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對太子李治是否能有效治國的懷疑，被證明是有充分根據的。太宗的第九子李治是長孫氏文德皇后的幼子。李治生于628年陰歷六月十三日，633年封為晉王，643年立為太子。649年陰歷六月一日在其父靈柩前登基時尚不滿21歲。李治以廟號“高宗”知名于史。盡管有計劃地為李治登基作了種種準備，如委派精心挑選的師保，撰寫針對帝王的禁令以指導他的行動，但事實證明李治是一個無能和優柔寡斷的所謂好皇帝。

新皇帝在位初期曾認真地試圖仿效其父親行之有效的施政作風。他厲行節約，免去狩獵和奢侈的宮廷宴會，尋求坦率的規諫并重與朝臣共同議事。但太宗的那種事必躬親的領導作風所要求的品質和純屬于個人的力量是高宗不具備的。高宗的無能，至少在他在位后期，可以部分地歸因于他的多病；經常發作的暈眩和視力的損壞使他喪失了工作能力。但無論如何，即使他是一個健壯和果敢堅強的人，他的環境也與他父親的完全不同。由于年輕和缺乏經驗，他被朝廷中一大群年長而又在他父皇統治下已經樹立了自己勢力的政治家所包圍。其中有幾位是他當太子時的老師。就高級政策與宰相們展開非常隨便的私人討論，這是太宗時代制定政策的固定形式，而高宗只是這個曾經多年親密共事的集體中的年輕的新成員。高宗要想對他的朝臣進行真正的統治恐怕是非常困難的。事實上，他不能像他父親那樣領導和激勵官員們，而只能“端拱無言”。高宗繼位不久即立其嫡妻王氏為皇后。王皇后的娘家是太原極有權勢的家族，也是中國最大的貴族之一；王家和皇族及山西另一個大族柳氏都有姻親關系。但王皇后未生子嗣，所以在她舅舅柳奭影響下，她勸皇帝立另一妃子所生的年歲最長的王子陳王李忠（643—664年）為太子。皇后希望控制他，因為李忠母親在宮中的地位很低。長孫無忌經勸說也表示同意，李忠便于652年陰歷七月被立為太子。高宗初期的統治受三位年長權重的政治家——長孫無忌、褚遂良和李世這三位年長的政治家都是太宗忠實的臣仆，與別的宰相一樣，在643年的繼位爭執中都是高宗繼位的有力支持者。他們的統治繼承了太宗推行的政策，少有更張。

高宗繼位不到三年，朝廷因發現房遺愛密謀反對皇帝而受到震動，房遺愛是已故大臣房玄齡的次子，在643年繼位爭執中曾經是太宗之子李泰的支持者。房遺愛娶的是太宗之女，即驕傲專橫的高陽公主。房玄齡在648年年中死后，其長子房遺直被指定為唯一的繼承人。高陽公主曾強迫遺直按一般習俗與她丈夫分家，但沒有得逞；高宗繼位以后，她又多次慫恿遺愛在皇帝面前挑起爭論。高宗為房遺愛的執著所激怒，下令把他們兄弟二人都放逐到外地。

于是，高陽公主煽動房遺愛與朝廷的其他不滿分子謀反，其中有與高祖女兒結婚的薛萬徹，有其女與遺愛之弟結婚的李元景和太宗的駙馬柴令武。陰謀于652年12月高陽公主誣告房遺直犯罪時敗露；在后來由長孫無忌主持的調查中，她自己丈夫的陰謀真相大白。所有參與者都被處決和賜死，連不幸的房遺直也被降職。

在與房遺愛有牽連并不久即被處決的人之中，有長孫無忌曾勸太宗不要立為太子以代替高宗的吳王李恪。其他許多被處決的人或是以前支持過李承乾或李泰即位，或是與他們有過間接聯系。房遺愛事件很可能不只是反對皇帝的陰謀（如果陰謀確實存在的話），而更像是集中表現在太宗末年繼位問題上的派別斗爭的繼續。武后的興起

美貌誘人的武曌給高宗在位34年的大部分時間，甚至給7世紀其余的時期投下了她的影子。

每一件與這位著名女人有關的事都籠罩著疑云，因為她干的事都與儒家士大夫階級的理想相對立——女人干預公共事務；隨心所欲地施政；蓄意利用宗派主義；殘酷地報私仇；完全不顧道德和原則地操縱政治。對于她的統治，歷史記載從一開始就抱有敵意和偏見，而且材料又極殘缺不全。和唐代任何相當的時期相比，她統治的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活的詳細情況，人們知道得更少。

對于這位敢于推翻李唐皇室并像男人一樣潑辣地實行統治的女人，盡管儒家歷史學家都進行惡毒攻擊和抱敵對態度，但是武曌顯然具有特殊的才能，對政治具有天賦，并且非常善于操縱宮廷的權力結構。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權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堅毅的決心和識別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無忌憚和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她對敵人和對手表現出的殘忍和報復心，這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

唐代的歷史學家因為是在事后寫書，并且都是從事后的認識出發，他們記載太宗時期的各種事件時就好像已經預料到有朝一日會發生武曌搞垮唐朝的大災難。后來才與預言有牽連的武曌已于640年前后進宮，當時她只有十幾歲，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嬪）。她是高祖于太原府起兵反叛時最早的支持者武士彟的女兒。武士彟出身于太原地方的望族，由于身為第四子，故沒有像他哥哥那樣進入官場，而是做木材商人經商。他曾在家鄉任隋朝民團組織的小官。高祖登基以前于617年多次去過他家，并受過他的反隋鼓動。事實證明，武士彟是天才的軍事戰略家，高祖起事反隋時，他身為行軍司鎧，在攻打隋京師的戰役中起過重要作用。近代史學家對武曌的出身做了很多研究。如下面所說，有人強調她是商人之女，因此她便代表“新興的商人階級”。但上面說過，她父親實際上出身于當地地位很高的傳統士大夫家庭，他的兄弟們都在隋朝做官，而他本人則為唐高祖的高級官員。有人主張她代表東部（山東，即河南及河北）地區的利益，反對在初唐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西北（關隴）貴族。但如上所述，她出生于太原地區，此地的貴族有其自己的特征（它當時以“代北”集團知名），并傾向于與西北貴族建立比河南、河北世族更緊密的聯系。此外，由于她母親的緣故，她也是西北貴族中顯赫的隋皇室楊氏家族的后裔。而且從她后來生活中的事件可以得知，她總是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貴族”出身。

高宗才8歲時，他母親文德皇后即于636年死去，他繼續住在后宮。他很可能在武曌進入太宗后宮不久即與她有所接觸，特別是646年太宗讓未來的高宗住到與自己相鄰的宮苑以后。傳統的史料含糊其辭地暗示，高宗和武曌在太宗健在時即已發生不正當的親密關系。又據傳統記載，太宗死后，武曌依例出宮到一座佛寺削發為尼，而且按照慣例，她本應與世隔絕以度過余生。后來，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時來此廟行香，他看到了自己一直懷有深情的武曌。在此之前皇帝已寵幸蕭淑妃，蕭已為他生下一子。王皇后對蕭淑妃深為妒忌，希望弄個對手來奪取高宗對蕭淑妃的寵愛。為此她命武曌留發，并說服丈夫召武回宮作“昭儀”。

上述事件發生的日期不甚清楚，宋代史學家司馬光確定武曌回宮的年代是654年，不論武曌是否曾為尼姑，也不論她確在何時進入后宮，她顯然于652年給高宗生有一個兒子（也可能是兩個）。盡管高宗寵愛武曌，盡管皇后依然無子，高宗仍無意廢黜王皇后。廢后是重大的政治決策，因為王氏家族既有權勢，又有很好的社會關系。而且皇后有最有權勢的元老重臣做靠山。因此武曌只能找一個借口使皇帝讓她靠邊站。654年，這個機會到來了。前不久武氏生了一個女兒，無子的皇后經常逗著小公主玩。一天，皇后已離去，武曌偷偷將嬰兒悶死。皇帝來到后，武氏裝作情緒很好，讓皇帝看視女兒，當發現嬰兒已死時，她又裝得十分驚訝。侍女稟告皇帝，剛才皇后曾和他女兒一起玩過，從而讓高宗自己得出某種結論。高宗本人是否確信王皇后的所謂罪行，不得而知。但是，不管真相如何，武曌似乎已達到她的目的；皇帝決定，如能爭取到大臣們的默許，就決定貶黜王皇后，并封武曌為后。

他首先試圖爭取朝廷上最有權勢的人物，即他的舅舅長孫無忌，提拔后者的三個兒子當官并給大量賞賜，但長孫無忌不為所動。與此同時，武曌開始鞏固自己的地位。王皇后的舅舅及主要的支持者柳奭自652年以來即為中書令和宰相，但于654年6月降為吏部尚書。第二年，皇后又遭另一打擊，她母親柳氏被禁止進入皇宮，理由是她和皇后曾使用厭勝，試圖制服武曌。不久以后的655年陰歷七月，柳奭被貶到四川一個小州任刺史，他就這樣離開了政治舞臺。與此同時，與長孫無忌不和的中書舍人李義府正要被流放到四川擔任小官，為了使自己免于流放，他狡猾地伺機奏請皇帝貶黜王皇后而以武曌代替她。李義府因此得到赦免并在中書省得到提升，武曌的其他支持者也公開站出來支持她當皇后，他們之中有禮部尚書許敬宗（592—672年）。

元老重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強烈反對任何廢黜王皇后的企圖，另兩位剛升為大臣的中書令來濟和門下侍中韓瑗也持同樣態度；來濟和韓瑗都已在653年升為宰相。在其他自高宗繼位初期就當上宰相的人中，只有尚書省仆射于志寧不反對廢后。唯一鼓勵皇帝廢后的資深大臣是李世這一轉折點使高宗興奮，他命令許敬宗當朝宣稱：“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655年陰歷十月，朝廷下詔指控王皇后和蕭淑妃陰謀毒殺皇帝。因此她們被貶為平民，其家庭成員被剝奪了一切職銜，并被流放到瘴癘之地的嶺南。當月19日，武曌正式被立為后，關于高宗時期朝廷分成支持與反對武曌的兩派，已有人提出幾種解釋。近代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對立的派別代表了不同地區的貴族利益集團。按照他的理論，李唐家族從6世紀初期興起之時便與集中于中國西北地區（陜西和甘肅）的許多大家族（即所謂“關隴集團”）建立婚姻紐帶，這些家族自西魏以來已在北方成為統治階級的核心。“關隴集團”內部的復雜的婚姻關系已組成了一個忠于皇室的關系網；當高宗試圖廢掉這個貴族集團成員之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該集團以外的武曌時，這個關系網就顯露出來了。按照陳寅恪的觀點，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和來濟之反對武曌，是由于他們都是關隴集團成員。而武曌的支持者像李世后來許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從已樹立牢固勢力的貴族統治階級與5世紀末實行均田制后產生的新興地主階級之間的權力爭奪的角度，來看待有關立武曌為后的沖突。他們堅持，到高宗時期，通過均田制和巧取豪奪兩種手段，已有大量的土地易主，以致產生了一個要求能進入官僚階層的獨立的地主階級。唯一能使他們達到目的的手段是科舉制度，雖然應考者人數過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宣稱，武曌的低賤出身導致她反對貴族而去支持新興地主階級和商人的掌權要求。這些人當然反過來也支持武曌。上面說過，關于武曌真正出身的證據使這兩種論點非常值得懷疑，因為這兩種論點的依據都是對當時社會過分簡單化的認識。不論是擁武派或是反武派的成分，都不像它們所假設的那樣純而又純。事實上，雙方成員的籍貫和社會背景相當復雜多樣。例如，武曌的支持者李義府出身于極西的四川地區，既不是西北，也不是山東。同樣，王皇后的支持者來濟是中舉的士子，而武曌的黨羽李世事實上，這種地區因素很可能遠不如純粹個人的或政治上的合作那么重要。除了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