野上下對詩歌的重視程度。如卷四《韓翃傳》，德宗指明將知制誥的要職授給“春城無處不飛花”的韓翃；卷一《王灣傳》中，宰相張說把王灣的佳句“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親筆題寫在政事堂上；卷五《李涉傳》敘李涉遇盜，盜匪不奪其財物而索其新詩，何其風雅！結果李涉反得到盜匪的“牛酒厚遺，再拜送之”。這些事例給讀者印象尤為深刻，真可收“以一當百”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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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書各傳之后時見簡要評論，或論詩，或論人，或論事，不拘一格，隨感而發。其論詩部分，涉及各家詩歌的藝術成就及風格流變，多取自前人舊評，如《新唐書》、唐殷璠《河岳英靈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宋敖陶孫《詩評》、嚴羽《滄浪詩話》等。亦有自出機杼者，如卷八《于?

觀唐詩至此間，弊亦極矣。獨奈何國運將弛，士氣日喪，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戲月，刻翠粘紅，不見補于采風，無少裨于化育。徒務巧于一聯，或伐善于只字，悅心快口，何異秋蟬亂鳴也。于?

此論從宏觀上考察唐詩流變，尤其強調詩歌的社會功能，深得儒家詩教之旨。在論人方面，辛氏鄙視那種出身顯貴而虛度歲月的紈绔子弟：“又若以位高金多，心廣體胖，而富貴驕人，文稱功業，黯黯則未若腐草之有螢也注16。”贊揚那些雖出身寒賤，卻因勤苦向學而在文學上奮發有為的人：“汪遵，涇之一走耳。拔身卑污，奪譽文苑。家貧借書，以夜繼日，古人閱市、偷光，殆不過此。昔溝中之斷，今席上之珍。丈夫自修，不當如是耶？注17”這些觀點，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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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書文筆秀潤可觀，用典常入化境。如卷五《韓愈傳》贊云：“公英偉間生，才名冠世，繼道德之統，明列圣之心。獨濟狂瀾，詞彩燦爛，齊梁綺艷，毫發都捐。有冠冕珮玉之氣，宮商金石之音，為一代文宗，使頹綱復振，豈易言也哉！”氣勢磅礴，頗有點韓文的遺風。又如同卷《朱放傳》：“未幾，不樂鞅掌，扁舟告還。貞元二年，詔舉韜晦奇才，詔下聘禮，拜左拾遺，不就，表謝之。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文中“鞅掌”一詞，人皆知出自《詩經·小雅·北山》，而“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八字乃暗用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中成語，既恰到好處又使人不覺，可謂出于神而入于化，天衣無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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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談談這本書的資料情況。

辛文房為寫此書，涉獵了極為廣泛的文獻，取材亦多可信。傳文首錄正史，全書有八十余篇采自《舊唐書》《新唐書》的列傳、附傳，有四十余篇采錄《新唐書·藝文志》的附注。在唐代文獻方面，辛氏所涉獵的有唐人自傳、別傳、集序、行狀、墓志，并從各傳主詩文及他人酬贈作品中勾稽事跡，這些多為第一手資料，尤為可貴。如王灣、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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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美玉亦難免瑕疵，《唐才子傳》這本書也存在一些明顯的舛誤和不足。

當初辛文房在書稿完成后撰寫《引》文時，就認為此書并不是完美無缺的。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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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方之士，弱冠斐然。狃于見聞，豈所能盡？敢倡斯盟，尚賴同志相與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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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所能見到最早對此書進行評論的是明代初年的楊士奇，他的《東里文集》卷十所載《書〈唐才子傳〉后》一文在先肯定“于辛所錄，宜有所取”之后，批評此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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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唐以詩取士，三百年間，以詩名者，當不止于辛之所錄。如郭元振、張九齡、李邕之徒，顯于時矣，而猶遺之，況在下者乎？而辛所錄者又間雜以臆說，觀者當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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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庫全書總目》舉例糾駁《唐才子傳》缺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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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考編中，如《許渾傳》稱其夢游昆侖，《李群玉傳》稱其夢見神女—雜采孟棨《本事詩》、范攄《云溪友議》荒唐之說—無當史裁。又如儲光羲污祿山偽命，而稱其養浩然之氣，尤乖大義。他如，謂駱賓王與宋之問唱和靈隱寺中，謂《中興間氣集》為高適所選，謂李商隱曾為廣州都督，謂唐人效杜甫者惟唐彥謙一人，乖舛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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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說，這些批評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周本淳先生將此書的訛誤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時間失次，二是地理訛誤，三是誤甲為乙，四是褒貶失實。其例甚多，詳見本書正文注釋。分析起來，辛氏致誤的原因約有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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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采原書本身已誤。如卷五《張仲素傳》云：“魏文帝有云：‘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殊不知魏文帝從無此論，而宋代陳師道《后山詩話》將杜牧此語誤屬曹丕，辛氏乃沿后山之誤。在詩人事跡方面，辛氏的重點是標舉詩格，而不在于考述行跡，故多采筆記小說。而唐五代后期的筆記小說，因受到傳奇的長期浸染，敘事務求新奇動人、曲折有致，往往雖敘述時人事跡，卻大加渲染夸張，與傳奇小說已難以區分，情況十分復雜。辛氏難以一一考辨所載事實的真偽，一旦采擇入傳，又往往踵事增華，則距事實更遠。如《四庫全書總目》所指出的本書卷七《許渾傳》稱其夢游昆侖一事，系節錄孟棨《本事詩·事感》，而此事見錄于早《本事詩》四十年的唐代盧肇所撰《逸史》一書，事主乃是許瀍。可能是渾瀍二字形近而許渾詩名較著，孟棨遂誤為許渾之事注18，辛氏未加詳考，不僅沿襲孟棨之誤，又加臆評：“渾才思翩翩，仙子所愛，夢寐求之，一至于此。”完全曲解了許渾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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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采原書不誤，而辛氏誤讀誤解。如所采《郡齋讀書志》卷四上柳儀曹評陳子昂語，柳儀曹本指柳宗元，辛氏誤解為柳公權注19。又如《郡齋讀書志》著錄《雍陶集》時說：“唐志集十卷，今亡其半。”唐志，系《新唐書·藝文志》的簡稱，辛氏乃誤為雍陶詩集名，在卷七《雍陶傳》中說“有《唐志集》五卷，今傳”，皆為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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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辛文房作為一個西域人，在唐朝滅亡三百多年后，以一己之力，博訪如此之多的史料文獻，開創為一代詩人寫傳之先例，氣魄固屬非凡，其艱難也是可以想見的。所撰著的這本書，不但把一些零散的材料系統化了，而且還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論點。書中盡管存在諸如此類的缺陷，但瑕不掩瑜，辛文房仍不愧為唐詩之功臣。《四庫全書總目》說：“蓋文房抄掇繁富，或未暇檢詳，故謬誤牴牾，往往雜見。然較計有功《唐詩紀事》敘述差有條理，文筆亦秀潤可觀。傳后間綴以論，多掎摭詩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藝林，于學詩者考訂之功，固不為無補焉。”這個評價比較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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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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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子傳》寫成后，在元代即已刊行。楊士奇《書〈唐才子傳〉后》稱其所見云：“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雖較辛文房《引》中所稱人數少一人注20，但相信此書明初尚有足本流傳，楊氏或少計一人亦有可能。明永樂年間編修《永樂大典》，將《唐才子傳》全書收入《傳》字韻內。到清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時，“《傳》字一韻適佚，世間遂無傳本”。《四庫全書總目》稱：“幸其各韻之內，尚雜引其文。今隨條摭拾，裒輯編次，共得二百三十四人，又附傳者四十四人，共二百七十八人。謹依次訂正，厘為八卷。”因此《四庫全書》所收的《唐才子傳》只是一個輯佚本，條目既已殘缺，編次又迥異原刊，惟輯佚者據兩《唐書》等史籍對傳文作了一些訂補，讀起來顯得文從字順，對校勘者尚有參考價值。

所幸元刊十卷足本很早就已傳入日本，得以完整保存。日人先后據以刊刻了幾種版本，主要有14世紀后期刊行的“五山本”、正保四年（1647）刊行的“正保本”、享和二年（1802）天瀑山人據“五山本”以活字重印后收入《佚存叢書》的《佚存》本。清代嘉慶年間，《佚存》本回流中土，國內學人以《四庫》八卷本與之對校，又先后刊刻了幾種版本。其中嘉慶十年（1805）陸芝榮三間草堂刊本、道光二十二年（1842）錢熙祚刊《指海》本校勘較精，頗具價值。

清代光緒年間，宜都楊守敬從日本訪得一個元刊十卷足本，乃是現存各種十卷本的祖本，最具原始面貌。遵義黎庶昌以珂羅版將其影印，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好的版本。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對《唐才子傳》的箋注整理工作陸續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筆者所見的校注本有周本淳的《唐才子傳校正》、舒寶璋校注的《唐才子傳》、孫映逵的《唐才子傳校注》、傅璇琮先生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其中周、孫二本各具特色，皆足稱道；而傅本乃匯集了國內有關專家對唐代詩人的研究成果，探索《唐才子傳》的材料出處，糾正其史實錯誤，補考原書未備的重要事跡，廣搜博討，抉微探幽，雖尚不能說毫無可議之處，但在目前卻堪稱有唐一代詩人事跡的材料庫。不過，對廣大讀者來說，以上各本對語詞的注釋尚嫌簡略，語言也不夠通俗，未便閱讀。本書據《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的要求對《唐才子傳》進行全注全譯，體例詳見《凡例》，此處從略。

本書的譯注，難點主要在于對辛氏原書所誤之處的訂正如何把握其詳略程度，過詳則有堆砌資料之嫌，恐為一般讀者所厭；過略則其誤仍舊，恐于學術性有所喪失。在本書的譯注體例上，幸蒙業師程千帆先生指點迷津，使我如撥云霧而見青天，但做起來仍恐難免有畸輕畸重之處，其責在我。本書的內容，除采摭前賢著述外，主要參考并有選擇地吸取了前列各校注本以及周勛初師主編的《唐詩大辭典》的研究成果，為避煩瑣，書中未能一一指明，謹在此一并敬申謝忱。筆者身處偏邑，訪書為難，幸得學長南京大學程章燦博士慨然以《唐才子傳校正》一書相贈，本社同仁夏文琦、顧慶榮二先生均在京為我求訪《唐才子傳校注》一書；撰稿之初，同仁程小銘先生曾提供寶貴意見，付梓之前，編審葉光大前輩對拙作悉心審閱，匡所不逮，惠我良多，高情厚誼，深所銘感。筆者限于學識，又庶務繁冗，不敢企望文房“端居多暇，害事都捐”的從容環境，書中掛漏訛誤，誠恐難免，希望海內通人、廣大讀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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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于貴陽八重書屋

注01. 見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

注02. 本書卷五《張碧傳》云：“碧，字太碧。……初慕李翰林之高躅，一杯一詠，必見清風，故其名字皆亦逼似，如司馬長卿希藺相如為人也。”此亦為辛氏夫子自道。“五言長城”，見卷二《劉長卿傳》；“璋特達”，見卷三《于良史傳》。

注03. 元代蘇天爵所編《國朝文類》卷四載有辛文房的七律《蘇小小歌》，卷八載有辛文房的七絕《清明日游太傅林亭》。

注04. 見《石田先生文集》卷二。按：第二句中“抵”字疑為“注05. 杜甫《解悶十二首》。

注06. 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

注07. 參見本書卷首《引》。

注08. 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一。

注09. 參見卷首《引》。

注10. 五代十國時期處于唐、宋兩個王朝之間，此時的小王朝實為中晚唐以來藩鎮地方割據的延續，故被史家視為“閏唐”，論及唐朝往往下包五代。辛氏亦沿此例。

注11. 見《粵雅堂叢書》本《唐才子傳·跋》。

注12. 《四庫全書》本《唐才子傳》因系從《永樂大典》零星輯錄而成，整理者未見辛氏原書，故仍依慣例臆分隱逸、仙、僧、妓、女道士幾類，置于書末，實非辛氏原旨。

注13.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云：“進士科始于隋大業中，盛于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致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注14. 唐李肇《國史補》卷下。

注15. 關于唐代進士行卷對唐代詩歌發展的影響，請參閱本師程千帆先生《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

注16. 卷七《陳上美傳》。

注17. 卷八《汪遵傳》。

注18. 詳見李立樸《唐詩人許渾〈丁卯集〉考述》一文，載《貴州文史叢刊》1990年第3期。

注19. 卷一《陳子昂傳》。

注20. 《引》謂：“傳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錄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厘為十卷。”則共計三百九十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