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8世紀和9世紀的史料大多數已見于文人著作中，它們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以前時期的材料，因此我們很容易設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特性是怎樣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題——研究從755年到大約860年間的重大政治問題——比其他任何題目在文獻和歷史著作中或許都得到了較好的反映。可見，對政治歷史學家來說特別令人失望的是，有幾個晚唐宮廷中的主要問題我們將永遠不可能得出滿意的答案，因為文獻不足征之故。這不是一個枝節問題，也不是一個如何自圓其說的問題，因為9世紀的材料，無論就數量或質量來說都有嚴重的缺陷。所以我們必須把中國的眾多史料作非常仔細的推敲，盡可能不使它們的愛惡偏見和缺而不載的地方把我們引入歧途。自然，這個方法看起來并不出眾，但是對于某些晚唐的題目（例如9世紀的政治派系斗爭，千余年來都在那里各執一詞地解說紛紜）說來，由于缺乏過硬的新材料，所以究其實只能對傳統的曲解加以解析，此外就再也不能有什么作為了。有時，我們能從唐代的詩文集中勾稽一星半點關于這些困難問題的材料，但毫不奇怪，這些用來確證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的材料又往往證明是站不住腳的，或者是不可信的。總而言之，現代學者才剛開始致力于8世紀和9世紀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重要方面的研究，因此，下面的論述應該看做對晚唐政治所作的一個初步的提綱挈領式的描繪。

安祿山之亂及其后果，755—786年

安祿山（703—757年）是一個有部分粟特人血統的職業軍官。安祿山掌握訓練有素的精兵，按不同的估計約有10萬—20萬之眾（包括從邊疆部落中征調的騎兵），另有在今日北京周圍地區的一個鞏固的基地。反之，由于中央軍和其他軍事組織都已腐敗，政府則準備不足。唐廷只得唯那些尚忠于皇室的節度使的軍隊是賴了。節度使哥舒翰（756年死）曾為朝廷效力，用兵于西部邊境以反對吐蕃，現時派他來鎮守潼關，以遏阻安祿山的前進。可是，他一到任就陷入絕境，在他和朝廷之間爆發了棘手問題。為了消解長期存在的不滿，哥舒翰于756年初勸說皇帝誅殺另一節度使。楊國忠對這件事無左右的能力，他憤怒地把哥舒翰的復仇行為看做另一次銳利的打擊，即一個封疆大吏想犧牲朝廷官員以取得權力的殺手锏。因此，楊國忠進行反擊，他建議皇帝命令哥舒翰從安全的潼關據點向叛軍出擊。唐玄宗接受了楊國忠的建議；盡管哥舒翰反對，但他別無選擇，只得遵命出擊。他的軍隊馬上被擊敗和潰散。哥舒翰于是投降安祿山。通向長安的道路被打開了。

像驚弓之鳥的皇帝及其隨從于756年年中從京師向西南方向逃亡，經過崎嶇山路之后進入四川境內，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名播古今的事件。唐玄宗的逃難成了許多繪畫和詩歌的題材，其中最著名的有白居易（772—846年）的歌行《長恨歌》，此詩敘述了皇帝被亂兵所迫同意處死楊貴妃后的悲痛之情。離開了馬嵬驛行刑之處以后，唐玄宗的逃難人群便一分為二。實際上，在馬嵬驛向皇帝紛紛提出應該去的地方有幾個——有人說去太原，有人說去靈武，有人甚至建議折返京城；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對，皇帝仍然堅持楊國忠原來的意見，那就是他應該逃往四川，而由他的臣民尋找時機，重整旗鼓，并趕走叛亂者。當玄宗出發往成都時，他把太子暫時留在后面，讓他向老百姓的代表解釋這一戰略撤退的意義。代表們生氣了，結果，太子的心腹顧問們——包括他的兩個兒子在內——都敦勸他應促使唐王朝努力捍衛自己。他們爭辯說，如果他和他的父親都僻處西南而不與天下通聲氣，那么，唐皇室將很快被人遺忘。史料告訴我們，太子在經過應有的遲疑之后，聽從了他的顧問們和人民的意見而向北進發，只帶了數百人急行軍至黃河西套的靈武。在這個設防堅固的根據地，太子打算召集仍然忠于皇室的將軍們和節度使們糾集和裝備一支勤王軍，以期奪回京城，準備讓玄宗勝利地回鑾。正像顧問們所指出的那樣，要盡孝道，莫過于此。形勢很快就明朗了，太子自己應該即皇帝位，而關于他一再遜讓的說法也恐怕是史書上的溢美之詞。756年夏，唐玄宗上太上皇帝尊號；雖然他在一段時期內繼續暫時保留了一個朝廷，但符璽卻被送往45歲的太子處；后者的廟號是肅宗（756—762年在位）。可以假定，對這樣一次篡權行為有過一些反抗，但是，老皇上畢竟能處之以很得體的方式，并且他也定能憶起他就是在非常時期即位的，所以他沒有試圖阻止此事。總之，幾乎沒有哪一個高級官員贊成一位宰相提出的建議，把唐帝國分給玄宗皇帝諸子，使之形成為一種封建的政體。遠方州鎮中效忠唐室的官員得知肅宗即位的消息是在約兩個月以后，但他們至少有理由開始希望在他的領導下能中興唐王朝。盡管西北的少數軍官在最初有所反抗，但帝國數以萬計的軍隊紛紛從東線抵達靈武和太原，從而壯大了那里的隊伍。這些部隊由將軍郭子儀（697—781年）和李光弼（708—764年）統率；這兩個人即令不像后世史家所說的那樣是百戰百勝的軍事天才，也仍不失為有能耐和富于經驗的將領。另外，通常構成中央政府的官僚群現在不在皇帝身邊了，這本身就是有利條件。軍隊可以向地方征發糧食馬匹，以滿足他們大部分的需要，同時，數量不大的給養品也從華中經過漢水運到了靈武。肅宗的流亡政府在757年初已積蓄了足夠的力量來打敗他的一個兄弟永王璘的挑戰，后者想在長江中游建立一個單獨的“封建”政權。

經過了許多令人鼓舞的勝利之后，757年春天肅宗決定以收復長安為天字第一號任務。由于得到其地位至少是可汗之子所率領的、來自北方大草原的回紇突厥騎兵的幫助，這次戰役在秋天發動。長安迅速攻克，但當要求回紇人繼續前往洛陽時，困難出現了。回紇王子聲稱，沒有人把這計劃于事前告知他，他便當面羞辱唐王朝的新皇太子。后來在克復洛陽之后，政府不得不在原議之外又厚賂回紇人，以示籠絡。可是，就在那個冬天，唐皇室嘗到了凱旋的甜頭。太上皇帝又一次祝福他的兒子繼位，官吏們都領受了賞賜，黎民百姓至少可免于叛亂者的擄掠和殺戮之苦。

但是，這樣匆匆忙忙地回到兩個首都來，是不是一個戰略性錯誤？很可能是的，因為朝廷突然放棄居無定所的狀態，采取了固定的駐地，這樣就負起了供應和防衛固定駐地的責任。雖然皇帝的軍隊足以打到洛陽，但他們還得深深地依靠外族的騎兵來建立打擊力量，所以他們根本自己無力向前進軍。而且最重要的是，唐王朝既然生存下來了，緊迫感即隨之消失。人們的思想開始注視著自己的未來；他們不再艱苦地作戰了；因此戰爭拖延了下來。現在已不像肅宗在靈武時，甚至也不像后來進軍長安時期那樣毫無其他道路可走。例如，李泌（722—789年）即令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也是肅宗的一位高明的宰相，他曾向肅宗提議直取叛軍的心臟范陽。叛軍的交通線似乎延伸得太長，而那種策略可以深入敵人領土，在側面包圍敵人在洛陽和長安的軍隊。在皇帝的部隊和懸隔于河北的勤王之師的飛地之間也可以建立聯系。但是肅宗仍然堅持，奪回皇宮表示光復故物，而打敗叛軍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可是，時間也恰恰是叛軍所需要的。他們撤退至今安陽地方重新糾集，諸叛軍領袖在這里企圖共商大計。757年初期，安祿山已在其子安慶緒的唆使下被人刺殺；據安慶緒自言，他刺父的動機完全是要保護叛軍高級官員免受他父親喜怒無常的荼毒之苦。但是，叛亂運動的凝聚力大部分靠安祿山與他的隨從者的個人聯系來維持，而這種聯系并未傳給安慶緒。安慶緒和叛軍最能干的將領史思明之間出現了不和。759年初期史思明刺殺了安慶緒，將其軍隊撤至范陽，自己即叛逆的“大燕”王朝的帝位。過了約一年時間，叛軍的處境似乎好了一些，他們就準備于760年夏再從肅宗的軍隊手中拿下洛陽。但河北和河南的軍事形勢那時主要已成僵持局面，于是史思明引軍向南，想第一次把戰爭引向淮河和長江流域，不過未取得顯著的成功。也許由于這個原因，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義所殺，雖然其情況和口實都和第一次弒父事件十分相似。5年之內出現了3個殺人兇犯和4個皇帝，這一定大大地削弱了叛軍，但是叛亂運動仍堅持了下來，因為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動。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朝廷取勝的希望也暗淡了下來。由于軍情緊急和便于收復長安而在靈武建立起來的明確的野戰指揮體系，這一格局直到玄宗與肅宗于762年春同時期晏駕才得以更張。當時即位的太子為代宗（762—779年在位），并不是一個能徹底改進朝廷形勢的能干之君，但他在接獲一則重要情報后也確實措置得很賢明。一個派往回紇進行修好的使節報告說，回紇與叛亂皇帝史朝義已有勾結，并且已被史朝義所誘叛；這使節又報告說，回紇人此時正動員一支大軍前來進犯。唐代宗立即派遣了一位有能力安撫他們的人仆固懷恩（765年死）前往；仆固懷恩是一位先世為突厥人的重要將領，他的女兒在幾年前已嫁給回紇的可汗。可是，正在這次討伐的進行過程中，中國的新太子——即未來的德宗（779—805年在位）——和回紇可汗之間發生了很類似于757年的事件。身為中國軍隊的統帥的太子得罪了可汗，因為他沒有對可汗表示這些游牧民認為是得體的尊敬。其結果是，太子扈從中有幾位勸他保持天潢胄裔尊嚴的中國官員，被回紇人鞭打致死，以作為懲罰。自然，這對唐王朝的威望來說是一次重大的羞辱。渴望打仗而以此為劫掠口實的回紇人在收復洛陽后繼續大肆殺戮和擄掠，但他們不是針對官軍，而是針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其實還應該公平地補充一句，中國軍隊把洛陽當做叛軍領土，所以他們也趁火打劫。三個月之后暴行才最后止息，但已對那個地方的經濟造成了廣泛的損失。

可是，中國與回紇人的聯合軍事行動迫使史朝義逃遁，也使得他的將軍們考慮投降唐軍而保命自全。政府鼓勵他們倒戈，答應原封不動地保留他們現在所居領兵官的地位。史朝義再經過幾次嚴重打擊之后，當他試圖逃往邊地民族中以求自全時，因眾叛親離而被殺。朝廷于是任命他的四員副將為節度使，各人領其州鎮，可是，后來的事件表明，朝廷同東北的沖突仍方興未艾。盡管史朝義已傳首長安，同時政府還有其他自我陶醉的慶功活動，事實卻是中國的東北部已變成了自治地方。節度使的職位總是使他擁有廣泛的文職權力，而且據知，在762年之末他們都在所管轄的地區內對平民肆無忌憚地行使法律特權，在此過程中實際上擁有君主式的權力。長安在幾個方面都被迫把這些州鎮當做重要的半外國性國家，盡管這樣做有損于它的威望，或者更確切地說，有損于它的自尊心。8世紀后期和9世紀初期的皇帝們一直擔憂，怎樣才能把他們對全帝國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和當時的政治現實調和起來，關于這一點我們即將在本章下文詳細申述。

朝廷也沒有多少空閑在763年去搞慶賀，因為這一次從西邊又出現了新的威脅。中國和吐蕃王國的關系從來沒有一個打得火熱的較長時期。到了8世紀中葉，710年中國—吐蕃王朝婚姻所帶來的暫時修好又被人們忘得一干二凈。763年晚期，邠州刺史開城門投降了吐蕃，使他們因此距長安只有125公里。代宗頓時驚慌失措。他和朝廷逃往去洛陽半道上的陜州，而老百姓和世家大族也又一次四散逃命。由太子和郭子儀匆忙地組織起來的地方防御部隊也隨之撤退，以圖鞏固陣腳。吐蕃人于763年陰歷十一月突入長安，留在城內約半月，對這個最近重建的城市大肆燒殺擄掠。吐蕃人選了一個中國公主的年邁的兄弟做傀儡皇帝；這公主在50年前嫁給一位吐蕃王。

唐軍不久重新進入了長安，但吐蕃人很心滿意足地帶著擄獲物而揚長而去。唐代宗于764年初期返城，并處死了僭偽之君，但這只不過是一個小小慰藉。吐蕃人的實力沒有受損，他們只退回到了陜西西部的主營地，這就是他們半年前出發的老地方。在以后的13年內，即直到777年，吐蕃人幾乎每年秋季都要出擊，這是游牧民照例進行軍事活動的季節。他們每一次行動的騎兵兵力都有所不同。有時他們只不過出動5000人，但正像郭子儀所哀嘆的那樣，中國軍隊在反對吐蕃人的勢力時極像驚弓之鳥。767年和774年有兩次軟弱無力的和平倡議，但都無甚結果。吐蕃人不僅意識到中國在繼續削弱下去，甚至于768年把他們的一位最好戰的將領從戰場上召回去當了大相，從此他們對中國人的壓力就更大了。唐朝要積以時日才能使它的防御發揮效力。直到774年末，郭子儀才估計出他的軍隊只及吐蕃可調動的人數的四分之一，而他所能支配的馬匹相比之下也是微不足道的。安祿山之亂以后最使唐王朝感到不堪的是他自己的一位將軍仆固懷恩的叛亂；此人在762年因約束回紇人而給唐王朝幫了不可估計的大忙。作為763年輔助部隊全面復員的一部分，仆固懷恩曾受命護送回紇可汗返回他們的大草原老家。可是，他在北上途中與回紇人會合時，與河東節度使發生了沖突，后者拒不按常規禮儀給予他的軍隊在過境時所應享有的犒賞。節度使之所以拒不犒師，其理由尚不得其詳。不過，這位節度使也和大家一樣，對一個與外國有關系的掌重兵的武人會搞另一次陰謀的可能性一定心存戒備，換句話說，他怕會出現第二個安祿山，這種心理狀態促使他控告仆固懷恩圖謀不軌。唐代宗命一名宦官調查此事，結果他支持了河東節度使的控詞。仆固懷恩上了一篇長疏為自己辯白，皇帝竟未置答。這次叛亂實在是一系列同類叛亂中最嚴重的一次，這時地方文武官員或者丟了官，或者甚至丟了性命，因為在他們和被圍困的唐朝廷之間彼此都缺乏了解。唐代宗時代（762—779年）長安的政治現象

宦官

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活動，無疑是唐代后期歷史上的一個特點。可是，他們的重要作用是逐漸形成的，他們在唐代前半葉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高力士（762年死）是初唐最著名的宦官，在從710年起的10年中為唐玄宗獲得帝位起過關鍵的作用，因而自此以后他在朝廷內有很大的個人影響，直到玄宗在叛亂時期去世為止。高力士是第一個獲得三品官位的宦官，從而破壞了太宗的禁令。從8世紀中葉起，宦官們還被授以貴族爵銜。安祿山之亂的危機自然為高級宦官謀求私利提供了機會。第一個這樣的宦官便是機靈的李輔國（762年死），他在肅宗當太子時就是東宮的一個隨從。在靈武的時候，新皇帝很賞識他的才能，把他拔擢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在實行總動員的時候，他在這個職位上的權力可以匹敵正常任命的宰相。在皇帝回鑾長安以后，李輔國同時被授以許多專使之職，因此看來從這時起，禁城的物質設施、人事大權和供應都已全歸宦官掌握。自從李輔國弄到了殿中監之職以后，他的個人地位更高了。從758年到762年，上呈給皇帝的重要奏疏和皇帝的詔旨都要經過他的官署，并且要得到他的準許才能付諸實施。除此之外，他的辦事班子顯然已竊奪了御史臺和大理寺的某些調查的職能。

比起高力士來，李輔國在朝政中的表現要活躍和經常得多。李輔國經常插手于封疆文武大員的任命事宜，有一次他甚至要帶頭詆毀太上皇。肅宗的張后是李輔國長期以來的盟友，李輔國由于有了張后的幫助才能夠為私利而與最顯赫的李姓朝臣相對抗。大臣們最后挫敗了他想當宰相的計劃，但這一阻礙他野心的行動卻是不多見的。他是一個不斷制造陰謀詭計的人，他可以毫不猶豫地在今天反對昨天的朋友。肅宗死去以后，他挫敗了張后想殺害未來的代宗而立己子的企圖；他得到他的下屬程元振發出的警報，派了一隊禁軍李輔國的這些舉措開了重大事務上的先例：宦官控制了個人朝見皇帝的大權；他們插手中央政務；他們過問封疆大員的任命；他們以兵力干涉皇帝的繼位問題。所以對宦官表示深惡痛絕的歷史學家們，無不怒斥8世紀中葉的皇帝們聽任宦官大煽威虐，這是不足為怪的。但也絕對應該記住，這時宦官的權力還得依托當今皇帝對他的恩寵，因為宦官的權力的制度化是一個一直延續到9世紀的長期發展過程。盡管李輔國在宮廷斗爭中有擁戴代宗之功，他卻被這位新皇帝所恨惡和恐懼，所以代宗于762年雇用幾個刺客把他殺了。關于宦官擁有派生權勢的另一個例子便是程元振（約死于764年）。他在763年獲代宗之寵，但是，由于據說他不讓皇帝知道吐蕃人即將入侵的危急情勢，代宗于764年回到長安后即把他當做叛國者，予以充軍外地。雖然程元振接下了李輔國原來的許多職位，但他沒有借此有所作為，也沒有能夠選擇一個接班人來繼承他的很高的政治地位。

最后，像許多學者指出的那樣，唐朝后期宦官之所以大得其勢，是由于他們取得了獨立的兵權。財政專家

安祿山之亂引起的唐帝國混亂的經濟生活，需要代宗朝廷給予迫切的注意。政府的儲備全被戰爭開支和官吏侵吞所耗竭。戰斗弄得中國北部許多地方殘破不堪，促使農民成群流徙，特別在河南更是如此；交通運輸系統弄得非常緊張；而河北的淪陷又使中央政府喪失了最大的稅收來源。為了了解這些財政官員，我們必須對歷史情況作一小小的回顧。唐帝國諸特點的變化開始發生于7世紀后期和8世紀初期。在玄宗時代，這個大而復雜的國家在政府開支和官僚體制方面已經有了巨大的增長，另外，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方面也不斷有所改變，而這種變化反過來又是和中國各地方的社會和經濟大混亂相聯系的。初唐政府比較簡單的制度結構已不夠用了，不僅僅在財政方面是這樣。不言而喻，玄宗沒有沿著更加合理的路線改進他的總的行政系統。相反，政府只是努力根據具體情況，通過任命專“使”，一個個地處理它最緊迫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安史之亂時期，土地稅收之損失給朝廷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困難。在正確地推行舊的租庸調制度中所必需的人口登記和土地分配辦法，已顯得過時和無用。758年提出的一個方案要強迫實行食鹽專賣，作為土地稅的部分代替。新設的鹽鐵使監管食鹽的專賣（應該注意，這里包括“鐵”字不過是仿照漢代前例而言，在唐代并非實有其事）。中央政府在各地方設署管理食鹽專賣，領有執照的生產者必須把鹽統統賣給專賣官署；專賣官署把食鹽加上巨額稅收轉賣給商人，商人便把這些費用轉嫁給消費者。由于帝國政權控制了所有主要的鹽產地，又由于鹽是生活必需品而肯定有最小限度的市場，因此，建立有效的壟斷是可能的。在食鹽專賣創立后的短短幾年中，它便提供了帝國現金收入總數的半數以上，從而大大地補充了直接土地稅收入的不足。

對于財政官員來說，鹽鐵使署是應付政治緊急情況的工具。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職能納入鹽鐵使署，它們的官員的財權和官職的劃分也都經過推敲和斟酌。765年以后政府設立了兩個財政區：其一（技術上稱為鹽鐵使署）設于揚州，負責華中和長江中游的財政；其一（屬戶部的度支）設在長安，負責中國北部和四川的財政。當這些財政專家擴大活動范圍，甚至包括像制定初級預算和經管財產稅等復雜的任務時，他們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障礙。其中有些困難，像無法穩定貨幣等，是當時經濟理論尚未充分發展的結果，因而成為直至唐朝滅亡為止的禍患。政治人物

756年楊國忠死后直到元載（777年死）于762年拜相以前，朝廷沒有出現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像安史之亂以前數十年中的許多顯赫人物那樣，元載并非出身于名門。他原本姓景，后來改用北魏（拓跋）皇室之姓氏——元——以表示寵異，同時也更易為社會所接受。元載進入仕途的經歷也非比尋常：他最初是在唐玄宗時代考上了道教經典的特科考試。由于舊政體下資深的政治人物都在安史之亂中垮了臺，像元載這樣的青年人自然有了迅速晉升的機會。他在8世紀60年代初年的轉運使任上有突出的表現，而且又由于他和李輔國的關系而受到代宗的注意。為了加強他當了宰相后的地位，元載娶了王縉（700—781年）之姐妹為妻，王縉不僅富有，而且系出望族；元載后來把他引為同事。

盡管元載的野心很暴露，但他給了皇帝很深刻的印象。他有敏于斷事的個性和善于利用別人能力的稟賦。他曾庇護優秀的財政官員第五琦（約710—780年）和劉晏（7157—780年），在代宗面前推崇他們的新辦法，而且可以肯定地說，他曾經就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權限問題進行調解。元載還以新的眼光來看待西北的防務問題。在經過吐蕃人屢次攻擊之后，他在773年提出建議說：每歲盛夏之時，吐蕃人逐牧青海，去塞甚遠，中國應奪取城垣堅固的原州城，因為這里是陜西西部極易防守的前沿陣地，也是敵軍經過群山入侵路上的要沖。他這個大膽的計劃確有獨到之處，但被那時的將軍們所否決，他們說它是空想軍人的紙上談兵之策。元載的另一個建議是把京城從長安東遷到河中（今山西南部），因為在這里更易防守吐蕃人，而且對通過汴渠的漕運更加方便，但又不像傳統的陪都洛陽那樣地暴露。雖然這兩條建議都未被采納，但是它們說明元載有分析能力，比一般官僚更有眼光。這種說法當然不可能核實，因為元載只有少許著作尚存留于世，但是他的計劃的要點卻在8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一再被人重新提出，可見他是一位有遠見的戰略家和政治家。

與此同時，元載也想建立一個同李林甫和楊國忠一樣的強人政制。他死后被人指責為大刮裙帶風，貪得無厭，肆意收賄，嫉才妒能，特別是妒忌在他上位的少數元老政治家。這些指控當然也并非全無道理。一個典型的手法是他在766年請求代宗批準，讓他的官署審查包括御史臺在內的百官給皇帝所上的奏疏。他的意圖自然是在于截留對他本人和對他的政策的批評意見；他也果然得逞于一時。可惜的是，我們對于元載的政治反對派的情況所知不多，只知道反對派確實存在，而且隨著他使用權力日益暴虐，它也在不斷地發展。元載770年安排謀害了宦官魚朝恩以后，他顯然還想發揮更大的作用，致使代宗也開始對他有些冷淡。可是，多少年來皇帝一直不想公開地采取行動反對他。元載的最后倒臺是一樁突然發生的大陰謀所引起的后果，其直接導火線尚不清楚。777年初期，代宗秘密詔令他掌禁軍的外甥逮捕元載，草草審理后即判處死刑。他的尸體被肢裂，他的富麗的宅第被摧毀，他的家室被屠戮，幾個月之后連他的家廟也被夷為平地。這樣極盡丑詆之能事，甚至最后要完全清除元載的個人影響，這最好不過地證明了他在仕途上激起過人們多么大的反感。對于元載的至親好友們，皇帝只留下了他年邁的妻兄王縉；不久王縉也在貶謫中死去。

毋庸置疑，元載的權勢遠不如唐玄宗時代那些權傾一時的宰相們大。和玄宗的宰相們不一樣，元載受制于我們上面講過的那些新興勢力——即宦官和財政專家，而且在他最炙手可熱的時候，他也沒有個人掌握過兵權。最重要的是，他雖然位列朝班之上，但他那時的朝廷的實際權力已大不如前，這是外重內輕的形勢和長安普遍缺乏自信的情況所決定了的。對于這種尷尬處境，代宗本人也有他自己的部分責任。他從來不是一位能鼓舞軍隊士氣的領袖人物，而且作為皇帝他從來沒有表現出從容不迫的風度，讓他的動搖的朝臣們信服他的力量，或者讓他們相信他對未來充滿希望。相反的，所有他的戰時經驗都教育他，他可以毫無理由地懷疑他的支持者；我們已經看到，朝廷是怎樣在對付仆固懷恩事件后幸存下來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那時轉向了元載，并且給他以自由專決之權達15年之久，但這似乎又是一種保守思想作祟所致，看來他不愿意放棄他祖父的那種政治統治方式。他受盡了宦官和財政專家的苦頭，看來這也是他兩面下注的結果；他不是像他兒子那樣自覺地和果斷地把他們作為治理國家的權力工具來使用。

另一方面，很可能代宗也和先前的玄宗那樣，把他真正的興趣從政治移向了宗教。他深受不空和尚（阿目佉跋折羅，705—774年）的影響；不空是中國密宗三位高僧中的魯殿靈光，他在8世紀60年代已是一位佛教密宗的著名學者和譯者。代宗遵循玄宗和肅宗的榜樣，從不空和尚那里受了灌頂戒：這是密宗傳授其神秘思想和智慧的方法，它表示已收錄皇帝為不空的弟子。為了回報代宗的虔敬，不空經常代表皇室和國家作法事，替他禱告上蒼。不空為代宗所作的努力中包括翻譯與政治有關的經文（如《仁王經》）和祈愿消災除難等等。甚至仆固懷恩攻打京師的失敗也要歸功于不空，因為這位和尚曾為免除外患作過祈禱。這種巧合甚至使得代宗更加相信不空教義的價值。另外，宰相王縉和宦官魚朝恩都是他們各自集團中最大的佛教施主，他們和元載一樣大大鼓舞了代宗的宗教信仰。建寺廟和作法事所花的錢和所表現的熱情都達到了新的高度。佛教教務與唐朝政府之間空前緊密地結合了起來。當然不用說，代宗的精神生活一直受到了世俗衛道士們的批評。元載死去和他的親佛教的內閣完結以后，更傳統的儒家政治家們在朝政中變得重要起來。常袞（729—783年）在777年被任命為宰相；此人是進士出身，他在8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經歷了一系列重要職務——即為皇帝知制誥——而從官僚中脫穎出來。他享有為官清正的聲譽，并且著手糾正了元載的某些最嚴重的弊病，特別是官員俸祿混亂的現象。但他也書生氣十足，而且好與人爭論；他經常在朝廷中當眾與他的同僚崔祐甫（721—780年）爭論。崔祐甫出身于世家大族。他之被人懷念，主要是因為他曾經以改進吏治的名義讓他的許多親朋故舊當官。這兩位大臣常常在皇帝面前就禮貌和儀式問題爭吵不休，但代宗顯然對這些問題不感興趣。盡管在777年和779年之間朝廷頗有些改革氣象，但很清楚，沒有皇帝的積極參與和支持，僅靠儒家的思想情操是完全不足以取得政治上的根本改變的。

唐德宗的改革企圖（779—781年）

正當37歲盛年的德宗779年夏天即皇帝位，這時長安擁有明顯的改革氣氛。他執掌政權的時候，堅定地想扭轉他父親在位17年中一直走下坡路的頹勢。他在幾個月時間內就發了十幾道詔旨，這時期最重要的改革是楊炎于780年對稅收和財政會計制度開始實施的行政合理化政策，這就是所謂的“兩稅法”。所有這些措施都前景樂觀，但它們僅僅是開了個頭。要使中央政府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適應安史之亂后大異往昔的形勢，這是一個長時期積壓下來的任務，所以它絕非僅靠一紙命令就能奏效。德宗的大臣——策士們——特別是楊炎——的政治沖擊力在有些方面又過于強大。楊炎無疑具有理財方面的天才，但這個人的脾性不適宜做宰相。他沒有和解的氣質，而是好吵架，愛打擊報復，甚至對不同意他的人心懷惡意。他對自己的缺點毫無自知之明。他由于大發脾氣而弄垮了政府幾項方案，又因干預地方藩鎮上的扯皮而把事情弄得一團糟。與河北諸鎮的戰爭（781—786年）

河北諸節度使利用安祿山之亂平定以后的喘息時間來加強他們的統治，甚至進一步擴大他們的軍隊。關于他們怎樣做到這一點的細節不需要我們在這里贅述，如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代宗時代的中央政府還不能強行解決與河北的爭端問題。它充其量只能采取守勢，例如它曾阻止魏博節度使在775—776年肆意擴大地盤的行為。反之，德宗的內政改革則標志著朝廷將采取有所作為的新姿態。781年年中，皇帝否決了新近病故的成德節度使的兒子想繼承父位的要求。成德、魏博和平盧三鎮認為這是對它們自治的明顯的挑戰，所以它們開始進行敵對行動，而且馬上得到襄陽節度使的支持。

從朝廷的觀點來看，后來的5年時間就是一場噩夢，因為一個接一個的軍事危機威脅著要推翻它。到了這個時候，鬧分裂的節度使們紛紛自立為王，但是最嚴重的威脅是783年年中朱泚（742—784年）創建的一個新朝廷。朱泚曾經統率過西北的唐王朝駐防軍，但是因為他的弟弟朱滔已經叛唐，朱泚因此被解除兵權而羈留在長安。783年，他的舊部被召往東部馳援戰爭，但是士兵們中途嘩變，因為他們在京城得知朝廷所給軍糧不足以果腹。這時，朱泚從退休中出來領導了他們。他找到了城中的老百姓來支持他的叛亂。結果德宗在長安無可守的陣地，于是出幸西北小城奉天，因此他成了唐代中葉第三位蒙塵的皇帝。朝廷在窘境中的一線希望是吐蕃人因783年締訂的停戰協定而暫時保持了中立。

因此，從某些方面看，這時的事態遠比肅宗當年西幸靈武時更令人泄氣。只有幾個官員陪著德宗逃命。他現在求教于其中的一個官員，即陸贄（754—805年）。他不是一位高級大臣，而只是一位年輕的翰林學士。可是，陸贄是一位異常能干的人，而且他作為皇帝的主要顧問，很快就有效地指導著政府的工作。他在分析政治和財政問題時表現了非凡的才干，還在起草國家的文件時表現了極大的耐性。就是這個陸贄，他勸告德宗放棄控制全帝國的方針，而主張大赦河北諸節度使。他說，政府這樣做就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力量打垮朱泚這個巨惡元兇；然后王朝的軍隊就可以掃凈其余的叛亂者。這些建議都寫進了陸贄所起草和德宗于784年予以頒布的大赦詔令中；這道大赦令事實上便成了最后解決戰爭的基礎。

可是，麻煩事并未就此結束，因為負責唐王朝河中軍隊的李懷光妒忌德宗對李晟（727—793年）的關懷。李晟是一位很杰出的將軍，曾于783年后期掌過禁軍，并即將成為唐王朝將領中最堅定的支持者。李晟和李懷光都解救了皇帝在奉天被叛軍攻擊的直接危險，但李懷光的心懷叵測已一目了然，朝廷不得不再一次遷往與四川接壤的梁州，以便萬一李懷光為所欲為時可以預防他可能進行的加害。此后不久他果然叛變，但由于事前已采取戒備措施，李晟能夠對他發動猛烈的攻擊。僅幾個月工夫，李晟既打敗了李懷光，又打敗了朱泚；這兩次勝利使得皇帝在784年年中能夠回到京城。節度使們內訌起來，叛亂運動陷于瓦解局面，但直到786年被徹底打敗才導致戰爭完全平息。

8世紀80年代的叛亂事實上是安祿山十年以前發動的分裂運動的終局階段。叛亂的開始階段與結束階段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即它們都起于長安的政治壓力；政府的兵力和資源不足使戰斗曠日持久；官軍的叛服無常使得戰局決定地惡化；最后，戰斗都不是勝利結束，而是通過妥協不了了之。但8世紀80年代的階段也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即20年的和平間歇期使得這些分裂割據勢力有可能比安祿山原來在極東北部占有更大得多的地盤來鞏固和加強他們的勢力。另外也很清楚，這些獨立的藩鎮對當地居民的控制也比8世紀60年代更嚴緊，因為在60年代還有若干忠于唐王朝的被圍孤立點散見于河北諸地。可以想像，在這間歇時期內新領導階層已經多多少少地同原來的地方精英集團聯了姻，同時，住在此地的漢族居民與北方邊境非漢族居民的同化過程很可能也仍在繼續之中。很可惜，關于這些獨立諸鎮的現存材料是很少的，恐怕只有星星點點的例外，學者們又還沒有對現有的殘編斷簡做艱苦的連綴工作，所以我們對那個地區的社會史的論述只能是相當粗淺的。我們已經看到，安祿山的將軍們在他的笨拙的指揮體制中是怎樣陷入混亂和發展成為尖銳的對立的。但是反觀8世紀80年代，河北自己稱王稱帝的諸鎮無不在自己的占領區內自建軍隊，自立法統。雖然這種新情況尚未能使叛亂者易于采取大規模的聯合軍事行動，但卻也防止了8世紀80年代的叛亂運動因內部糾紛而瓦解，至少在戰爭的后期以前沒有陷于瓦解。而且即使在叛亂運動最后消滅的時候，有幾個鎮仍未遭多少損害而能幸存下來。另一方面，除非中央政府能撲滅叛亂并且把舊帝國的那個廣大地區再度統一到長安的統治中來，否則，唐王朝不能被認為已取得勝利。

如果說安祿山的叛亂是由于背信棄義，那么，8世紀80年代帝國的失敗則更像是出于無能。這就是史書上為什么把河北諸鎮之亂描述為在8世紀中葉的大災難和唐憲宗在9世紀初年致力于中央集權化運動時期重振唐帝國榮譽之間的一個屈辱的插曲。不管怎么說，德宗在確有把握地贏得戰爭以前卻挑起了沖突，這顯然是他的一個嚴重錯誤。他沒有能夠解決早在8世紀50年代后期就已很清楚的一系列基本戰略問題，例如，東北叛亂分子之所以有力是因為他們憑借供應和指揮調動的較短內線來作戰，而中央政府則靠長安和東南之間的漫長而易受攻擊的生命線作戰。很顯然，對當時在南方爆發的淮西的敵對行動完全沒有給予考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旦唐德宗放棄了他的討伐運動將軍的身份而接受了帝國統治權分裂的事實（不管接受這一事實是多么痛苦），他能非常熟練地從一個高度復雜的、分權的政治局面中掌握好分寸，從而為自己撈取最大限度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