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期的黨項

在唐末爭奪中國北方統治權的斗爭中，朱溫是一個強有力的爭奪者。907年朱溫后梁政權（907—923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滅亡。李克用仍然是山西北部的強大的獨立政權的統治者，905年，他與契丹結成聯盟，這樣就使夏州直接與東方敵對的鄰人對抗。客觀形勢迫使黨項人必然與后梁乃至一切與沙陀—契丹軸心相對立的勢力結成聯盟。

拓跋思諫死于908年，繼承權落入了他的養子，拓跋思恭的孫子李彝昌的手中。一年之后，李彝昌死于夏州軍隊發動的一次兵變，拓跋思恭家族大權旁落，繼承權轉由以李仁福為首的旁支掌握。李仁福是李彝昌的叔叔，早先曾擔任過夏州軍隊的普通將領，他是被那些與他地位相當的將領們推舉出來擔任節度使的。此后不久，夏州成功地抵御了鳳翔、河西節度使李茂貞和李存勗聯軍的長達一個月的圍攻，后來一支后梁的援軍趕來解了圍，李仁福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階。922年，李仁福向洛陽輸送了500匹馬，此舉可能就是對后梁幫助他抗擊沙陀的回報。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兒子，正是他創建了后唐政權（923—937年），后唐位于山西境內，是一個強大的獨立政權。

在這一時期，遼朝的建立者阿保機發動戰爭，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邊疆地區的部落歸附，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黨項部落。盡管有些黨項部落開始向遼廷稱臣納貢，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夏州節度使與遼朝間在這時有了正式接觸。李克用早年與阿保機建立的友誼一直持續到了923年。這時，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已取代后梁，成為中國北部具有統治地位的政權。面對契丹日益增長的威脅，黨項首領李仁福不得已承認了新的后唐政權，以換取后唐對自己地位的認可，并接受了后唐冊封的更多封號，至924年，李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沙陀與黨項的關系是非常誠摯的，但是沙陀人還是懷疑李仁福與契丹之間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聯盟，而懷疑的根據顯然只是捕風捉影的謠傳。正因為如此，在933年李仁福去世時，后唐朝廷就轉而試圖要由自己來直接統治夏州地區。李仁福的兒子李彝超原來繼任了夏州定難軍節度使，后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軍節度，而由原來擔任彰武節度的粟特人安從進取代李彝超，任定難軍（夏州）節度使。正如后唐朝廷所慮，這樣一種調換必定會嚴重威脅到黨項人的利益，從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言“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安從進在5萬兵士的護送下赴任，兵士們包圍了壁壘森嚴的夏州城。黨項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聯盟的支持，這些部落將鄰近的農村搶奪殆盡，切斷了圍攻者的供給線。相持了三個多月之后，后唐軍隊終于還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陽后唐朝廷上書謝罪，并正式被委任為定難軍節度使。為了表示謝意，李彝超向后唐獻馬50匹。黨項人的財富當然主要是來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馬匹，尤其是黨項財富的重要來源。對后唐統治者而言，如何能夠盡量縮減來往于洛陽的無窮無盡的外來馬匹貿易的巨額耗費，同時又保證軍隊馬匹的充足供給，往往使他們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在五代的有關記載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926—933年在位）面臨的這種窘境。在洛陽的馬匹貿易者中，回鶻和黨項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黨項人以醉后聯袂歌舞來回報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爾多斯地區的軼聞趣事來取悅沙陀君主。929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馬匹貿易轉由榷場交易，禁止外國商人前來京都。但是這個計劃顯然是遭到了失敗，在禁令頒布之后，仍然保持著“番部羊馬，不絕于途”的局面。除了從事貿易獲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靈州和慶州境內的黨項部落仍然是以劫奪來自西方的回鶻商隊為生。932年，黨項部落殺害了一位回鶻使節，后唐邠州（陜西彬縣）刺史藥彥稠率領軍隊懲罰了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933年，當安從進前往夏州赴任時，藥彥稠也率領一支軍隊相隨。很可能就是因為后唐統治者懼怕黨項與契丹通謀侵襲靈州附近地區，才在933年萌發了從夏州趕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年戰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獨立于后唐之外。在鄂爾多斯地區那些劫掠成性、仇殺成風的部落中，夏州黨項的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國北部逐漸強盛起來的中央政權和東北地區迅速崛起的契丹國等更強大的政權之外，夏州黨項顯然也非常想擴大自身對于鄂爾多斯地區諸部落的影響。

李彝超死于935年，繼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資料說是他的哥哥）彝殷（因為與宋朝開國君主的廟諱相犯，后來改為彝興）。直到967年去世為止，李彝殷統治夏州長達32年。現存資料表明，就未來出現的西夏的發展，以及漢—黨項關系而言，在李彝殷長期統治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某種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統治氏族內部不和而導致了一場公開的戰亂。李彝殷的弟弟、綏州刺史李彝敏密謀推翻他的哥哥。陰謀敗露之后，李彝敏與其同盟者（包括一個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于綏州以南340里，這時屬后晉（936—946年）控制。后晉朝廷答應了夏州首領提出的送回叛亂者的請求，命令延州官員將李彝敏及同黨送返夏州，最后李彝敏被處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員有二百多人與這次陰謀活動有牽連，結果在黨項內部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洗。李彝殷將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從宥州調往綏州，以替代李彝敏的位置。此后不久，這一地區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殺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后漢（947—950年）管轄的地區。948年，李彝殷請求后漢朝廷允許他越界懲罰?母羌部，但是被后漢拒絕。幾年之后，慶州以北的野雞族在952—953年聚眾起義，反抗慶州刺史的掠奪。朝廷本來想以招撫的方式平息起義，但是由于地方官員的腐敗無能，反而使起義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如同以往一樣，戰爭的矛頭很快就指向了那些相對比較富足的部落。與中國北方飽經戰爭蹂躪的定居鄉鎮相比，這些部落顯然有更多的財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朝廷派出的軍隊往往都得自籌糧草，所以有時允許他們保留類似這種綏靖戰役的戰利品。對于契丹人，夏州黨項一直保持著一種小心翼翼的態度。944年，當遼軍準備南下進攻早先由契丹冊立的后晉政權時，李彝殷答應后晉，派遣4萬軍隊向東渡過黃河，進入契丹領土，以起牽制作用。不管他是否這樣做了，總之，后晉向他授予了契丹西南面招討使的職銜。

948年，李彝殷派軍到達了延州邊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出兵，現在還不清楚。從表面上來看，這次出兵是應一位叛亂將軍的秘邀來援助他的。很可能李彝殷此舉是為了與他的對頭延州彰武節度使高允權作對。當逼近一支后漢軍隊時，李彝殷的軍隊就撤退了，但是這次行動是夏州在一年內第二次顯示它的實力（請比較?母事變）。作為對黨項的讓步，后漢朝廷949年將靜州劃歸定難軍管轄，并授予李彝殷中書令的榮譽頭銜，而夏州則向后漢獻馬作為回報。

當短命的后漢朝潰滅之后，興起了兩個相互對立的后繼國家，即北漢（951—979年，位于太原）和后周（951—960年），其中北漢與契丹有著密切的關系。黨項人李彝殷最初與北漢和后周都保持著交往，但是最后還是正式承認了后周，與北漢的關系逐漸疏遠。為了表示感謝，后周授予李彝殷隴西郡王的銜號（李仁福早年就曾得到過這個封號），并在954年冊封他為西平王，竭盡籠絡之能事。在困擾夏州政治局勢的本地勢力中，最突出的是那些獨立的和總是處在敵對立場的黨項部落，這些部落生活在位于夏州東北部的麟州和府州一帶，這里曾經是沙陀的統治區。他們的首領折氏早年是拓跋氏的宿敵，后來又效忠于宋朝，與西夏為敵。拓跋氏與折氏間的家族世仇綿延不絕，直到北宋滅亡之后，女真金朝為了協調與西夏間的關系，在12世紀中葉將折氏家族成員流放到了遙遠的山東，他們間的家族仇恨才告結束。當967年李彝殷去世時，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謚號。雖然自963年起，朝廷就決定禁止非漢人在陜西西北部沿邊地區擔任鎮將，但是宋朝皇帝還是任命李彝殷的兒子李光叡（克叡）執掌夏州軍政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