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漢代中國向西域擴展是它和匈奴軍事對抗的一個直接結果。公元前177年，匈奴已成功地迫使張掖地區（甘肅）的月氏完全歸附于它，制服了從樓蘭（公元前77年易名鄯善，羅布泊之西；車爾成）到烏孫（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伊犁河谷）的西域大多數小國。從那時起，匈奴能夠利用西域的廣大的自然和人力資源。這個地區對草原帝國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致被稱為匈奴的“右臂”。在公元前138年，漢朝決定切斷這條“右臂”，便派遣張騫和一個百余人的使團向西遠行，其中包括一個投降的并愿作他向導的匈奴人。作為首次西行的中國使節，張騫使團的直接目的是尋求與大月氏的軍事聯盟，后者在冒頓統治的初期被匈奴打敗而丟了臉。然而，張騫和他的同行者在被匈奴俘獲并被他們拘留達10年以后才終于到達大月氏的領土。張騫和同行者感到沮喪，因為他們發現，月氏已經安居樂業，以致不再想進行對匈奴的報復戰爭。整個使團中只剩下兩人在公元前126年左右回到長安。進入西域：張騫的倡議

公元前121年，匈奴渾邪王投降漢朝。后來，朝廷命令他和他帶領的4萬部民從他們在河西地區的軍事基地移到北部邊境。

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

朝廷批準這個建議，張騫再度前往西域，同行有300人（可能在公元前115年或稍早）。由于使團知道西域人民普遍渴望得到漢朝的財物，便帶了上萬頭牛羊和大量黃金、絲織品，作為皇帝贈給西方諸國首領們的禮物。由于遭到烏孫貴族的堅決反對，張騫未能說服烏孫人民東移。但他的使團在和諸如烏孫、大宛、康居、大夏和于闐這些國家開始建立聯系方面是成功的。這些國家中有許多對新的聯系是感到如此的興趣，因而派遣使節到中國來向漢朝表示殷勤。這樣便開始了漢朝向西域的擴展。從張騫第二次出使與公元前60年建立西域都護選擇烏孫作為外交部署的第一個目標是經過很好考慮的。烏孫有63萬人，能作戰的有18.8萬人，是西域的匈奴同盟者中間人口最多、兵力最強盛的國家。漢朝與匈奴也在他們對人質的要求和待遇方面進行競爭。樓蘭的情況可以作為一個例子。由于夾在兩大勢力之間，樓蘭在公元前108年送了一名王子到漢做人質，送另一名去匈奴。公元前92年新王繼位時，同樣的歷史又重復了一遍。雖然人質制度起源于中國，但匈奴現在十分熟悉這種策略。這樣，數年之后，當匈奴單于比漢朝先得到新王之死的消息時，他迫不及待地將作為人質的王子送回樓蘭，操縱了有利于匈奴的嗣位。軍事征服

漢朝在西域的爭霸中，真正決定性的勝利是在戰場上取得的。公元前108年，漢帝國以襲擊樓蘭（車爾成）和車師（吐魯番），開始了它的軍事遠征。樓蘭是一個小國，據后來的記載，有人口14100人，位于漢代中國的西境入口處。在離開敦煌以后，樓蘭是絲綢之路的第一個大站口，也是中國向中亞擴展的關口。另一方面，控制著吐魯番洼地的吐魯番，好比是匈奴進入西域的南門。它還阻擋著漢朝滲入在伊犁河谷的烏孫及其以西位于錫爾河和阿姆河上游之間的大宛（費爾干納）。為了取得這兩個戰略地點，漢朝派遣趙破奴將軍去攻打車爾成和吐魯番。在成功地迫使車爾成降附和給予吐魯番一次重大的打擊以后，漢朝首次使西域感受到它的軍事力量。因此，三年以后，即公元前105年，烏孫王要求與漢朝公主結婚，絕不是偶然的。有助于漢朝建立對西域統治的第二個重大軍事勝利是公元前101年漢朝大將李廣利征服費爾干納。在整個漢代，事實證明，吐魯番由于鄰近匈奴而成為西方諸國中最難對付的一個。盡管漢與匈奴就吐魯番進行了拉鋸式的斗爭，然而公元前90年該國正式歸附于漢，標志著中國對這個關鍵地區控制的開始。在那一年漢朝和匈奴進行了一場大戰。為了阻止吐魯番與匈奴結盟，大將開陵侯成娩和一名歸附漢朝的原匈奴王率領包括車爾成、尉犁（哈勒噶阿）和危須（哈剌沙爾之東）在內的六個西方國家的軍隊攻打吐魯番，迫使它投降。行政管理的安排

公元前60年或前59年建立的西域都護一職，標志著漢朝影響趨于更加有效的新局面的開始。從很早時候起，匈奴通過一個名叫僮仆都尉的官員統治西域諸國，這個官員則在日逐王管理之下。漢朝都護的總部如果不是在管理匈奴的都尉總部同一地方，就在它的附近。后者據報道位于靠近焉耆（哈剌沙爾）、危須（哈剌沙爾之東）和尉犁（哈勒噶阿）三國的某處地方，而前者則建立在烏壘城（策特爾）。策特爾在哈勒噶阿假定漢朝簡單地接管管理匈奴的都尉的公署并將它改變為都護的公署，這是很有道理的。

：關于漢朝在哈勒噶阿公元前48年，另一個官職戊己校尉在吐魯番設立。維持漢朝對這些地方的控制所付出的代價包括更進一步的工作和東方的頻繁的消耗，在東方必須把土木工程和烽燧擴展到遠遠越過秦始皇時代防御工事的界限以外。通往西方的新交通線遠至敦煌。與此同時，一條供應支線朝北方建立起來，這條支線與主線形成直角，利用居延的額濟納湖的水源，并在那里建立屯田。這些措施意在供應屯駐在東西主線上的征募而來的軍隊。由這些軍隊書寫的檔案的斷片證實了他們的專業水準，并提供了為維持駐軍所需供應的范圍的某些概念（見以下第7章和第9章）。

公元1世紀時的關系

由于行政管理網絡的完成，漢朝終于成功地將西域引入貢納體制。《后漢書》編者范曄將該體制的運轉概述如下：

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班超……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籝金而賜龜綬，后服則系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歲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

除了作者語言有一些過分的中國中心主義之外，這一特性記述說出了漢帝國與西域諸國之間關系的基本特征，特別是前漢時期（范曄敘述的分析見下文）。

后漢王朝開始時，部分地因為全神貫注于中國內部事務，部分地則由于牽涉的費用驚人，光武帝抵制了與西域之間恢復貢納體制的誘惑。他拒絕了某些國家關于重建都護——這是漢朝貢納制度的核心——的要求。北匈奴因此有可能重新建立對這一地區的控制，他們維持這樣的控制直到公元73年中國恢復干預為止。匈奴向西域諸國中的大多數征收沉重的苛捐雜稅，由于經濟和軍事基礎的恢復，匈奴再次成為西北邊境安全的嚴重威脅。

這個時期西域的政治地圖發生了不可忽視的變化，地方政權接二連三地興起，力爭建立地區的霸權。第一個成為這樣一種突出勢力的政權是莎車（葉爾羌）。在前漢時期，葉爾羌是一個有16373人的中等規模的政權。后漢初年，葉爾羌一位名叫康的國王由于聯合鄰近國家抵抗匈奴而出名。他還為以前隸屬于漢朝都護的中國官員提供保護。王莽垮臺以后，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庭一起在西域進退兩難。這種親漢的姿態促使光武帝賜給康以“西域大都尉”的稱號，以及統治其他諸國的全權（公元29年）。

該任命不過是對一種已經存在的狀態的承認，但是它賦予葉爾羌以作為西域的領袖國家行事的權威。公元33年，康的兄弟賢嗣位，賢是一個有能力但過分野心勃勃的領袖。在幾年之內賢成功地使帕米爾以東幾乎所有國家都從屬于自己，公元41年他派一名使者前往漢朝要求給他西域都護的稱號。漢朝答應了這要求，不久以后改授予“漢大將軍”的榮譽稱號。結果，他對漢朝越來越傲慢無禮。在以后的20年里，賢盡管受到北匈奴的攻擊，事實上樹立了對西域的完全統治。但是，由于向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征取非常重的賦稅，他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中國人不肯卷入，于是一個包括龜茲（庫車）、于闐、吐魯番、車爾成和哈剌沙爾在內的西方政權聯盟轉向匈奴尋求保護。這個聯盟向時爾羌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公元61年，于闐征服了葉爾羌并捕獲了賢，從而結束了他在西域稱霸的漫長時期。接著出現的是一個激烈的地區內部斗爭的短暫時期，于闐、車爾成和吐魯番以犧牲他們的軟弱的鄰居來爭奪霸權。

可是，從西部諸國的沖突中最后得到好處的是北匈奴。他們為建立秩序和征收賦稅而迅速行動起來。而且，在完全控制了西域以后，匈奴開始襲擊漢朝的西部邊境。從公元63年起，整個河西地區變得如此不安全，以致主要邊境城市被迫緊閉城門，甚至白天也是這樣。當匈奴控制西域時，西北的穩定和安全是無法恢復的。公元73年春天，統帥竇固被遣征討匈奴。竇固從酒泉（今甘肅）北進，給予敵人以重大的打擊，并把他們遠遠趕到巴爾庫勒淖爾（蒲類海）。當返回時，他命令在哈密地區（伊吾）重建屯田。下一年，即公元74年，竇再次擊潰匈奴，重新占領了吐魯番，在這個地區建立軍事殖民地有巨大的戰略價值。正如范曄所正確注意到的那樣，哈密特別以它的土地肥沃而知名，吐魯番則是匈奴進入西域的主要入口。用范曄的話來說：“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漢朝與西域的貢納關系在公元77年被北匈奴和他們的衛星國再次切斷，從而導致了漢朝派出第二次遠征軍。公元89年，統帥竇憲在外蒙古的稽洛山給予匈奴以沉重的打擊。根據漢朝的官方報道，匈奴1.3萬多人被殺，由20萬人組成的81個匈奴部落向漢朝投降。與此同時，竇憲還派遣一支2000余名騎兵的軍隊向西域的匈奴根據地發起突然襲擊，奪得了漢朝戍軍在公元77年已從那里撤退的哈密。漢朝取得的決定性勝利，大大有助于班超在公元91年平定西域；自從公元79年的全面進攻開始時起，班超便作為一名軍官在這一地區服役。當班超于公元91年到公元101年任都護時，后漢對西域的控制最為鞏固。公元94年，五十余國派遣質子帶著貢賦前往洛陽。

后漢的成就

后漢王朝在西域的成就事實上主要是班超和他的兒子班勇個人取得的。班勇在西域的長期經歷開始于公元107年，在公元123年他被任命為西域長史時達到頂點。公元126年建立了對全部吐魯番洼地的完全控制，匈奴和吐魯番的最后聯系決定性地被割斷，這些主要是班勇努力的結果。在隨后的年代里，在他的征服反抗的哈剌沙爾王元孟的計劃勝利實現以后，包括庫車、于闐、葉爾羌在內的西域主要國家都臣服于漢。131年哈密屯田的擴展，無疑是建立在班勇安排的基礎之上的。在上面征引的范曄所作的總結中，人們注意到了在漢帝國與西域諸國之間關系的許多至關重要的因素。首先，禮物和貢品是安排交換的重要考慮。每一次漢朝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團帶著皇帝的禮物——通常包括黃金與絲綢——給諸國。在其他時候，這些禮物也可由都護或戊己校尉分配。反過來，諸國應派遣使節前往漢朝宮廷呈獻“土產”作為貢品。例如于闐的玉，費爾干納的馬和葡萄酒，對于漢朝來說，西域貢賦的重要性主要是作為一種政治歸順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實在的價值。另一方面，對于西方諸國來說，貢納就是貿易的官方托詞。例如，罽賓政權從來沒有和漢朝的貢納體系發生關系，但它經常派遣使節帶著“貢品”前往中國。正如成帝統治時（公元前33—前17年）一個官員指出的那樣，那些帶所謂貢品前來的罽賓人既非官員，也不是貴族，而是前來貿易的普通商人。人質是貢納體制的一個標準的特點，它成為漢與西域之間的一個重要政治環節。從公元前108年到公元220年該王朝結束為止，大批人質王子從貢納諸國送到漢朝。像他們的匈奴的人質一樣，來自西域的人質也被安置在首都。在漢代，外國人質和他們自己的隨從加在一起的數量必然是很大的，朝廷不得不建造專門的住所接納他們。例如，公元94年，在洛陽提供了專門的“蠻夷邸”，那里居住著來自西域的人，推測起來應是質子。漢朝為了操縱納貢國首領們而喜愛玩弄的另一個策略是贈與官方的稱號。一般說來，每個納貢國的首領被封為“侯”，他的主要輔佐者稱為“相”、“將”，或“都尉”。此外，諸如“且渠”和“當戶”，前漢末期，授予西方納貢國首領們的這類稱號多達376個。后漢繼續這樣做而且加以擴大。應該提到的是，幾枚漢朝官印新近在新疆發現，諸如一枚可能是“當戶”的銅印和一枚蓋有中文“鄯善都尉”的印的木牘（佉盧文）。盡管大多數屬國官員是本地人，但有證據表明，漢朝朝廷偶爾也指定中國人充當此類職務。例如，在桓帝統治時期（公元146—168年），我們發現一位名叫秦牧的中國人充當拘彌王的主簿，另一位劉平國在龜茲國據有左將軍之職。漢的稱號絕不僅僅是榮譽的職位；每一種稱號意味著某種職能。因為無論在理論上或是在實際上，所有由漢朝任命的納貢國的官員們都是在西域都護監督之下的，后者的責任是監督前者正確地執行他們的職責。例如，在都護韓宣（公元前48—前46年）的請求下，一些烏孫官員作為他們的國王大昆彌后漢時期繼續推行相同的辦法。公元153年以后的某個時候，當吐魯番地區的一位漢朝支持的國王證明沒有能力維持秩序時，戊校尉閻祥奪取了他的官印和綬帶并把他們授予另一位地方首領。移民的增長

正如范曄所指出，屯田對于支持漢朝在西域的貢納體制來說起了關鍵的作用。漢朝很早就開始發展這種移民。據《后漢書》說：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后……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自從張騫在公元前115年左右前往烏孫以來，漢朝經常派遣大型外交使團前往西域，一年常有5次至10次或者更多；即使最小的使團也集中有一百人，大的商隊則由數百人組成。當漢朝隨后在西方的擴張要求中國軍隊長期存在于該地區時，食物供應的需要大大增加了。如果要供養軍隊，漢朝就必須擴大它的移民體制。昭帝統治時期（公元前87—前74年），朝廷采納了桑弘羊以前提出的應擴大輪臺屯田的建議。抒彌（于闐東北）的人質王子被指定為移民官并被派去實施該計劃。車爾成是漢朝移民得到很好發展的另一個地區。公元前77年，車爾成王為了這一目的提供了在他控制之下的一塊名叫伊循（Miram，米蘭）的肥沃土地給漢朝。雖然建立之初規模不大，僅包括40名屯田士兵，但很快得到擴展并置于一名都尉管理之下。據《水經注》記載，一個名叫索勱的敦煌人，被派遣帶著1000士兵前往伊循發展移民地。在這方面他得到來自車爾成、哈剌沙爾和庫車的3000名左右地方士兵的協助。由于有充足的人力歸他安排，他開始建造堤防和渠道，使該地區一條主要河流的流向改道，流入他創立的精心設計的新灌溉網。記載說，正好在三年中，他貯存了多達20000千升的糧食。其他漢代移民遺址在輪臺縣和沙雅縣發現。在輪臺有農耕田地的水溝和道路的遺址；在沙雅有一條灌溉水渠，寬8米，深3米，長度超過100公里，水渠兩邊有清晰的古代農田遺跡。這些遺址毫無疑問就是漢代的移民地。此外，在羅布泊北岸漢代的車爾成遺址中，發現了大約70枚漢代竹簡，時間在公元前49年至前8年之間。這些木質文書揭示了很多關于漢代組織以及屯駐在那里的士兵和他們家庭的生活的情況。在后漢王朝時期，屯田仍在西域若干地方保存下來。由于變化了的政治形勢，這些屯田一般來說規模小得多，沒有以前年代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這一時期最重要的遺址在哈密。在漢朝擊敗北匈奴并占有哈密的肥沃土地（公元73年）以后，在新設的宜禾都尉府的管理下，一個新的移民點立刻建立起來。公元77年，它的經營被北匈奴和他們的同盟者聯合襲擊所打斷。班超于公元91年重新征服西域之后，它又再次建立起來。在哈密的最大的發展工程始于公元119年。當時索班率領一支千余人的軍隊在那里耕種土地，但其活動不幸突然被另一次北匈奴侵略所中止。漢帝國在公元131年為恢復哈密移民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哈密設立伊吾司馬管理其工作，此職很可能存在了20年以上。但是在公元153年以后，由于漢朝力量的衰落，叛亂一再爆發，哈密移民地被逐步放棄了。在整個后漢時期，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很不愿意維持與西域諸國的昂貴的貢納關系。公元74年和公元91年兩次收復西域的重大努力都是由于北匈奴襲擊西北邊境而迫使漢朝政府采取的。從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初年起，到安帝統治（公元106—125年）末，一當西域出現麻煩時，就有人建議“閉玉門”；他們的論點一律以財政困難這一活生生的事實為基礎。除了行政管理的費用之外，移民地成為漢朝財政的另一重大負擔。在鄭吉任都護（公元前59—前49年）之初，朝廷由于財政的原因已經否決了擴大移民地的建議。

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

這種兩難的局面源自漢與西域的關系史。自從公元73年再次開始與西域的貢納關系以來，對于漢朝來說，每年的貢納國正式支出總數為7480萬錢，這已是一種確定下來的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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