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中國的世界秩序：理論與實際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決定用建造若干刻石的辦法來頌揚他的皇帝生涯中登峰造極的成就，這些刻石建立在沿著他首次視察旅行路線的東海濱的各個地方。在一座刻石（位于瑯琊，今山東）中，皇帝為自己統一了中國人所知的全部文明世界而深感喜悅。刻石銘文畢竟是一種公開的文獻，寫它的意圖是要激發新近統一帝國的團結一致意識。因此，它不能用來表示始皇帝的世界地理概念。在騶衍（公元前305—前240年？）的地理學思考影響下，始皇帝和戰國時期其他統治者一樣，相信在大海彼岸能夠找到“不死藥”。事實上，這正是公元前219年始皇帝派遣徐市（也叫徐福）前往海上尋找蓬萊、方丈和瀛洲幾座虛構的島嶼原因所在。

騶衍的理論

按照騶衍的理論，世界有幾塊大陸（大九州），每一塊又分成九個地區。九大州彼此由大海隔開，每一塊大陸上的九個地區彼此也是由環繞周圍的海分開的。中國被稱為紅色地區的神圣大陸（赤縣神州），但僅僅是一個州中的九區之一。換句話說，中國只占有整個世界的1/81。在騶衍的體系里，中國是否位于它自己所在大陸的中心，并不清楚。由于騶衍的理論傳播日廣，中國對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識經歷了一次根本的改變。視中國等于“天下”的舊觀念逐漸讓位于較為實際的觀念，即認為中國位于“海內”。秦漢統一以后，中華帝國確實仍被認為是“天下”。但這主要是在政治領域中的一種習慣用語，旨在證明皇帝是天之子；它不能用來證明秦漢時期中國人仍然贊同中國包括整個世界的看法。下面可以舉出一例。公元前196年，高帝訪問他的家鄉沛，邀請他的舊日友人和鄰居長者聚會。在宴會到達高潮時，皇帝創作并演唱了著名的《大風歌》，其中一行是：

威加四海兮歸故鄉。

宴會以后，他對長者們說，他有天下應歸功于沛的土地和人民，因為他的帝業是從作為沛公開始的。這個例子清楚地表明，“海內”是在地理學意義上使用的，表示中國領土的界限，而“天下”則是較純粹的政治概念，與現代的帝國是同義語。

戰國后期和秦漢時代的地理著作中提到中國時實際上全都使用更加現實的“海內”一詞，指出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這些著作包括《書經》中的《禹貢》篇、《山海經》、此外，由于他們的世界地理知識隨著時間而增長，漢代中國人甚至認識到中國不一定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國家。這在后漢時期中國人稱羅馬帝國（更確地說是東羅馬）為大秦一事中表現得很清楚。根據《后漢書》的記載，用此名稱呼羅馬帝國，恰恰是因為它的人民和文化可與中國相提并論。但是，如果漢代中國人在地理學意義上并不認為中國是中心，那么，在政治文化意義上，他們的確是中國中心論者。因為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秩序從來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倒不如說，他們關心的是建立和維持中國人的世界秩序，這一秩序是由中國中心論來確定的。漢代中國人的世界秩序不僅作為一種思想存在，更重要的是，還作為一種制度形式表現出來。

五服論

作為一種概念，漢代的世界秩序主要是根據所謂“五服”的理論來界說的。這五個等級對中央的關系還通過不同地區奉獻給國王的貢賦名目（包括地方土產和服役）有所表現。大體上，貢賦是按遞降的次序由從王室管理區到荒涼地區的五類百姓交納的。因此，國王按日從甸服收取貢賦，按月從侯服、按三個月向綏服、按年向要服收取貢賦，對荒服則只收一次。

不用說，五服理論描述了一種理想的模式，因此不能按表面價值去理解。不管怎樣，兩個令人無話可說的理由要我們認真對待這個理論。首先，所謂九服論是由一些漢代注疏家闡述的，主要是虛構的，而五服論與之不同，基本上是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的。當代最有批判能力的歷史學家之一認為，三服結構的確存在于早期中國的歷史，即甸服、侯服和要服。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關于遠古中國人世界秩序的這種現實的報道，能夠在可靠的先秦文獻中充分得到證實。顯然正是在這一實在的基礎之上，經過創造性的想象和在五行思想的影響下，使實際的中國世界秩序理想化。他們在侯服之外創造了想象的綏服，在要服之外創造了想象的荒服。

其次，五服說并不是一種空洞的思想。正好相反，它在漢代對外關系的發展中扮演一個重要的歷史角色。事實上，漢代中國人除了根據語言和這種理論的參照結構，幾乎無法去了解世界。例如，在公元前117年，武帝說揚州（現在的江蘇和浙江）在夏商周時代稱為要服；公元14年，王莽試圖系統地把五服論應用于他的新世界秩序。在對外關系領域中，這種理論甚至時時影響漢朝的決策。公元前51年，匈奴單于呼韓邪前來向漢朝表示敬意，蕭望之向宣帝建議，寧可將單于作為敵國的首腦來對待，而不要作為附屬。蕭用來作為論據的理由是，匈奴屬于荒服，不能指望他們向漢朝表示常規的效忠。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貢納制度

漢代對世界秩序的認識在制度上的主要表現是有名的貢納制度的發展。確實，有些原型的貢納常規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但是，這些常規的制度化以及它們在對外關系領域中的應用，無疑是漢代的獨特貢獻。原因是不難找到的：漢帝國面臨的對外關系問題和前帝國時期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基本上有本質的不同。新的關系需要新的制度來表現。漢代的貢納體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和復雜的演變過程，這在論述各個外族集團的幾節中將予說明。但是，在這里將提出幾點總的意見。首先，指出這一點是重要的，貢納制度務必不能只在狹隘的意義上來理解，而把它看成是用來調節中國對外關系的一種標準模式。就其廣義而言，“貢”的概念是漢帝國的一項普遍施行的政策，同樣適用于中國人本身。例如，各個地區的地方產物都要作為貢品獻給朝廷。在理論上，有理由這樣說，中國人與非中國人之間在貢賦體系下的不同是一種程度的問題。

學者們普遍同意，五服說基本上和現實地看，無非是敘述內部和外部地區之間相對的二等分法。對野蠻人的外部地區來說，中國是內部地區，正如同對外部的侯服來說甸服是內部地區，在中國文明周圍的要服對荒服來說就成為內部地區。理解了這種方法，那么，我們就可以發現，漢代世界秩序的制度實際上是完全和五服系統相適應的。

如我們所知，漢代早期的皇室統治區位于以關中命名的京師地區，這個地區以四座關口和帝國的其余部分隔開。在前漢的大部分時期，關中地區防衛保持如此高度的警惕，以致百姓經過關口時都要攜帶傳（通行證）。在這個地區以外的是郡，可分為兩類。據3世紀的學者韋昭說，在中國內地的郡稱為內郡，而那些沿著邊境并以要塞和關卡對付野蠻人的郡則稱為外郡，也可分別稱為近郡和遠郡。最后，更為有趣的是，與要服和荒服之間的區別粗略相當，漢朝政府也將非中國人分為兩個較大的集團，即外蠻夷和內蠻夷。一般來說，外蠻夷生活在漢朝邊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國的統治。與之相反，內蠻夷不但居住在漢帝國之內，而且承擔保衛漢朝邊境的責任。在漢代，“葆塞”這個專門名詞經常是適用于內蠻夷的。這樣，便有了所謂衛邊的蠻夷、衛邊的羌人、衛邊的烏桓，等等。此外，這種內外的區別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制度化了。外蠻夷在歸順漢帝國以后，通常處于屬國的地位。在指派一名中國官員（屬國都尉）負責屬國事宜的同時，蠻夷照例可以保存原有的社會風俗和生活方式。在理論上，他們現在已成為帝國的“內屬”，但實際上他們繼續享受外蠻夷的自由。有證據表明，至少在前漢時期，匈奴和羌的幾個屬國在漢的疆域之外。另一方面，居住在帝國之中的歸順的蠻夷組成“部”，直接受漢朝的管理。當狀況合適時，帝國政府便采取最后的步驟，將“部”轉變為正式的州郡。許多例子說明，在公元2、3世紀這個過程一直在繼續進行。

這種討論不應認為要斷言漢朝政府完全成功地將中國的貢納制度強加于非中國人身上。這只是表明，漢代中國人有一種中國的世界秩序的清晰觀念，這種觀念是建立在內外之別基礎上的；他們作出了認真的努力，將它強加在鄰近的非中國人身上。必須強調指出，在實踐中，漢代貢納制度在對外關系領域中從來沒有達到像它在內部同樣穩定的程度。這種制度的平衡取決于許多因素，諸如大多在中國控制之外的各色各樣外國政權的興起和冷落。因此，在維持一種理想的世界秩序方面漢朝的成就充其量也是有限的。然而，如果脫離漢代對中國的世界秩序的觀念去看問題，那么，漢代中國的外交關系顯然將是難以講通的。從一開始這種觀念便是外交關系的一個不可分開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