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末年民間的道教

在漢王朝末年爆發的騷亂當中，長期隱藏的民間道教階層在公元184年爆發的一系列叛亂中公開露面了。按照六十花甲子的計年法，這一年恰好是新的一輪甲子的開始。黃巾軍集中在國家的東部，特別是在沿海地區，因為這里的宗教情緒向來很高；五斗米道則起于西部，在四川及陜西的幾處邊境。這兩個運動的領袖都姓張，但兩個張家似乎并無關系。在東部的三個領袖稱為三張：即張角和他的兩個兄弟張梁和張寶：他們的活動在十年之間越鬧越大，但在公元184年末由于曹操的幫助而被打敗，并被殺害。在西部也是三張（看來他們與東部的三張并無血緣關系）：即張陵（后名張道陵），他的歷史情況不詳，但道教教會的祭酒后來都承認是他的后裔；他的兒子張衡，也未必有更多歷史可考；張陵的孫子為張魯。此外，還有一個張修，他可能是這個運動的真正創始人，但據認為是被張魯殺害的。看來張魯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帝國的權力制度，而是要改良它。他設法當了這個龐大的政治和宗教會社的頭目，直到公元215年他與曹操合流才使運動草草收場，他被曹操加官晉爵，并且與曹氏聯了姻。而到了184年底黃巾軍領袖全部被殺，此后的運動只有零星的余波而已。道教傳統的奠定應該是來自西部的三張，而非東部的三張。

這兩個運動的差異是如此之大，致使某些學者把它們看做是十分不同的兩個運動，其中的一個在“道教”的真正氣味上更濃于另一個運動。在這兩個運動中，它們的思想和實際活動都受一種神道設教的彌賽亞思想的啟示，其根源可追溯到前漢末年，那時有個山東人進呈過一本《包元太平經》給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據說此乃天帝所授，以使漢王朝更新天命。至于作為黃巾軍權威圣典的《太平經》的文本，據認為它是公元2世紀中葉以前瑯邪（山東，黃巾軍的又一發源地）人干吉（又名于吉）所傳布；此書的一部170卷抄本曾經呈獻漢順帝（公元125—144年在位）。可是，這部卷帙浩繁的漢代版本只剩下了幾句引文。敦煌手稿中曾發現一部殘卷和目錄，但是，它的版本不會早于公元6世紀之末。samādhi（等持；即mental concentration，智力集中）而采用的。

后漢的道教會社是按照軍事、行政和宗教結構組織起來的。東部的這種會社被分為36“方”（“方”字也用于指那些知道魔術處方的人），他們據認為有治病的能力。在西部者，則劃分為24“部”或“治”，主其事者有“祭酒”——這是一個舊名詞，指民間社會的當家尊長，由他主持當地筵宴并首先酹酒祭神。它后來變成了漢代行政術語中的一個官銜。西部的張姓三領袖自稱為“天師”；他們把自己看做是老子——已被神化為天子的顧問和教師——在地上的代表。在東部，張角被尊為黃天，這表明他渴望帝王的尊榮；他或者用“天公將軍”的名號，他的兩個兄弟則分別稱為“地公將軍”和“人公將軍”，以符合古代宇宙三位一體的那一套辭令。雖然道教會社在中世紀時代曾仿照佛教榜樣組織了自己的教派組織，但漢代叛亂者的許多組織機構都一直保持到了中世紀。

據認為，這些叛亂者的某些信仰和實際活動顯示了約在那時正傳入中國的佛教的影響。因此，他們也懺悔罪惡；勸人行善（例如施舍財物，濟孤和救貧）；或者舉辦公益事業——這些都是佛教所推重的施舍（dāna）方面的行為。在這方面看重的另外一些項目則有戒除飲酒，或者至少只飲適量的酒；還有關于老子的圣潔懷胎說及其生于母親右脅之說，雖然這種傳說最初是在公元4世紀才有的。同樣的，關于老子“變化”的想法恐怕也是受到了佛陀的“化身”（nirmānakāya）的啟發而來的。

但是，我們這些材料的年代很不確實，很難得出精確結論；大多數專家傾向于應予懷疑借鑒佛教之說。另外，太平經的烏托邦思想還有一個奇異的外國因素，它使人在幾個方面回想起羅馬帝國在中國的神秘形象。在中國著作中這就是所謂的“大秦”，其意近似“大亞細亞”。中國人描述它是個外域的安樂土，是由于無知而加以理想化的結果，正像西方也往往把中國作如是想一樣。在漢代末年，道教徒在描述和豐富關于大秦烏托邦的形象上似乎是出了力的。太平教的彌賽亞不外乎是要神化老子。他在東部被叛亂者用黃老的名義崇拜，但在西部又被人們崇奉為“太上老君”。早在公元165年，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命刻老子銘并立碑，次年他又隆重地祭祀了老子和佛祖。后來老子變化身形的次數累計達81次；其中有一次竟是指波斯人摩尼，因為摩尼教已于唐代到達中國。據稱老子有一位作為對手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彌賽亞，這位神秘人物是與他同姓的李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