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文學和藝術

南宋文明的燦爛光輝，甚至當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也曾深深打動過諸如馬可·波羅一類的外國人，它確實使金統治時期的成就顯得黯然失色。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問一問，這威力影響中國知識階層在后來幾個世紀的價值判斷到什么程度，這里指的特別是明朝，因為從他們的觀點來看，外族入主中原不過是野蠻人對從宋到明延續下來的歷史的一段干擾。僅僅是在另一個由外族也就是滿族建立的朝代，金朝的作者才受到了更多的注意，他們的作品才被重新刊行或者被從各種各樣的史料中搜集起來編成文集。金朝在學術史和文學史上所處的地位，就是以后來收入各種文選和詩集的那些金代著作為衡量標準的。這里我們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缺陷，那就是在儒家學說的大傳統中，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屬于金朝的學者的位置。要想搞清這究竟是由于后人的偏見，還是由于金朝學者在質的方面確實有所不同，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按照純粹的標準衡量，金朝在章注學以及詩、文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還是相當可觀的。學術界的因循守舊，滿足于對唐和北宋思想的重復，似乎成為金統治下中國哲學的一個特征。雖然宋金兩國間并沒有相互隔絕，但是交流上的自由往來和學術上的接觸卻急劇減少了。在金朝的知識界中，對于南宋的許多書籍的確是一無所知。事實上，就是朱熹的那些主要著作，也是當1235年金朝覆亡之后，才由一個被蒙古人俘虜的名叫趙復的南宋學者介紹到北邊來的。金朝最初幾十年間綿延不絕的戰爭固然造成了有害的影響，除此之外，隨著宋朝從開封遷都到杭州所造成的人才枯竭也確實應該被考慮在內。開封作為兩個世紀以來的國都，現在降到了地方城鎮的地位，多少年來，凡是從宋路經開封的目睹者無不為當年光輝的凋謝而嘆息。在這種蕭條的學術氣氛占據優勢的情況下，改變只能是逐漸的。

在熙宗朝，皇帝親自參加尊孔活動，提倡崇儒。1140年孔子的第49代后裔被授予衍圣公的爵位。從此時起直到大約12世紀末，一個以漢族模式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使漢族文人大大增加了入仕的機會。學術和藝術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得到了恢復。到12世紀末，在漢人、漢化的女真人和契丹人中間都有學者涌現，他們都是金朝科舉制度的產物，都因世宗朝長期的和平而獲益。當蒙古人入侵這個國家之后，這些人便在最廣闊的意義上代表了中國的文化。在中國北方的蒙古統治者之所以能逐漸從野蠻狀態中擺脫出來，正是這些在金朝時就曾使中國文化傳統形成并且將其保持下來的人們的偉大成就。即使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能夠達到與他們同時代的南宋學者那樣的學術高度，但在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狂暴的、天翻地覆的時代，中國傳統價值之得以存在下來，這些金朝文人，不論他們是什么民族背景，都是功不可沒的。

自然科學如同哲學一樣，金的貢獻更多地是在傳統地墨守成規的那些方面，而較少創新。對于從北宋所繼承的科學遺產，沒有任何新的從理論上進行的討論和突破。具有諸多宇宙哲學因素，因而在中國一直屬于實用學科的天文學，在金朝的發展則僅限于司天臺等官署之中。金朝時頒行過幾次新歷，最后一次在1180年，這一歷法使用了很長時間，直到蒙古人的元朝于1281年又頒行一個新歷之后才被取代。金人也撰有幾部地理學著作，還刊行過幾種在金朝領土上的游記，但在這個領域里，也像在天文學一樣，重在闡述而非理論上的創新。與此形成對照的，倒是金朝（還有元朝初期）中醫學的繁榮，這種繁榮可能與中國北方對道教的普遍尊奉有直接關系（見下一節）。金代的文學也像金代的學術一樣被后世所忽略，所以其中大多數作品在此后幾百年中逐漸散佚，保存下來的只有個別作者收集起來的少數文集。不過除此之外，還必須要包括被清代匯編的由個人創作的詩詞。散見于這些文集中的詩詞共有5500余首，出自大約400名作者之手。如果我們考慮到與宋朝相比，金是一個存在時間相對較短，國土相對狹窄，人口相對較少的朝代的話，這已經是很值得注意的數量了。用古漢語創作的詩和散文仍然沿襲了由北宋文學大師尤其是蘇東坡所建立的模式，在整個12世紀，蘇東坡在金朝文人中都享有極高的聲望。

南宋發展起來的文學風格顯然并沒有傳到北方的金朝，無論風格還是形式，金朝的詩詞仍然遵循唐和北宋的格調。中國文學史專家曾經指出，金朝詩歌是在這個朝代已經衰落的時候才達到它的巔峰的。金朝杰出的文人元好問（1190—1257年）一直活到金亡后的蒙古時期，他在所纂的《中州集》中，收集了由金人創作的2000余首詩，不僅僅收入了出生于金統治時期的作者的作品，還收入了曾接受女真人的官職因而站到金朝一方的那些宋朝作家的著作。正是后者使元好問招致了偏激的文學批評家的責難。

金代對于11世紀北宋著名文人的特別尊崇，恐怕不能僅僅從美學的角度解釋，其間可能還有著潛在的政治原因。像蘇東坡、司馬光、歐陽修和黃庭堅（只舉幾個人的名字）這一類文人屬于所謂保守派，反對倡導新政的王安石及其追隨者，恐怕并非偶然。宋徽宗統治時期保守派不僅被逐出權力圈子之外，甚至在一段時期內，連他們的著作也遭到了排斥。1127年金兵攻陷了宋朝國都時，曾將他們對手的失敗歸咎于蔡京及其黨羽的災難性的政策，這些政策在他們看來十分荒謬，而蔡京等人是王安石倡導的改革政策的支持者。攻占宋都之后，金朝就著手派人搜尋保守派的著作和抄本，而將他們發現的皇家所藏的王安石著作統統丟掉了。元好問拒絕為蒙古人效勞，他把自己看成是已經滅亡的金朝的遺民。也許正是對蒙古人的拒絕加強了他在中國文人中精神上的地位，以至于他成為蒙古統治初期中國北方的一個領袖人物。金朝滅亡前不久，他就以金初的兩部詩集為底本，開始編纂《中州集》。他這種以一個朝代的作者為主編輯文集，并且在每個作者的作品之前附上簡短傳記的方法，被看成是一個創新。后來的許多文集都是遵循這種方法編成的。元好問編纂文集的主要目的，是想使中國文學的價值能夠在這一時期保存下來，同時他還想為那些他認為有價值作為傳世之作的作者留下傳記。也就是說，誰的作品能夠被收入他的文集，取舍標準不僅是其文學價值，還有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評價標準。對于后一種標準，他的做法更像一個歷史學家，而且的確，他寫的一些傳記，后來被收入了《金史》。除了具有史料價值外，《中州集》對于金代的詩詞包括律詩和曲也都給予了評價。在后來的幾個世紀，中國評論家對于金詩的文學水平褒貶不一。在這里，要想弄清楚哪些屬于偏見而哪些是客觀的評論，實在是很困難的。不過對于金詩，似乎自有公論，即作為一個規律，金詩是質樸率直的，排斥在藝術形式上進行更多探索。1215年蒙古入侵之后，金代文學又出現了一種新曲調，此時金朝舊有的領土已經土崩瓦解，這個王朝的覆亡指日可待。敏感的人們已經預感到世界的末日正在逼近，文明化的人類將會被一種難以形容的野蠻時代所統統吞噬。后世的中國文學批評認為，正是1215—1234年之間的喪亂，啟示了這個時期的詩歌精神。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幾乎沒有哪一首詩曾像元好問和他的同時代人在金朝最終覆亡的1233年所寫的那樣散發出如此絕望和無助的氣息。

不過，上面所提到的較早的文集和詩選，卻沒有將一個值得注意的群體的作品收入進去，但如果我們想對金朝詩詞成就的概貌有比較清楚的了解，就不能不將這個群體的作品考慮在內，這就是道教教眾的詩作。這些詩作不見于通常的文集，而都收在道家的道藏之內。它們往往是用文言和隱語混雜在一起寫成的奇特作品，在內容上是神秘主義的，與非道教作者所選的題材也完全不同。這類宗教詩詞迄今為止還沒有人研究，在中國文學史上甚至還從未被人提到。但是無論這些詩詞本身，還是作為在宗教信徒中間的一種情感表達，它都應該引起我們的興趣。這種宗教曾在廣大群眾中，甚至也在非官方的文人圈子中廣泛流傳。

金朝文學中還有一個非正統的類型，是一種說唱伎藝，漢文叫做“諸宮調”，從這個名稱就可看出它屬于音樂占很大成分的類型。諸宮調由長短不一的套曲組成，每套曲子都帶有一個序目和終曲。曲子之間用不同的宮調區分，各種宮調并不重復。除此之外還要插入唱、念，以至于從某種形式上說，它被當作元代雜劇的先驅。我們尚不清楚諸宮調在中國起源的具體時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在11世紀已經出現。不同于元代雜劇的曲調，諸宮調中沒有那些戲劇化的以第一人稱出現的抒情唱詞。它們通常是由專業的女演員來表演的，而且它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都市的藝術形式，一種在劇場里進行的娛樂，除了配有歌曲和打擊樂之外，還伴隨有一種很豐富的模擬表演。從現存的諸宮調的殘本來看，它還具有諷刺和詼諧的特點。從我們所知的大量諸宮調曲目來看，很明顯的是以歷史傳奇和色情題材為主，可惜的是被完整地保存下來的只有一篇，這就是以一個著名的愛情傳說為基礎寫成的《西廂記》，作者被確認為董解元。還有一種可以追溯到金朝的文藝類型是一種短劇，漢文名稱是“院本”。雖然它并非僅僅存在于中國北方，但它也像諸宮調一樣，曾盛行于金代。“院本”之義，即“在劇場演出的本子”，元代的戲劇也常常采用此名。它是從多種娛樂形式混合在一起的一種滑稽歌舞的雜劇發展而來的，有時還帶有很大的詼諧模仿的成分。就我們所知的很少的金代院本也可看出，它們中絕大部分的滑稽可以說已到了猥褻的程度，而且的確讓人頗感遺憾的是，在已知的700個劇目中，我們今天只能看到的極少的部分，還都是些不完整的殘片。作為少數民族的女真人對于這一文學發展可以說是無所作為的，只有個別幾個受過教育的女真人全盤接受了漢族文化，并且以文言詩人自居。但他們的人數微不足道，而且在金朝堪稱偉大的文學人物中沒有一個人具有女真血統。看起來，女真人雖然渴望吸收漢族文化，但實際上卻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沒有任何人想到過把女真人口述的詩歌以譯成漢語的方式保存下來，以至于女真人的詩歌就這樣永遠地散佚了。如今我們只能在這里或那里偶然見到女真民間詩歌的一些斷片，譬如一個薩滿教徒對殺人者所唱的難懂的咒語。另一方面，雖然有幾部被譯成女真文的漢文著作，卻沒有一部用女真文寫的著作被保存下來；我們所知的，僅僅是被翻譯成女真文的漢文著作的篇目。從這些篇目可以看出，除了儒家經典之外，絕大多數的譯作是有關漢族的治國方略和兵法等內容的。也就是說，給受過教育的女真人提供這樣的書籍，使他們能夠從中了解漢族學術的基本原理以及倫理道德規范，這是選擇翻譯的原則，至于純文學作品和小說則取擯棄態度。然而不管怎樣，比起遼朝和后來的元朝，金朝的翻譯活動肯定要更具規模。事實證明，金朝皇帝尤其是金世宗，還是很熱心于讓自己的族人通曉漢文化中的精華的。

這里還應補充的是金朝的書籍印刷。雖然女真人自己的印刷品均已失傳，但金朝時所印的漢文著作還留下了幾部樣本。從中可以看到金朝無論在其雕版還是印刷的技術水平上，都保持了北宋時期曾經達到的高水準。的確，金朝的一些版本完全能夠與南宋時期所印的最好的版本相媲美。對于金代的繪畫藝術和書法，雖然至今尚無定論，但我們實在是不敢恭維。，他也是一名杰出的詩人，與元好問等文人都是好友。被列入書中的還有幾名女真人和兩個契丹人，其中之一的耶律履（1131—1191年），是耶律楚材的父親。但是我們不難想像，絕大多數的畫家還是漢人。

蘇珊·布什將完顏章宗皇帝十分醉心于藝術，他對1127年從覆亡的宋室接手的收藏品興致勃勃。現存的許多唐和北宋的繪畫上都可見到章宗的印璽，如在今天保存于大不列顛博物館的著名卷軸《女史箴》上就是如此。章宗還命一個在當時的藝術上和文學上都頗有造詣的著名畫家兼詩人王庭筠（1151—1202年）為自己的收藏作指導。這一類繪畫——在紙或絹的卷軸上的畫——從哪方面講都只是一種精英的藝術。沒有哪個有身價的貴族畫家肯于屈尊去用壁畫裝飾一個寺廟的墻壁，那是職業畫匠做的事。畫匠的作品也有些一直保存至今，但是正因為這是他們的職業，所以這些作品的創作者大多沒有留下姓名。有時候，甚至想搞清創作這些壁畫和其他裝飾性藝術品——諸如雕刻等等的準確日期也是不可能的。

雕刻藝術的情況也一樣。與日本的境遇不同的是，中國的雕刻主要是由那些默默無聞的藝術家創作的。考慮到當時中國北方修建的大量佛寺和道觀，其中必不可缺的裝飾和必需供奉的塑像，使這一時期的雕刻作品，為數頗為可觀。在此之前的遼朝曾經贊助佛教，并使佛教藝術繁榮起來，金朝建立后這一勢頭仍在繼續發展。金朝雕刻有個令人感興趣的特征，就是經常運用大理石等石料，而在南宋卻完全見不到相似的石雕。在風格上，宋朝的傳統在中國北方一直被保持著。這里可以看出兩個基本的傾向，一種傾向是對唐朝藝術那種質樸和擬古風格的竭力模仿，這種模仿之成功竟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我們這個世紀的藝術商人常常將金、元乃至明朝時的中國雕刻藝術品充作唐代的作品。另一種則更趨向于生動、無拘無束和流暢，有位藝術史家將其譽為“富于想像的巴洛克式藝術”。我們還要指出的是，今天北京有些頗為壯觀的建筑，是在金朝時修建的。就我們所知，帶有美麗景色的花園和湖泊的皇宮遺址建于1179年，原是金朝的夏宮，每當一年中最炎熱的幾個月，世宗和章宗總是在這里度過。忽必烈統治時期將金朝這個避暑勝地改建成元朝皇帝冬季居住的宮殿，而且從此便成為紫禁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