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就想到了文字魅力的消亡，如今的語言，充分地發揮了功能性的作用，傳遞信息，及時、準確，要直白，最好是廢話少說，只有廣告中偶爾見得到幾句抒發感情的語言。戀人間的書信也大可以省了，有電話、信息就好，甚至連談情說愛也省了，吃了飯看了電影就抱在一起，效率高了，功能也達成了，但原本透在信紙上的溫度和塞進信封里的甜卻都不見了。表達自己并不只是作家才需要做的事情，文字在情感和情緒上的作用是口頭語言難以替代的。我大伯母就總是和我們講，當年我大伯追求她的時候給她寫了桌子一樣高的信而且每封信都像詩一樣美，但我大伯實際上是一個大學的理工科教授，并不擅長寫抒情文章，他自己笑說那是愛情的荷爾蒙發揮了作用，愛的情感勢不可擋。大伯母珍藏著那些發黃了的信件就像小孩子對待心愛的糖果，甜了一輩子。

所以我們現在不再把一生中最強烈最美好的情感用文字記錄下來真的是每個人的一大損失。而即使不在戀人之間，我記得以前外公和他的朋友們也總是會相互寫信，他收到信的時候也總是很喜悅，讀信的時候臉色忽而明朗忽而陰沉，他偶爾給我看他朋友寫的信，講近時的經歷、想法，我覺得那是一種充滿信任的內心交流，外公也會回信陳述自己的見解，或者排解對方的情緒，總而言之都是一種知己間深入的交流。我想這樣的交流時下已不多得了，依我看即使在校園里，同學之間也只有在喝了大酒之后才吐露心聲，還要提防說了不謹慎的話，酒后失態等諸多不妥。

對了，說到外公的朋友，我外公這次來一是參加一個文化交流活動，這已經結束了，二來就是見他的朋友。可是我如今在這里和他一起見到的卻是一個早已不在了的朋友。

上個周末璐璐和我說她要陪外公出去玩幾天，我只當他們會去些風景名勝呢，倒不曾想老人家原來是來追思的。

這里有一處風景極好的湖叫白馬湖，這兩天，我和外公每天都沿著這個湖走上好久，又在湖邊坐上好久。外公說他的朋友他尊稱為“前輩”的，四十年前就在這個湖邊坐了一整晚，他在接近黎明時走進了湖里，一個漁夫從很遠的地方看到了，待劃著船趕過來的時候早已不見了他的蹤影，打撈上來的時候人已然沒救了。我知道即使時隔這么多年外公依然是傷心的，就也不敢多問，他只是時不時地和我說上幾句，剩下的時間就只是出神，他說有一些事情是我沒有辦法理解的。其實我倒是理解一些，我說，“是類似布羅茨基那樣被判處‘社會寄生蟲’的罪名吧？”外公問我還記得布羅茨基的詩嗎，我說我記得幾句：

我說命運玩著不計分的游戲，

有了魚子醬，誰還要魚？

哥特式風格再度勝利，

讓你興奮——無需可卡因，或大麻。

……

我忠誠于這二流的年代，

并驕傲地承認，我最好的想法

也屬二流，但愿未來將它們視作

我掙脫窒息的紀念。

我坐在黑暗里。難以分辨

內心的黑暗，與外面的黑暗，哪個更深。

對了，記得你問過我關于“白銀時代”的問題。俄國文學是世界文學中的高地，其鼎盛的“黃金時代”出現在沙皇俄國時期，為大家熟知的普希金、托爾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不過這些人里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的大文豪全都出身于貴族家庭。普希金筆下有一個叫奧涅金的人物被描寫成一個“多余人”的形象，其實普希金也借這個人物暗指他自己，如果按照這樣的定義這些大文豪都應該被定義為衣食無憂、好逸惡勞的“多余人”了。接下來的一個時代還是出現了像安·別雷、扎米亞京、安德烈耶夫、索洛古勃、庫普林這些文學大家，但其輝煌的程度卻只能用“白銀時代”來形容了，這些人里面我最欣賞的是安·別雷和他的《彼得堡》，可以與《追憶似水年華》和《尤利西斯》這樣的意識流大家相媲美。蘇聯時期，一些所謂的“舊知識分子”被發配到遙遠的西伯利亞接受勞動改造或者像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約瑟夫·布羅茨基那樣被冠以“社會寄生蟲”的罪名，作家這樣的“多余人”漸漸被逐出了社會的主流。

外公點頭稱是，他說“人們如今是秉持著實用主義的高級智人，他們同時摒棄了性靈那樣無用的東西，那些東西和‘他’一起沉入河底被沖刷得不見了”。

我聽到他這么講突然想起你曾經不止一次地說我是一個“幸運兒，可以錦衣玉食的專事文學”，我想我真正的幸運在于保留了某些東西，我既是普希金筆下的“多余人”，又是布羅茨基那樣的“社會寄生蟲”。我身邊的同學們，聽說他們畢業之后更多的是去從事報紙雜志編輯、新聞記者這樣與社會緊密咬合的工作，可是我心里的那個聲音太強烈，對于我來說，偏離了它，一切都將是“喧嘩與騷動”。

好了，今天就先寫到這兒吧，對了，你喜歡我稱呼你“憶水君”嗎，有點兒像日本人的稱呼對不對？我有的時候覺得日本的女子對于自己鐘情的男子有一種涓涓的含蓄，像櫻花一樣的細膩動人，以后我就這么稱呼你可好？

附上一吻

璐璐

2006年6月12日

于白馬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