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自我批評的嘗試

（一）無論這本可疑的書是以什么為根基的，它都必定含著一個頭等重要的、富有吸引力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十分個人化的問題——相關的證據是本書的寫作年代，盡管是在1870——1871年普法戰爭那騷動不安的年頭，它還是成書了。當沃爾特必需悲劇嗎？更有甚者——必需藝術嗎？希臘藝術——究竟何為？……

人們猜得出來，我們于是把此在必然地是沒落、沉淪、失敗的標志，是疲憊和虛弱的本能的標志嗎？——就如同在印度人那里，按照種種跡象來看，也如同在我們這里，在“現代”人和歐洲人這里？有一種強者的悲觀主義嗎？是一種基于愜意舒適、基于充溢的健康、基于此在之充沛而產生的對于此在之艱難、恐怖、兇惡、疑難的智性上的偏愛嗎？興許有一種因過度豐富而生的痛苦？一種極犀利的目光的試探性的勇敢，它渴求可怕之物有如渴求敵人，渴求那種相稱的敵人，以便能夠以此來考驗自己的力量？它要以此來了解什么是“恐懼”悲劇神話意味著什么呢？還有，那狄奧尼索斯的偉大現象意味著什么？從中誕生的悲劇又意味著什么？——另外，致使悲劇死亡的是道德的蘇格拉底主義、辯證法、理論家的自滿和快樂嗎？——怎么？難道不就是這種蘇格拉底主義，成了衰退、疲憊、疾病和錯亂地消解的本能的標志嗎？還有，后期希臘那種“希臘式的明朗”只不過是一種回光返照嗎？反對悲觀主義的伊壁鳩魯意志，只不過是一種苦難者的謹慎嗎？還有科學本身，我們的科學——是的，被視為生命之征兆的全部科學，究竟意味著什么呢？一切科學何為，更糟糕地，一切科學從何而來？怎么？興許科學性只不過是一種對于悲觀主義的恐懼和逃避？一種敏銳的對真理的正當防衛？用道德的說法，是某種怯懦和虛偽的東西？而用非道德的說法，則是一種狡詐？呵，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啊，莫非這就是你的奧秘？呵，神秘的諷刺家啊，莫非這就是你的——反諷？

（二）

當時我著手把握的乃是某種可怕而危險的東西，是一個帶角的難題，未必就是一頭公牛，但無論如何都是一道全新的難題：今天我會說，它就是科學問題本身——科學第一次被理解為成問題的、可置疑的。可是，這本書，這本當年釋放了我年輕的勇氣和懷疑的書——從一項如此違逆青春的使命當中，必定產生出一本多么不可能的書啊！它是根據純然超前的、極不成熟的自身體驗而建構起來的，這些自身體驗全都艱難地碰觸到了可傳達性的門檻，被置于藝術的基礎上——因為科學問題是不可能在科學基礎上被認識的——，也許是一本為兼具分析與反省能力的藝術家而寫的書（也即一個例外的藝術家種類，人們必須尋找、但甚至于不愿尋找的一個藝術家種類……），充滿心理學的創新和藝術家的秘密，背景里有一種藝術家的形而上學，是一部充滿青春勇氣和青春憂傷的青春作品，即便在表面上看來屈服于某種權威和個人敬仰之處，也還是獨立的、倔強的、自主的，質言之，是一部處女作（哪怕是取此詞的所有貶義），盡管它的問題是老舊的，盡管它沾染了青年人的全部毛病，特別是它“過于冗長”，帶有“狂飆突進”色彩已經得到證明的書，我指的是，它是一本至少使“它那個時代最優秀的人物”用藝術家的透鏡看科學，而用生命的透鏡看藝術……

（三）

再說一遍，今天在我看來，這是一本不可能的書，——我的意思是說，它寫得并不好，笨拙、難堪、比喻過度而形象混亂、易動感情、有時甜膩膩變得女人氣、速度不均、毫無追求邏輯清晰性的意志、過于自信因而疏于證明、甚至懷疑證明的適恰性，作為一本寫給知情人的書，作為給那些受過音樂洗禮、自始就根據共同而稀罕的藝術經驗而聯系在一起的人們演奏的“音樂”，作為那些在artibus ［藝術］上血緣相近者的識別標志，——這是一本高傲而狂熱的書，從一開始就更多地拒絕“有教養者”的profanum vulgus ［俗眾］，更甚于拒絕“民眾百姓”，但正如它的效果已經證明并且還將證明的那樣，它也必定十分善于尋找自己的狂熱同盟，把他們引誘到新的隱秘小路和舞場上來。無論如何，在此說話的——人們帶著好奇，同樣也帶著反感承認了這一點——乃是一種陌生的歌唱，這“全新的心靈”——而不是說話！多么遺憾啊，我不敢作為詩人說出當時必須說的話：也許我本來是做得到的！或者至少是作為語言學家——但即便在今天，對于語言學家來說，這個領域里幾乎一切都有待發現和發掘！尤其是下面這個難題，即：這里有一個難題這樣一個實情，——還有，只要我們還沒有獲得“什么是狄奧尼索斯的？”這一問題的答案，希臘人就一如既往地是完全未知的和不可設想的……

（四）

是啊，什么是狄奧尼索斯的呢？——本書對此作了解答，——其中講話的是一位“有識之士”，是他自己的上帝的知情者和信徒。也許現在來談論希臘悲劇的起源這樣一個艱難的心理學問題，我會更謹慎一些了，更訥于辭令了。一個基本問題乃是希臘人與痛苦的關系，希臘人的敏感程度，——這種關系是一成不變的呢，還是發生了轉變？——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希臘人越來越強烈的對美的渴求，對節慶、快樂、新崇拜的渴求，真的起于缺失、匱乏、傷感和痛苦嗎？因為假如這恰恰是真的——而且伯里克利對丑的渴求，更古老的海勒人快樂，來自力量，來自充沛的健康，來自過大的豐富么？還有，在生理上來追問，那種產生出悲劇藝術和喜劇藝術的癲狂，狄奧尼索斯的癲狂，究竟有何意義呢？怎么？莫非癲狂未必是蛻化、衰敗、遲暮文化的征兆么？也許有——一個對精神病醫生提出的問題——一種健康的神經病？民族少年時代和民族青春期的神經病？薩蒂爾極大的福祉，那又如何呢？而另一方面，反過來說，如果希臘人正處于崩潰和虛弱時代，變得越來越樂觀、膚淺、虛偽，越來越熱衷于邏輯和對世界的邏輯化，因而也變得“更快樂”和“更科學”了，那又如何？怎么？也許，與一切“現代觀念”和民主趣味的偏見相反，樂觀主義的勝利，已經占了上風的理性，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功利主義，類似于與它同時代的民主制，——可能是精力下降、暮年將至、生理疲憊的一個征兆？而且，那不就是悲觀主義嗎？難道伊壁鳩魯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恰恰是因為他是受苦者？大家看到，這本書承荷著一大堆艱難的問題，——我們還要加上一個最艱難的問題！用生命的透鏡來看，道德——意味著什么？……

（五）

在致理查德·瓦格納的序言中，藝術——而不是道德——被說成是人類的真正形而上學的活動；正文中多次重復了如下若有所指的命題，即：唯有作為審美現象，世界之此在才是合理的。過于豐富而引起的困厄，擺脫了在他身上麇集的種種矛盾帶來的痛苦。世界，在任何一個瞬間里已經達到的神之拯救，作為那個只善于在假象（Schein）中自我解脫的最苦難者、最富于沖突和矛盾者的永遠變化多端的、常新的幻覺：人們可以把這整個藝術家形而上學道德解釋和道德意蘊。在這里，也許首次昭示出一種“超善惡”反道德傾向的深度，也許最好是根據我在全書中處理基督教時采用的謹慎而敵對的沉默姿態來加以考量，——基督教乃是迄今為止人類聽到過的關于道德主題的最放縱的形象表現。事實上，與這本書中傳授的純粹審美的世界解釋和世界辯護構成最大的對立的，莫過于基督教的學說了，后者只是道德的，而且只想是道德的，它以自己的絕對尺度，例如上帝的真實性，把藝術，把任何一種藝術，都逐入謊言王國之中，——也就是對藝術進行否定、詛咒和譴責。在這樣一種只消有一定程度的真誠感、就一定以藝術為敵的思想方式和評價方式背后，我向來也感受到那種對生命的敵視，那種對生命本身的憤怒的、有強烈復仇欲的厭惡：因為一切生命都基于假象、藝術、欺騙、外觀，以及透視和錯誤的必然性之上。基督教根本上自始就徹底地是生命對于生命的厭惡和厭倦，只不過是用對“另一種”或者“更好的”生命的信仰來偽裝、隱藏和裝飾自己。對“世界”的仇恨、對情緒的詛咒、對美和感性的恐懼，為了更好地誹謗此岸而虛構了一個彼岸，根本上就是一種對虛無、終結、安息的要求，直至對“最后安息日”只承認道德價值的絕對意志一樣，所有這一切始終有如一種“求沒落的意志”的一切可能形式中最危險的和最陰森可怕的形式，至少是生命重病、疲憊、郁悶、衰竭的標志，——因為在道德面前（尤其是在基督教的、亦即絕對的道德面前），生命由于是某種本質上非道德的東西而必定持續不斷而無可避免地遭受到不公，——最后在蔑視和永恒否定的重壓下，生命必定被感受為不值得追求的、本身無價值的東西。道德本身——怎么？難道道德不會是一種“力求否定生命的意志”，一種隱秘的毀滅本能，一種淪落、萎縮、誹謗的原則，一種末日的開始嗎？還有，難道它因此不會是危險中的危險嗎？……所以，在當時，以這本可疑的書，我的本能，我那種為生命代言的本能，就轉而反對道德，并且發明了一種根本性的有關生命的相反學說和相反評價，一種純粹藝術的學說和評價，一種反基督教的學說和評價。怎樣來命名它呢？作為語言學家和話語行家，不無隨意地——因為有誰會知道基督者的恰當名字呢？——我用一位希臘神祇的名字來命名它：我把它叫作狄奧尼索斯的〔學說和評價〕（六）

人們理解我已經以這本書大膽觸及了何種任務嗎？……現在我感到多么遺憾，當時我還沒有勇氣（或者一種苛求？），在任何方面都用自己特有的語言來表達如此獨特的直觀和冒險，——我是多么吃力地力求用叔本華和康德的套路來表達與他們的精神以及趣味徹底相反的疏異而全新的價值評估！叔本華到底是怎么來設想悲劇的呢？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篇第495頁上，叔本華說：“使一切悲劇因素獲得特殊的提升動力的，乃是下列認識的升起，即：世界、生命不可能給出一種真正的滿足，因而不值得我們親近和依戀：悲劇精神即在于此——，因此它引導人們聽天由命。”敗壞了我所明白的偉大的希臘問題！在無可指望的地方，在一切皆太過清晰地指向終結的地方，我卻生出了希望！我根據近來的德國音樂開始編造“德國精神”，仿佛它正好在發現自己、重新尋獲自己似的——而且當其時也，德國精神不久前還有統治歐洲的意志、領導歐洲的力量，剛剛按遺囑最終退位，并以建立帝國為堂皇借口，完成了向平庸化、民主制和“現代理念”的過渡！實際上，此間我已經學會了毫無指望和毫不留情地來看待“德國精神”，同樣地也如此這般來看待現在的德國音樂，后者徹頭徹尾地是浪漫主義，而且是一切可能的藝術形式中最沒有希臘性的；而此外它還是一種頭等的神經腐敗劑，對于一個嗜酒并且把曖昧當作德性來尊重的民族來說具有雙重的危險，也就是說，它作為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發昏的麻醉劑具有雙重特性。——誠然，撇開所有對于當今的急促希望和錯誤利用（它們在當時使我敗壞了我的第一本書），但偉大的狄奧尼索斯問號，一如它在書中所提出的那樣，即便在音樂方面也還繼續存在著：一種不再像德國音樂那樣具有浪漫主義起源，而是具有狄奧尼索斯起源的音樂，必須具有怎樣的特性？……

（七）

——可是先生，如果您的書不是浪漫主義，那么全世界還有什么是浪漫主義呢？您的藝術家形而上學寧可相信虛無，寧可相信魔鬼，也不愿相信“現在”——對于“現時”、“現實”和“現代觀念”的深仇大恨，難道還有比您做得更加厲害的嗎？在您所有的對位法聲音藝術和聽覺誘惑術當中，不是有一種飽含憤怒和毀滅欲的固定低音在嗡嗡作響么，不是有一種反對一切“現在”之物的狂暴決心，不是有一種與實踐上的虛無主義相去不遠的意志么？——這種意志似乎在說：“寧可無物為真，也勝過你們得理，也勝過你們的真理得理！”我的悲觀主義的和把藝術神化的先生啊，您自己張開耳朵，來聽聽從您書中選出來的一段獨特的話，那段不無雄辯的有關屠龍者的話，對于年輕的耳朵和心靈來說，它聽起來是頗具蠱惑作用的：怎么？這難道不是1830年的地道浪漫主義的自白，戴上了1850年的悲觀主義面具嗎？背后也已經奏起了通常的浪漫派最后樂章的序曲，——斷裂、崩潰，皈依和膜拜一種古老信仰，這位古老的神祇……怎么？難道您的悲觀主義者之書，本身不就是一部反希臘精神的和浪漫主義的作品嗎？本身不就是某種“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發昏”的東西嗎？至少是一種麻醉劑，甚至于是一曲音樂，一曲德國音樂吧？但你們聽：

讓我們來想象一下正在茁壯成長的一代人，他們有著這樣一種無所懼怕的目光，他們有著這樣一種直面兇險的英雄氣概；讓我們來想象一下這些屠龍勇士的剛毅步伐，他們壯志凌云，毅然抗拒那種樂觀主義的所有虛弱教條，力求完完全全“果敢地生活”豈非必定要渴求一種全新的藝術，一種具有形而上慰藉的藝術，把悲劇當作他自己的海倫來渴求嗎？他豈非必定要與浮士德一道高呼：

而我豈能不以無比渴慕的強力，讓那無與倫比的形象重顯生機？

“豈非必定要么？”……不，決不是！你們這些年輕的浪漫主義者啊：這并非必定！但很有可能，事情會如此終結，你們會如此終結，亦即會“得到慰藉”，如書上所記，以基督教方式……不！你們首先應當學會塵世慰藉的藝術，——我年輕的朋友們啊，如果你們完全愿意繼續做悲觀主義者，你們就應當學會大笑；也許作為大笑者，你們因此會在某個時候，讓一切形而上學的慰藉——而且首先是形而上學！——統統見鬼去！抑或，用那個名叫查拉圖斯特拉的狄奧尼索斯惡魔的話來說：

我的兄弟們呵，提升你們的心靈吧，高些！更高些！也不要忘記你們的雙腿！也提升你們的雙腿吧，你們這些優秀的舞蹈者，更好地：你們也倒立起來吧！

這歡笑者的王冠，這玫瑰花冠：我自己戴上了這頂王冠，我自己宣告我的歡笑是神圣的。今天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個人在這事上足夠強壯。

查拉圖斯特拉這個舞蹈者，查拉圖斯特拉這個輕盈者，他以羽翼招搖，一個準備飛翔者，向所有鳥兒示意，準備停當了，一個福樂而輕率者：——

查拉圖斯特拉這個預言者，查拉圖斯特拉這個真實歡笑者，并非一個不耐煩者，并非一個絕對者，一個喜歡跳躍和出軌的人；我自己戴上了這頂王冠！

這歡笑者的王冠，這玫瑰花冠：你們，我的兄弟們呵，我要把這頂王冠投給你們！我已宣告這種歡笑是神圣的；你們這些高等人呵，為我學習——歡笑吧！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四部，第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