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年

未來的元帝（在位期公元前49—前33年）在公元前74年其父登基時，還是一個約兩歲的嬰兒；當他在公元前67年被宣布為太子時，也不過八九歲。據說他與其父的心態不同，他容易接受要求仁慈的呼吁，而對當時對于問題所持的過于專業的或法家的態度不滿。據報道，宣帝有一次流露了他的憂慮，擔心他自己的太子將會毀滅王朝，并且試圖以另一妃子所生之子代替未來的元帝，但沒有成功。元帝快到他統治的末年時，被病痛所折磨，據說他把精力傾注于音樂和一些淺薄無聊的活動方面，從而招致了他的重道德倫理的大臣們的批評。歷史的證據不足以判斷宣帝對他兒子的評價是否正確，或者批評者或歷史學者的意見是否可靠。沒有理由認為他對任何具體的國務決定施加過明顯的影響。的確，采用的某些措施實際上降低了皇帝生活方式的豪華程度和他個人的享受，不過沒有什么證據可以說明，元帝或是能夠為帝國總的利益提出這類措施，或是能夠出于個人的原因而加以反對。

不管新帝起什么作用，元帝的登基可以視為帝國發展過程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他父親的大臣們已經開始擺脫時新派的思想；而在他以后幾個皇帝的統治時期，改造派的看法成了許多決策的鮮明的特征，不論在宗教儀式、國內問題、經濟目標或對外關系方面都是如此。政治家們這時專門注意周代的而不是秦代的范例；他們選擇節約和緊縮以取代揮霍和擴張；他們放手解除以前對中國黎民日常生活的各種管制。在有些情況下，如在減少鋪張浪費和減輕國家刑罰方面，他們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情況下，如在建議限制土地的占有面積方面，他們的想法過于極端，難以實行。在前漢結束之前改造一直是政府施政的目標，盡管中間短時期內也出現過爭議；后來王莽繼承了改造派的思想，并且，和他以前的元帝、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和哀帝（公元前7—前1年在位）幾朝相比，甚至進一步地發展了改造派的思想。

國內政治

當時重新進行考慮的基本問題之一是京城的位置。這個問題是由翼奉的建議引起的，翼奉是蕭望之和匡衡的助手，他是一個根據陰陽的循環來解釋王朝歷史的陰陽家。元帝及以后的幾朝恢復了幾個王國，它們一般是小國，有的存在的時期不長。其中的兩國（楚，于公元前49年重立；廣陵，于公元前47年重立）維持到西漢結束之時；其他諸國有：清河（公元前47—前43年）、濟陽（公元前41—前34年）、山陽（公元前33—前25年；原為昌邑國）和廣德（公元前19—前17年）。元帝、成帝和哀帝所封的侯爵，大多數授予諸王之子，總數達100個；與之相比，因有功而封的侯只有6個，賜給外戚的侯為25個。

在前漢時期，宦官對政治生活還沒有施加過分的影響，只有為數很少的宦官晉升而擁有大權。這個時期還沒有出現那種有時能破壞王朝統一或改變朝廷性質的宦官和其他集團之間的激烈斗爭，雖然至少有一個政治家因宦官與之為敵而受害。宦官未能控制帝國的原因之一是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和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兩朝的改造派政治家持反對他們的立場。

到那時為止，曾任秦帝國大臣的趙高是宦官控制帝國命運的唯一明顯的例子。最早得到晉升而負責中書工作并由此對國策的決定產生相當影響的宦官，有宣帝朝和元帝朝的弘恭和石顯。他們受到皇帝信任，引起了蕭望之的強烈批評，他反對設置宦官，讓那些被閹割的人身處君側。然而，當宦官的勢力強大得使人感到他們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施時，作為他們敵視的結果，蕭望之在公元前46年被迫自殺。有若干措施證明政府有重建公正的行政和減輕以前規定的嚴厲懲罰之意。這類措施涉及大赦令、司法程序和以金代罰的規定。

在公元前48年至前7年期間，朝廷共頒布了18次大赦令；雖然大赦的次數并不明顯地多于以往，但頒布大赦的詔令反映了施政的新面貌。它們表達了一種觀點，即嚴厲的判刑提高而不是降低了犯罪率；它們暗示犯罪的增加是征重稅或未能保證行政清廉的結果。除了公元前134年與大赦令一起頒布的一道詔令外，以往在這些情況下是不談這類意見的。此外，公元前47、前46年、前32年的幾次大赦令鄭重地表示了皇帝要彌補因他的無能而引起的宇宙萬物運行失調的企圖，這種失調通過上天的警告已經表現了出來。朝廷堅決地認為，大赦是及時地注意這些警告和做出補救的一種手段。長期以來，政府容許罪犯付錢折罪，以減刑或免刑，這已成為慣例。這種做法可以追溯到秦帝國時期；公元前97年，50萬錢足以減死刑一等。約在公元前62年，蕭望之已經堅決反對把這一制度稍加改變而予以實施的建議。有人曾經提出，定罪服刑的罪犯可以參加鎮壓西羌叛亂者的征剿，從而免除進一步的懲處。蕭望之成功地阻止朝廷采納這項建議。節約

改造派政治家們長期以來為宮中的揮霍浪費現象而感到痛心；它消耗了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資源，浪費了本來應該專門用于谷、麻和蠶絲生產的勞動。元帝登基后不久，朝廷采用了一系列措施以削減奢侈用品，儉樸蔚然成風。公元前47年，提供車馬以供皇帝使用的專門機構被撤銷，同時撤銷的還有專用的某些湖泊和林苑；次年，宮中禁軍的編制被縮小，官員們奉命削減開支；公元前44年，即暫時取消國家鹽鐵專賣的那一年，在皇帝的宴會和使用交通工具方面都采取了節省措施。有一個進一步的節約措施特別引人注意，因為它產生于財政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它是宣帝朝的過渡時期所采取的措施的繼續。早在公元前70年，樂府已奉命削減其正式編制；公元前48年朝廷又頒布了同樣的命令；15年后樂府又奉命停止某些比較鋪張的做法；諸如提供國祭儀式中的女歌誦團。最后，在公元前7年，樂府被撤銷。在那時，它共有829名精通音律的人充當歌誦者和演奏者。一半以上的人被直接遣退，其余的人被調到其他機構；但朝廷仍能為朝覲組織一個有128名樂師的樂隊，為宗教祭祀組織62名演奏者。樂府有許多精于音律的人任職，尤其是在下達緊縮編制命令之前。但是撤銷樂府的記載著重敘述的是樂府已被敗壞了的職能而不是節約錢財的需要。到樂府結束之時，它已與演奏容易引起情欲和刺激放蕩行為的靡靡之音聯系了起來。在幾個世紀之前，孔子已經不贊成這類音樂，所以改造派政治家們設法壓制為國家演奏這類音樂的組織，就不足為奇了。他們認為它會對世風產生有害的影響。

政府中一名可以代表新潮流的官員為召信臣，他生于華中，他學術上的豐碩成果使他能在朝廷取得一定的地位。由于這些成就，召信臣得到了應有的獎勵；他先被提升為河南郡郡守，公元前33年又升任少府。就在任少府期間，他提出了在中央政府一級節約開支的建議。他提出應中斷維修皇宮的那些很少使用的建筑物；樂府應該撤銷；戲班和正規的宮內禁軍的武器裝備應大大地減少；他極力主張，用于促成某些作物和蔬菜在非種植季節生長的燃料開支是不合理的。還可以補充的是，召信臣幸運的是一位在職時因年老而自然死亡的有成就的高級官員。

除了削減開支的嘗試外，在新朝伊始之時元帝的顧問還提出了其他的旨在抵消武帝時期新派政治家們的過激政策的措施。改革的主要擁護者是公元前44年任御史大夫的貢禹。他強烈地反對雇傭國家征募的勞工采礦或鑄幣；他斷定用于這類事業的勞動日多達10萬個以上，他反對讓農民承擔生產礦工和工人所需的糧食和布的義務。

貢禹竟然成功地使國家的鹽鐵專賣在公元前44年取消了。但不久收入的減少越來越嚴重，專賣事業又在公元前41年恢復。貢禹又提出一個建議，但它甚至沒有被短期采納；這個建議就是以一種貨幣前的經濟來代替貨幣經濟。他爭辯說，愛財是萬惡之源；它吸引人們脫離田地的生產性勞動而去從事工商，工商可以不花什么勞動而取得厚利。錢的使用可以使富者積聚財富；富者利用財富縱情享樂和進一步追逐利潤，因為放債可以輕易地取得二成之利。隨之而來的是對農民的誘惑，使他們放棄土地去尋求似乎可以致富的一條直道，這幾乎是無法壓制的，因為他們被錢財弄得神情恍惚。但如果他們不能發跡，其下場將是一貧如洗，出路只有當盜匪。

貢禹提出關閉官辦的鑄幣廠；征收糧食或織物作為歲入；完全以實物支付官俸，以取代官員已經習慣的錢和糧合計的月俸。貢禹的論點也許是講得通的，但由于貨幣在當時經濟中的地位，它沒有引起多大反應。如果高級文官收到大量糧食作為他們的官俸，他們就會遇到處理糧食的困難，所以很難指望他們會支持貢禹的建議。

就在前漢末年，一個甚至更為激進的措施被提出，但同樣沒有成功。這個建議是在公元前7年任大司馬的師丹的鼓動下出籠的。像貢禹那樣，他深感貧富之間嚴重的懸殊；他又像董仲舒那樣，尋求通過土地的再分配來緩解苦難。他就土地的規模和可以擁有的奴隸人數提出了一系列的限額，其大小和多少依社會地位（擁有的爵位，或是侯）而定。自從公元前109年整修黃河的堤壩以來，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防洪活動。在公元前95年至前66年期間，一些小的泄洪口和支渠已經挖成，以減緩大水順流而下的沉重壓力；但政府對疏浚或維修的必要性還沒有充分注意，于是在公元前39年和前29年發生了大決口。公元前30年，大雨在中國的其他地方造成了洪水，長安城內驚慌失措，擔心即將來臨的災難。以后，大司農負責此事；通過迅速有效的行動，他成功地解除了危險的形勢。他發動了一個全面的救災行動，使用了500條船只以撤走受威脅地區的居民。為了把洪流疏導至支渠以防止進一步的洪水，建成了一批堤壩。經過36天并使用了征募的勞工，這個工程得以完成；朝廷采用了新的年號“河平”（公元前28—前25年）以示慶祝。這一成就有助于遏制下一次洪水的威脅，下一次洪水發生在公元前27年。幸運的是，《漢書》收有公元1—2年帝國形勢的基本情況的概要。它列出了當時全部的行政單位，同時還有為征稅而作的每年的人口登記報表。縣及其市鎮的材料較少，因為所收的這類數字只有10例。未提選列它們的原因，但可能它們說明了帝國的某些大城市的規模。因此，它們難以引導我們了解當時可能存在的其他1500個中心城市的規模。例如京師及其所在的縣的數字為80800戶，或246200口；也有人提出，京城城區的居民約超過8萬。可以料到，各地人口的分布很不均勻；人口高度集中在豐產的黃淮流域及肥沃的四川盆地（見地圖10）。《漢書》中提供的可耕地規模有些難以解釋；但情況似乎是，在耕之地不足以生產可充分供應全民的糧和麻（衣服的主要原料）。最后這一卷附有一個政府設立以管理各類生產——如鹽、鐵、果品和織物——的所有專使的注。宗教問題

以前的幾個皇帝竭力保持對五帝的應有的祭祀儀式，認為他們守護著王朝的命運。成帝初期，一批祭奉次要的神的神壇或由方士祭祀的神壇被取消。人們還記得，高帝在秦承認的四帝之外，加上了對第五帝（黑色）的祭祀。但這些變化還不是持久的。在公元前31年，變化引起了爭論；它們尤其引起了很受人尊敬的劉向的反對，他極力主張必須保持王朝習俗的延續性。具有明顯重要意義的是，祭祀國家尊奉之神與生育太子這兩件事被聯系了起來。成帝尚沒有一個繼承者，人們希望，隨著宗教儀式的變化，五帝中的新帝將賜福于王朝和成帝，賜給他一個兒子。不幸的是，這個希望落空了：確保國家未來的需要變得更為迫切了，在公元前14年、前7年和前4年這幾年，宗教儀式發生了變化，恢復到原來的狀況。最后，在公元5年，長安祭天地的儀式被重新確立，這主要是由于王莽的影響；公元26年，祭天地的儀式從這里轉移到中興王朝的京都洛陽。

在歷史上還可以看到祭奉皇帝列祖列宗的類似的形式。為此目的而建廟的習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5年的一道詔令，命令在京師和地方建廟紀念高帝。在推行其他節約措施之時，重新審議這些儀式是不足為奇的。約到公元前40年，朝廷已經進行了大量削減。約200個宗廟的儀式中斷了；但為紀念高帝、文帝和武帝建立的宗廟的儀式則被挑出來予以保留，因為這幾位皇帝被認為應享受特殊待遇。公元前34年元帝患病時，所有廟宇的祭祀被恢復；次年當知道這些求福活動已不能拯救他生命時，大部分又被取消。公元前28年，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使他的繼承者成帝能得到一個太子時，儀式又被恢復。公元前7年，53名官員再次呼吁減少宗廟的數字，這一次在應享受特殊待遇的皇帝的名單中增列了宣帝。另一個淵源于改造派原則的變化同樣與宗教儀式、對人民的管制和國家的支出有關。秦始皇開了建造宏偉的陵墓作為他最后歸宿的先例；雖然據說漢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曾表示他強烈地反對這種做法，但很可能漢代諸帝已在竭力按照他們的地位用奢侈品裝飾其陵墓。從高帝起，像這樣的遷移發生了七次，都與在長安西面和北面準備某個皇帝或他的后妃之墓有關系。外交事務

在前漢的最后50年期間，外交政策的特點是不愿進行擴張，有時拒絕與潛在的敵人交鋒。從積極方面看，中國總的說不再受到匈奴的挑釁，后者不夠團結，難以鞏固或加強其地位，或者對中國構成威脅。外國的重要權貴不時地訪問長安，如成帝和哀帝兩朝時的友好的龜茲王；公元前1年，烏孫的領袖（昆彌）之一與匈奴的一個單于一起來到漢廷。在其他方面，中國人急于避免進一步的卷入。公元前46年，海南島的珠崖郡被放棄。原來設在海南的第二個郡已于公元前82年與珠崖合并；公元前46年撤郡之事是在當地爆發了叛亂和作出了在該島保留中國的前哨將會過于勞民傷財的結論后發生的。中國政府這幾十年表現出缺乏決心的最明顯的例子發生在公元前36年。這兩名將領以傳統方式送呈被征服的為首敵人的首級向長安的上級報捷；他們完全預料得到的一場爭吵隨之發生。因為從表面看，他們犯的罪是嚴重的；他們頒發了一道自己無權頒發的詔書。只是他們取得的輝煌勝利才使他們免受可怕的懲罰。政府無意向他們祝捷或把他們作為英雄來獎勵；它也不愿意通過進一步的擴張去利用他們的勝利。反對以任何方式獎勵他們的意見主要是匡衡提出的，只是由于劉向的堅持，朝廷最后才封甘延壽為侯，封陳湯為關內侯。甘延壽死后，匡衡乘機降低了陳湯的地位。

政府對它的兩名最英勇的公仆的不公平待遇表明，它這時不愿投身于對外的冒險行動中去；對他們的任何獎勵會帶來一種危險，即它會鼓勵其他人去顯示其主動性，并把中國卷入不必要的、代價高昂的冒險行動之中。30年前（公元前65年）當馮奉世提倡中國向中亞推進時，所采取的恰恰也是這種態度。另外的行動也產生于這種對外關系的觀點。粟特最后起來反對郅支，甚至在陳湯決戰時出兵幫助他。當有人提出應與粟特保持這種關系時，漢朝政府不贊成通過和親進行全面結盟。與此相類似的是，中國已在武帝時期（公元前141—前87年）與克什米爾（罽賓）建交，在元帝時期（公元前49—前33年）斷交。在成帝時期（公元前33—前7年）有人提出重新建交，但未被采納，理由是雖然克什米爾可以從這類交往中取得很多利益，它并不是真正想爭取中國的友誼，而只是出于私利在追求物質利益。王朝的種種問題和皇位的繼承

成帝是元帝和王政君之子，后者作為太后，在以后幾十年決定王朝的命運時，注定要起重要的作用。成帝出生時其父仍為太子，這個兒童已得到他祖父宣帝的寵愛。宣帝死后不久，他被指定為新帝的太子；公元前33年他登基時年19歲。在青年時代，據說成帝已經表現出他明顯地愛好學習的習慣；根據一個傳說，他已知道去領會尊重長輩的價值觀念。未來的成帝之能繼續當太子，應歸功于兩名以改造派觀點知名于世的政治家。一為匡衡，在成帝登基不久，他乘機向新君說教，教導他應以周代諸明君的言行為榜樣；成帝之登基部分的是由于師丹之力，此人于公元前7年提出了限制財產的建議。成帝娶許嘉之女，許嘉是元帝之母的堂兄弟，因此是公元前71年成為霍家野心的犧牲品的那個許后的親戚。成帝的配偶于公元前31年正式被立為后，但所生之子在嬰兒時夭亡，這成了成帝及其繼承人幾朝發生混亂的潛在原因之一。根據傳說所透露的嚴重的妒忌和殘酷心理會使任何王室感到羞恥，所以必須再次提防歷史學家可能帶來的偏見。趙飛燕在公元前16年正式被宣布為后，但她與她那在其他妃子中享有高貴地位的妹妹都不能生下子嗣。在以后四年，她們的地位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當時成帝與一名宮女和另一名正式的妃子生下兩個兒子。但是這兩個嬰兒被成帝下令處死，也可能他親手處死，以防其他家族把趙氏姐妹從至尊的地位上搞掉。

在此期間，國家大事和十分重要的繼承問題受到了其他的影響，特別是來自實力增強的王氏家族和通過與皇室聯姻而青云直上的其他兩個家族的影響。

成帝時，王氏家族采用了約50年前擺脫霍家的同樣手法，成功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它幾乎讓其成員實際上在帝國中最有權勢的官署之一世襲任職。在元帝死去和升他的配偶為王太后之后不久，王太后的弟兄王鳳擔任大司馬（公元前32年）；因此他負責領導尚書和擁有巨大的權力。在他之后王家有四人依次任大司馬；最后一人為王莽，他在公元前7年，即在成帝死前約四個月被任命。皇位繼承的問題長期以來早就影響著政治家和那些追逐權力的人的心志，因為皇帝沒有由公認的合法配偶生下的子嗣。落選的劉興自公元前23年以來是中山王。論親戚關系，他是成帝的異母弟兄，因而比其中選的對手更近。他的母親是元帝的馮妃，即曾在中亞有赫赫功績的馮奉世之女。劉興死于公元前8年9月，他的兒子劉箕子從公元前1年至公元6年在位，帝號平帝。

對王家來說，哀帝朝是其命運遭受挫折的不吉利的間歇期。與趙、傅和丁幾家新興的暴發戶相抗衡是有明顯的理由的；當那幾家平步青云時，王家卻趨于衰微。哀帝繼位不久，王莽失去了大司馬的職位；在以后幾年中，傅家和丁家的人當了大官，或者被封為侯。后來，在哀帝死后（公元前1年），王莽策劃東山再起，這時輪到成帝的趙太后遭受剝奪高貴稱號和貶黜之辱了。

傅家和丁家希望削弱王家和它的勢力，在這方面他們可能得到哀帝的鼓勵，但他們沒有取得明顯的成績。從傅喜起，他們的成員從公元前6年至前1年擁有大司馬的官銜。但是傅喜被描述為一個正派的人，他可能反對他的幾個親戚要求取得顯赫稱號的活動。歷史學家稱贊哀帝，說他想用武帝或宣帝那樣的個人力量進行統治。哀帝死于公元前1年8月15日，未留下繼承人；于是事態的發展迅速地有利于王家。曾為元帝配偶的王太皇太后仍然在世；由于她的輩分和地位，她顯然具有頒布詔令和為確保繼位作出必要安排所必需的權力，在這樣做時，她可以宣稱她在遵循公元前74年所定的先例。哀帝死后的第一天，董賢被罷官和降級，但他立刻自殺而不愿丟臉。王莽被任命為大司馬，擁有領導尚書的全權。

他決定防止敵對的外戚家族再對他的地位進行挑戰。然而很快出現了貶黜成帝的在世的皇后趙太后和追奪哀帝的丁后和傅后謚號之事；采取最后的這一行動之激烈，竟然褻瀆了她們的墳墓。公元前7年落選的皇位候選人之子劉箕子被選為新帝平帝。當時他年九歲。

表8 宣帝至平帝的皇位繼承

②后封為邛成太后，以區別于元帝之后，死于前16年。

③元帝娶 1．傅昭儀；2．馮昭儀；3．王政君。

④許嘉之女。

⑤名趙飛燕。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懷疑王莽和他的姑母實際上在行使權力；他把女兒嫁給新的幼帝，這樣他的地位終于保險了。但公元6年隨著平帝之死，形勢激變。平帝死于公元6年2月3日。從元帝時起，皇位的繼承幾次成為爭論的題目。人們向皇帝以建議或進諫的形式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也采取了各種行動以使規定的手續生效；所實行的原則和作出的決定成了帝國政府傳統中的重要先例。當元帝在考慮改變繼承的世系時，改造派政治家匡衡堅持一個合法的皇后和她的兒子具有高于他人的權利，并且堅持必須把其他后妃及其后裔降到低于她（他）們應有的地位。平帝和劉嬰是前漢時期未成年的人或幼兒在他人的保護和主持下登上皇位進行統治的最后的例子。為了立一個攝政，雖然可以引用周公這樣一個過得硬的和明顯的先例，但人們也沒有忘記霍光在當攝政時也作出過卓越的功勛。如同在公元前74年那樣，哀帝和平帝死時在沒有正式指定的繼位者的情況下太后也擁有典章上規定的權力。

最后，至少有一次，一名官員認為應該提出皇位職責的神圣性問題，以此來非難他的君主。此事發生在哀帝建議（也許是開玩笑）仿效遠古的堯讓位于舜這一被人頌揚的例子并把治國大權交給董賢之時。王莽的一個親戚提醒年輕的哀帝，統治天下之大權來自高帝，并非某個皇帝私人所有：“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于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世紀之末的風氣

公元前33年成帝登基后的40年的特征是政治的不穩定和王朝搖搖欲墜。任人唯親在宮廷中蔚然成風，國家最高職位的封賞只是出于隨心所欲的興致或是為了短時期的權宜之計。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態是各種各樣的。有的人受到世紀末日感的壓制，感到王朝需要振興力量；有的人懷念武帝朝漢帝國鼎盛時期眾所周知的實力和風紀；許多人敏銳地注意到自然異數中的變化或災難的征兆。公元前3年全國的黎民普遍尊奉西王母，這個崇拜得到了那些想通過宗教手段尋求超度的善男信女的支持。在政治方面，以朱博為代表的時新派態度在短時期脫穎而出。與此同時還有許多具有改造派心態的人，他們也具有董仲舒的信仰，即災象是上天警告的表示。主要的政治家利用這些現象作為批評皇帝的手段。例如，從諸如水災或一次日月食的現象可以覺察陰盛的狀態，并且把它們解釋為婦女在宮中或在議政會上為非作歹的呼應。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對公元前29年發生的災象的注意，當時（1月5日）的一次日食與當晚宮中感到的地動恰好巧合。這方面的專家，如杜欽和谷永，很快利用這些事件作為批評當時政策的手段。朱博在地方和中央的政府中擔任過各種職務，在成帝時，像甘忠可和夏賀良等歷法家和巫術家聲稱他們有預知改朝換代的能力。按照他們的說法，劉皇室的氣數將盡。楊品泉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