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的道教
關于漢末大叛亂以后的道教，我們擁有的材料也是令人失望的。它們要么所記日期不準確，要么根本不記日期，要么就根本抱有明顯的偏見，像在釋、道二教論戰交鋒時所寫的佛教小冊子那樣。除此之外，由于這些現存材料未經充分細心研究，所以不可能給這個時期的道教描繪出一幅準確的畫面。有一件事實很顯眼。黃巾軍和五斗米道所創立的制度一直保存在可以稱為道教的教會之中；這個道教教會是逐漸發展起來的，而且它也很受佛教僧祗的榜樣的影響。在隋代，道教社團似乎劃分為教區，我們發現它們的專門名稱中有“天師”、“祭酒”和“靜舍”。由于“教民”（或“道民”）向其首領貢獻了谷物或實物，這些教區能滿足它們的需要；教民還向首領貢獻“廚”食——即宗教儀式的餐飯。這種場合也包括“涂炭齋”在內，即參加者要像罪犯那樣以泥炭涂面以證明清除了自己的罪惡；或者他們要像驢子那樣在泥地里打滾。有所謂“黃箓齋”，即祈禱者無休無止地祈禱和沒完沒了地跪拜，據說要以此救助那些祈求免罪的人的祖先。還有一種所謂“合氣”，即以一整套性交技術來實行性濫交，據說可用這辦法求得長生。孫恩是一位著名的叛亂者，他在約公元400年把浙江地區置于火與劍的動亂中，因而危及東晉王朝。他來自山東瑯琊，當時這里也是五斗米道的一個中心，據說他即是其中的一個成員。在北魏王朝時期，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的顧問寇謙之（公元365—448年）天師起來反對民間道教的放浪無節制。由于有《魏書》中的《釋老志》的寶貴材料，關于寇謙之其人其事我們是知道得不少的。公元423年，寇謙之又在嵩山遇見了一個異象，這一次是一個叫李譜文的人的異象，他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他指派寇謙之為他的繼承人。他要寇謙之敬拜諸天神圣，同時提到佛陀是天神之一，他的弟子們也是“天上的人”。他又告誡寇謙之要支持統治北方的“太平真君”，這個人就是北魏王朝的皇帝，他在公元440年真的改年號為“太平”，這不禁使人想起了黃巾軍的烏托邦思想。
寇謙之遇見了這些異象之后，就把他所接受的圖箓上奏給了皇帝。公元442年，他在官方于洛陽為道教祭祀所準備的道場（天壇）上把法物獻給了皇帝，使他依法成為信徒。對君主施行這種正式的法事，使道教變成了國教。公元446年，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佛教在北魏帝國遭禁止。絕不是所有道士都持這種態度，因為六朝時期的道教和佛教一直在吵鬧。當文人們在哲學方面把儒、釋、道三教的因素像上面所講的那樣混合起來的時候，釋、道兩教的擁護者之間就可能開始產生了誤會。釋、道兩教教會之間關系的破裂在唐代完成，那時佛教有一切理由嫉恨道教；因為道教那時很受寵，它是與老子同姓李的皇室的宗教。在從前，即公元4世紀中葉，一個叫單道開的人大約與此同時，另一位道士，即關于佛教的“三破論”的作者，襄楷在他的奏疏中合并了兩教的教義，一視同仁地稱述釋、道兩教。這種做法在宗教史上幾乎是必需的。當一種宗教想證明它反對另一宗教的正確性時，它就詭稱在另一宗教里面找到了它自己的教義。在歐洲的古代世界末期，當基督教跟異教哲學爭辯時，基督教徒便宣稱：柏拉圖和斯多噶派都是摩西的弟子，而他們的思想都來自《圣經》；這就是查斯丁（公元2世紀）的理論，亞歷山大的克雷芒更進一步地用了“盜竊”二字，即認為希臘人剽竊了《圣經》。相反的，當近代的耶穌會教士向歐洲人介紹中國文化時，在法國有一種所謂形象論者（Figurists）（即相信耶穌在圣體內僅是形象性存在的人），他們在禮儀之爭中主張，許多《圣經》傳統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中國的史料中找到出處。對形象論抱反感態度的偉大的宋君榮（Gaubil）在1733年的一封信中提到形象論者時曾說：“三位一體和圣餐的神秘奧義無疑的是存在于中國書中……”
（形象論者）把中國古代的帝王變成了《舊約》中的圣徒，或變成了圣三位一體中的成員……他們把中國這個國家變成了人間的樂園，變成了美索不達米亞或印度，等等。
再不然，事情又是這樣的：當西方科學被介紹給中國人以后，中國人又很自傲，說所有西方的重要發現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歐洲并未發現新東西。
這就是老子化胡論最初被提出來時的精神。但是后來在大約公元300年，當外夷人開始滲入中國北部而尚未推翻晉王朝的合法統治者時，我們看到道教人士也和儒家一樣開始表現出排外情緒，因而上述理論變成了他們手中反對這種印度宗教的武器。在西晉末年的晉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時期，一位道教祭酒王浮曾幾次同一位佛教和尚帛遠討論問題；帛遠受過儒家教育，而喜與文人“清談”。這本書是釋、道二教數世紀中爭論的原因。它經過許多次的修訂、竄改和無限制地添枝加葉，最后，它在公元13世紀時被蒙古大汗指責而付之一炬，至今僅存原書中的幾句引語和后來版本的幾個片斷。佛教對于此書的一本駁斥之作發表于公元4世紀，名《正誣論》。這里沒有把老子寫成佛陀本人（像襄楷那樣），而是寫成佛陀的弟子；佛陀被說成曾在印度教導老子。這位“弟子”有時即被認為是摩訶迦葉（Mahā-Kā
當寇謙之在北方活躍的時候，中國南方又出現了道教的三位偉大的改革者。第一位是葛洪（約公元283—343年），而以其抱樸子（此詞出自老子）之號更為著名。這是他完成于公元317年的一部著作的名稱，是這一時期的道教信仰和組織成教義體系的科學的百科全書。在下一個世紀中，陸修靜（公元406—477年）改編道教經典；此人是今浙江人，卜居建康和不久以前因佛教慧遠大法師而出了名的廬山。pitaka）和佛教教義分為三“乘”（yāna）那樣。這是道藏的第一次匯集；現時只有明版道藏仍存留于世。
大約與陸修靜同時，佛門僧祐（公元435—518年）也編輯了《出三藏記集》，這是道安目錄的繼續。第三位中國南方的偉大道士是陶弘景（公元455—536年）。pa
ca準確地說來，陶弘景的主要著作可能是名為《真誥》的書；它的內容是道教真人所授的圖籍。它是非道教文人也能看到的當時道教的一部新百科全書。它受有佛教很深的影響。陶弘景在它的刊后語中宣稱，它的內容都是真人所授，像佛經之“出于佛陀之口”那樣，其中的《甄命授》就完全模仿《四十二章經》，是借真人之口說出來的。這部“經”的日期可以上溯到釋、道二教緊密混雜的時期，
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
佛教和道教的糅合最初主要是在哲學方面，后來繼續發展到宗教方面，盡管它們雙方的徒眾爭吵不已。可是，這兩種宗教的交流逐漸變成了單方面的，因為道教從佛教輸入的多，向佛教輸出的少，特別是在制度方面。“道士”相當于廟宇中的僧伽，道教的法倫斯泰爾組織稱為道“觀”（observatories），可是，所有這一切并不意味著道教徒沒有保留他們自己的教義和實際活動，其中包括一整套類似印度瑜伽的心理—生理鍛煉。陶弘景在他的《登真隱訣》一書中試圖把道教萬神殿中的諸天神圣（總數有36000名）畫出等級座次，根據舊的微觀—宏觀宇宙觀念，這些神圣住在人的體內，也住在人的體外。最高的神太乙有三個互相矛盾的本質，因為道教迷戀于“三”字。這就是位于人體內被稱為“丹田”的三個重疊區的“三一”；它是長生藥的引喻。方士能夠通過內視（內觀）來省察“三一”；這種內視又能使他跟隨并控制氣在體內的運行；據說氣在運用精氣方面起著基本的作用。借助于體操、飲食、吐納、性愛和其他鍛煉，他能夠做“養性”功夫并保證長生，有“金骨玉肌”做成的不壞身軀。
這里我們看到了中國宗教世界的全貌，它有其顯著的獨創性；現代的中國學正在對它進行研究。對于這個宗教世界的認識在了解近代中國的民間宗教中是重要的途徑；另外，中國科學也從早在南北朝時期道士所從事的煉金術、藥物學和醫學研究中獲得很多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