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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的聯盟

東方的聯盟

我們現在需要把視線從董卓的朝廷移向京城以東的地區。在那個東部地區正在形成反對董卓的反對派,那是由逃出京城的某些重要流亡分子煽動起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袁紹,他是在董卓進入京師后馬上從那里逃出來的;還有袁術(死于公元199年),即袁紹之從弟,他是公元189年晚些時候逃出來的,以及曹操(公元155—220年),他是西園八校尉之一,也是在189年快到年底時逃出京師的。附和他們這三個人的還有一些有財產的將官和士兵,有王朝的現任和卸職官吏:他們在一個統一的目標下結成了一個松散的聯盟。篡奪者董卓應該被擊敗,因為他玩弄了廢立的手段,因此能夠輕易地被人們指為為臣不忠。

至于董卓被打敗以后要發生什么事情,就不甚了然了;或許有一個模糊的計劃是想讓年輕的前遜帝復辟。廢帝是董卓的一個負擔,因為他容易成為忠君意識的注目的焦點,于是董卓就在次年3月3日處死了這位遜帝。兩個月以后他又對袁氏家族實行報復。仍留在京師的太傅袁隗在5月10日連同袁家一切其他成員統統被董卓處死;這就造成了不共戴天之勢。《后漢書》卷九,第369頁以下;《三國志·魏書一》。第5頁以下。與此同時,東方聯盟的壓力已經升級,而皇帝之回到洛陽也開始影響著董卓舉行反擊的機會。如果他離開京城而他去,另一方就會擄去皇帝,宣布董卓為反叛朝廷的叛亂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陽,他的敵人就會比較有行動上的自由;如果他挈帶朝廷一起行軍,那又會太感累贅笨重。后來找到一個折中的辦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戰雙方以外,送他到帝國西部比較平靜的地方去,因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

對這一非常舉措必然有反對意見,但被粉碎無遺。公元190年4月4日,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舊都長安:這時它還是一個重要的城市,雖然它已有約150年未作為京師了。中國人稱此舉為“車駕西幸”,它事實上是一次大移民,因為成千上萬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隨皇帝西去:他們要搶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騷擾得不得安寧。他們形成了悲慘的人群,沒有再回到洛陽的希望,因為洛陽已被董卓燒成平地。《后漢書》卷九,第369頁以下;《三國志·魏書一》,第7頁。關于董卓之焚毀洛陽,見《后漢書》卷七二,第2325頁以下。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89頁。這里得再說一說我們的材料問題。對隨之而來的混亂時期,我們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規避地敘述那些已來到前臺的許多有關人士的內心活動和最隱秘的談話。另一方面,材料也敘述了在皇帝西遷的時候,皇家圖書館和檔案館所藏的帛書怎樣被截斷后做成包裹或華蓋,以及大多數書籍或國家檔案從這種野蠻行為中被搶救出來而又在混亂中被丟失的情景。《后漢書》卷七九上,第2548頁。朝廷一旦到了長安,沒有能力收集和貯藏檔案,而且即使它后來有了這種能力,當皇帝在5年半之后又艱難地遷回洛陽的時候,這些文件也沒法隨身帶回。重要的是應該記住,這個動亂時期流傳下來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見之手。當材料是來自有關系的人士時,它自然就吹噓他的優良的品質和完美的謀劃;當它來自敵人方面時,它就反復描述對方的殘暴、愚蠢和卑劣無恥。因為這時穿插著一系列眼花繚亂的計謀、戰略、勝利和失敗,為了避免轉述的錯誤,也因為我們已是事后的諸葛亮,所以我們只想在這里給其后所發生的事提供一個輪廓就夠了。關于這個時期歷史編纂學的復雜性,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26(1954),第21頁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國志》(堪培拉,1970)。這個時期的許多材料都來自私家著述,它們都是旨在為某些著名的個人的野心服務的。漢朝廷的消蝕

皇帝之離開洛陽,給了董卓一個暫時喘息的機會,同時也緩解了聯盟反對他的決心。在幾次突然襲擊之后,有人提議和平。在聯盟內部有人議論要擁立一個自己的皇帝,結果使盟員之間鬧得吵翻了天。可是,聯盟的攻擊最終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191年5月到長安與皇帝會合。一年以后他被殺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們搶來搶去,轉了無數次手。《后漢書》卷九,第371頁以下;《后漢書》卷七二,第2329頁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90頁以下。在這些年里,總的說來皇帝對中國事務的影響只限于這樣一件事實:他作為皇帝尊號的無可爭辯的合法擁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個武人來自己稱尊為帝。除此之外,他就沒有其他任何影響了。他表面上維持住了一個朝廷的樣子,也有高級官員分班就列,他在公元195年5月結了婚。在這一年8月他逃出了長安,經歷了一年的艱險歷程之后才在公元196年8月到達他以前的京城洛陽。《后漢書》卷九,第377—379頁;《后漢書》卷十下,第452頁。在他的帝國境內,局勢是一片混亂。如果一位旅行家這時來中國旅游的話,他會遇到許許多多軍閥、叛亂領袖和獨立的地方官員,其中有些人是在靈帝時(公元168—189年)就已在職的,有些人則直到最近之前還一直是無名之輩。局勢不會安定達幾個月以上,今日的將軍可能明日就橫尸刀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帝國八分天下的形勢已清晰可見了。

東北方面有袁紹;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師的正南方向是袁術(死于公元199年);袁術的正南方是劉表(公元144—208年),他是董卓任命的;劉表的東面,即占據了中國東南地方的是才華橫溢的青年軍人孫策(公元175—200年)。關于孫策,見《后漢書》卷九,第377頁以下;以及《三國志·吳書一》(卷四六),第1101頁以下。關于袁紹和劉表,見《后漢書》卷七四下,第2409—2418、2419—2425頁。關于袁術,見《后漢書》卷七五,第2438—2444頁。在帝國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劉璋(約死于公元223年),他的父親在公元188年被靈帝任命為州牧。劉璋領土的北面,即梁州,則由一些叛亂分子割據著,這些人是在公元184年由反對靈帝起家的。夾于這些叛亂頭子和劉璋之間的是一塊奇異的名為漢中的飛地,它由宗教領袖張魯所統治。

在這一塊飛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給他的宗教上級交五斗糧食或五斗米,然后他就在懺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雖然這后一種辦法使人想起黃巾軍的影響,但在黃巾軍和五斗米教之間尚未發現有什么聯系。五斗米教運動是在漢中地區獨立地發展起來的,它的根源可以遠溯到順帝時期(公元125—144年),如果我們準備相信我們的材料毫無夸張的說法的話。《后漢書》卷八,第349頁注1;《后漢書》卷七五,第2435頁;以及下面第16章《后漢書時期哲學的衰頹》。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196—200年

皇帝困在洛陽,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復見于此日。像末代周天子那樣,可以想象,漢帝是身在京師,毫無實權,只是行禮如儀而已,而各方軍閥混戰,正在一決雌雄。可是,漢帝站在這個宇宙宗教體系的頂點上,而這個體系卻比周朝的那個體系復雜得多。盡管有人有某些猶豫,但對皇權仍有所懷疑,漢王朝的壽命成了符讖興風作浪的對象。用中文來說,人們會問,當“失鹿”的時候到來,誰先逮住鹿誰就能夠當上皇帝。關于這一隱喻的應用,見班彪的文章《王命論》,載《漢書》卷一〇〇上,第4209頁(狄百瑞等人編:《中國傳統的來源》﹝紐約和倫敦,1960﹞第1卷,第177—178頁)。由于皇位是這種權力理論的焦點,真正的皇帝的出現不會對他身邊的軍閥——即袁紹、曹操和袁術——不產生影響。這三個人都對漢王朝表示忠誠,并且是在靈帝手中做到了現職的官。很顯然,袁紹是第一個得知皇帝將向他的方向巡幸。他反復思考著在他的營房內接待車駕的可能性,但最后決定予以拒絕,或許接待會使他不利的情況被人們向他說得夸大其詞了。曹操是第二個聽到消息的,但他認為接駕利大于弊。

當皇帝和皇后于公元186年8月到達洛陽時,曹操軟硬兼施地給朝廷許愿,說要修復他自己的基地許縣,因此他們一行人于公元前196年10月16日到達了許縣。行程繞過了袁術,當他得知曹操不會釋放在俘的皇帝時,他在公元197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可是,這事造成了很壞的印象。他自己的人民開始離棄他,他在公元199年臨死之前身無分文,便想把皇帝稱號賣給袁紹,但什么也沒有得到。通過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覬覦了皇位,結果使他貪多而嚼不爛。《三國志·魏書一》,第13頁以下;《三國志·魏書六》,第194、209頁。袁術之死就把帝國的東北部遺留給袁紹和曹操了。后者正在這時制定了穩定財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種制度,使士兵領取地塊來耕種,作為交換,他們定期向曹操交納作為賦稅的谷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義上的支持,又有正常的糧食供應,他的影響不斷增加,直到公元200年在袁曹雙方領土交界處的官渡決戰時為止。《三國志·魏書一》,第19頁。帝國東部的另外兩個軍閥劉表和孫策,則卷入了曹操和袁紹的縱橫捭闔的陣營之中。劉表故意避免了卷入聯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陽則變成了十足的文化與和平的中心。孫策穩固地加強了他對東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曹操和袁紹大決戰的前夕死了。他僅有25歲。他的兄弟孫權(公元182—252年)做了他的接班人。《三國志·魏書六》,第212頁;《三國志·吳書一》(卷四六),第1101—1109頁。在帝國的西半部,宗教領袖張魯與其南鄰劉璋之間的爭吵已經公開化,那個宗教國家的邊界向南深入到了劉璋境內。中國西北角的叛軍們或多或少地沒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于公元200年在官渡打敗了袁紹之后的幾年注意到他們時,他們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現。

曹操的鞏固,公元200—208年

曹操打贏了官渡之戰,他迫使袁紹逃竄。袁紹此后未再獲得主動權;他在公元202年死后,他的兩個兒子為繼承權爭吵;公元206年,曹操接管了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孫們所一度控制的整個地盤。公元207年,曹操甚至冒險向更北的地盤挺進,打敗了烏桓的騎兵,致使整個東北地區都屬于他的治下了。《三國志·魏書一》,第23、28頁以下。在他的南方邊界上,局勢沒有明顯的變化。他的南方鄰居,即東南的孫權和西南的劉表對皇帝表示著謹慎的忠誠,因而這也是對曹操有所忠誠的表示。這個表面上的平靜因劉表于公元208年身染重病又無可靠的繼承者而受到威脅,所以究竟是曹操還是孫權要接管他的土地,就是未定之數。甚至還有第三種可能性。自從靈帝死后國內開始發生動亂以來,一位大走其運的勇猛戰士劉備(公元161—223年)已經登上了舞臺,他時而支持這個軍閥,時而支持那個軍閥。《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17頁以下。地圖15 曹操的晚年

當曹操決定采取主動并且確實迫使劉表的兒子向他獻出土地的時候,另外兩個武人現在有理由害怕,他們之中的一人會受曹氏之害。他們兩人結成了暫時的聯盟;當曹操水師南下的時候,他的船只被大火燒了,他的軍隊在赤壁被打敗。《三國志·魏書一》,第30—31頁。曹操的晚年,公元208—220年

曹操的晚年都是致力于在西北方向擴張自己的勢力,并加強他對皇帝的地位。當他想拿過劉表的土地的時候,他在赤壁之戰中丟失了部分領土。可是,他贏得了劉表的隨從人員的效忠,有些托庇于劉表的和平首府的學者和詩人這時都奔集在曹操門下,給他的統治生色不少。

與此同時,曹操對帝國官僚制度的上層結構進行了根本性的改變。直到公元208年為止,皇帝仍然繼續百般設法維持著名義上的官僚制度,它的最上層包括三公和九卿。不用說,在這種情況下官職不再像靈帝時期那樣進行買賣了。皇帝有時必然可以樂于找無論什么人來當他的這些官。可是到了208年,曹操廢除了三公的職位,而代之以另外兩個最高官職:丞相和御史大夫。曹操自己做了丞相。《三國志·魏書一》,第30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253頁。直到公元208年,漢王朝與曹操的隨從人員之間的關系已經很正常了。曹操還沒有索取過分的封號。在196年,他曾被任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但是他似乎在199年放棄了后一個職位。在204年他又另加了一個州牧銜,但這只是對他已有權力正式予以追認的手續而已。《三國志·魏書一》,第13—14、26頁。在這些集團中間流行著的關于漢王朝不過正在經歷著暫時的衰落的理論可能找到了最熱烈的支持者。在公元200年,荀悅(公元148—209年)寫成了一部漢代的史書,它的中心意思是說,在經過這些黑暗的年代以后,漢室將要中興。這部史書已傳世,名為《漢紀》。他把材料安排成這個樣子,前漢(也包括后漢在內)的歷史乃是其歷代皇帝不斷積累功德所致。荀悅意在說明,漢朝的累世功德超過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見陳啟云:《荀悅(公元148—209年):一個中世紀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劍橋,1975);以及下面第15章《荀悅: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公元208年以后,曹操開始執行一項計劃,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對這個傀儡朝廷的影響。公元212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趨”這種通常對待老年大臣的殊榮。213年,他稱魏公,并把三個女兒呈獻給皇帝。214年他又得到了額外的榮譽,廢黜了皇帝在195年娶的皇后,并殺死了與此同時所生兩名皇子。215年他的女兒當上了皇后;次年他稱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漢帝國的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許任何非劉氏家族人員為王的制度。217年又給他加添了一些榮譽,對中國歷史學家來說,他們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為他于公元220年3月15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采取自己稱帝這最后的一個步驟。《三國志·魏書一》,第37—49頁。關于非劉氏不許稱王的敘述,見第2章《地方組織》。這最后一個主張是依據對曹操的居心叵測的猜測提出的,但不可盡信。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對于漢帝的非分覬覦”將會削弱而不是加強他在帝國其他地方的地位。當曹操在公元214年殺死兩名王子時,劉備遠在西蜀發喪,警告他不得再攻擊皇室。公元219年,這個問題曾自由地同曹操進行了討論。

在這一討論中出現了兩種論據:其一為宇宙論方面的,其一為實際的。在宇宙論方面,它干脆聲言,所有跡象都表明天命已從漢室移到了曹操身上。從實際方面出發者則反駁說,漢朝的天命固然已經微弱得很,但是在整個中國被征服以前,明白無誤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個主張實際的人,所以同意后一種觀點。《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4頁以下。關于公元219年的這一討論,見《三國志·魏書一》,第52—53頁注2。在我們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我們要敘述一下帝國其余部分的主要事件。曹操已經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領土。公元211年,京師長安周圍的地區被他拿了下來;在214年他又俘獲了早在靈帝末年即已自稱為王并在極西部支撐了下來的人;宗教領袖張魯于公元215年投降了,這就為曹操向帝國的西南部進軍打開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時,西南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劉備軟硬兼施地從原來的益州牧劉璋手中奪取了控制權。由于劉備位于西南,孫權在東南,曹操在北方,這就形成了帝國的鼎足三分之勢。三分局勢延續了五十余年。《三國志·魏書一》,第36—45頁;《三國志·魏書八》,第263—265頁;《后漢書》卷九,第389—390頁。曹操晚年遇到幾件不順心的事。公元218年有一個忠于漢室而反對他的密謀在醞釀之中,但沒有成功。公元219年,劉備從曹軍手里奪取了原先屬于那位宗教領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過自立為王而自封為唯一合法者的美夢。《三國志·魏書一》,第50頁;《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4頁。漢獻帝的被廢黜,公元220年11—12月

在或真實或假想的家庭爭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186—226年)繼承了父親的王位和官職。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領地上新的州牧。有人認為,一個孝子守孝的時間應該比曹丕所守的更長一些,但這位新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領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這樣想的:他得向國內和國外的對手們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別是要向他的幾個弟弟和南方的孫權耀武揚威。孫權的反應是向他表示忠心;劉備的一個重要將領也這樣做了;在劉備和曹丕領土之間的一位非漢族的部落王也這樣做了。《三國志·魏書二》,第60頁。這種稱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個阿諛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達七年之久的天象揭示出來。自從公元213年以來,他就從古代的圖讖學說中得知,曹丕就是那位應該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這作為一個試探器,它是達到了目的的。在11月的下半月和12月10日,關于天命改變之事在漢獻帝、曹丕、曹丕的隨從和漢朝廷之間進行著活躍的討論,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公元220年12月11日符咒被解開了:漢獻帝遜位于曹丕,漢王朝至此宣告不復存在。《三國志·魏書二》,第62頁以下。《三國志》的注詳細征引了不見于其他形式的著作(關于這些文件的情況,見德克雷斯皮尼:《三國志》)。又見《后漢書集解》(卷八,第11—12葉)中的引文;以及卡爾·萊班:《天命的操縱: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所隱含的天意》,載《古代中國:早期文明研究》,戴維·羅伊和錢存訓編(香港,1978)。直接的后果

可是并不能肯定,漢王朝確已走到了盡頭。當漢獻帝被廢的消息到達位于西南首府的劉備那里時,他發布消息說漢獻帝已被弒。再沒有比這更不合乎事實的了。實際上,曹丕給予了遜帝一個漂亮的封號,很優厚的收入和其他幾種特權。可是劉備為他發喪,他的僚屬開始上條陳,充分地證明劉備就是上天所屬意的漢代的繼承人。中國最優秀知識分子之一的諸葛亮(公元181—234年)——他的光輝戰略迄今仍流為口碑并且這時是劉備的主要支持者——也加入了這個勸進的隊伍。或許就是他的陳詞比別人的說法更能打動劉備,使劉備采取了下一個步驟。公元221年5月15日劉備也即位為帝,特別強調漢運永世不衰之意。他說,他是漢室的一員(這可能是千真萬確的),因此他的王朝也稱為漢。所以,漢朝的統治在帝國的西南部得以延續。《三國志·魏書二》,第76頁;《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7頁以下。第三位軍人頭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暫時承認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王”的封號。可是孫權在公元222年也自建年號,這表明他不完全承認魏的統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權;劉備曾在公元221年稱帝時就自己建了年號。從222年起就有三個年號:一為魏,一為劉備的漢,再一個便是孫權。毫無疑問,由于孫權不能宣稱漢帝已遜位于他,他也不能說他本人是漢室的一員,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號為滿足。只是到了公元229年才有符瑞紛紛預言孫權宜有帝號。從公元229年5月23日起孫權便成為吳國的第一位皇帝,因此中國就有了三個皇帝。《三國志·吳書二》(卷四七),第1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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