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派的發展和官學

由于法定的課程自此以后只限于五經，許多有抱負的學者的注意力便逐漸集中于這些經書。于是開始了儒家歷史中的另一篇章：對每一種經書的各種不同解說的傳統逐漸確立。這是漢代儒家各派這一說法的真正含義。它們應當更確切地被稱為經學研究的諸學派。

關于《詩經》，已經有了并行的齊、魯、韓三派，它們與早期的地域性學習中心相當。增加的第一個學派是《春秋》的所謂縠梁傳統。這引起了和對立的公羊傳統的論爭，董仲舒是公羊傳統的第一個官方專家。這次論爭是宣帝主持下的一場旨在確定所有經書的官方注疏的辯論引起的。這就是所謂的石渠閣議——公元前51年在宮中一個名為石渠閣的地點舉行的辯論。代表現存各個學派的參與者可能達23人。注解

從漢代以前傳留下來的各種注釋，已經顯示出很可能和不同地區——特別是齊和魯——的傳統相聯系的差異。當五經由于武帝所采取的措施而提高了地位時，不同傳統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建立一套注釋的體系，以使他們得到官方的認可，并使他們免受對手的攻擊。結果產生了對經書的一種新型解說，叫做“章句”。到這時為止，各學派傳下并保存了“傳”和“訓詁”。但是，特別是由于石渠閣議，保護他們自己地位的需要迫使經師們做出廣泛的注疏并查究經文的最微小的細節。

這種“章句”方法的最早跡象可見之于《書經》的博士和專家夏侯建的傳記中，他“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他為此而受其師夏侯勝的非議，夏侯勝說：“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后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語出孔子﹞，

在試圖創立和維護經書的各種學派傳統中，學者們關心的是兩個問題：一是經文的正確傳授，一是正確的注釋。我們將首先討論后一問題。如我們在論及董仲舒時已經看到的那樣，產生了一種依據特別是在騶衍學派中發展起來的整體論的宇宙觀念來解釋古代經書的傾向。我們贊成顧頡剛的說法，漢代思想的主要成分是陰陽五行學說。這種秘教的傾向集中表現在我們可以稱之為“辨識形勢朕兆”的努力方面。董仲舒本人是這種解釋一切天變災異的做法的堅定信仰者。整體論的宇宙觀認為人被嵌入宇宙物力學之中；這種宇宙觀試圖決定自然現象和人的行為之間的關系。它后來變成了一種真正的學問，任何可能關系到理解宇宙力量與人世互相影響的事件和自然現象，它都要予以解釋和分類。作為顯著的例子，這種學問保存在《漢書》卷二七《五行志》中，它是記載奇異征兆的名實相副的手冊。讖緯之學

更為奇怪的是出現了通常以讖緯類別為名而為人所知的著作。讖緯著作只是在片斷引文中保存了下來，因為原文在5世紀開始被禁，而到7世紀初，在隋煬帝統治時實際上被毀了。可是，特別在東漢，它們非常流行，并得到帝國朝廷的關心。它們的地位如何一度被抬高，這能從《隋書》的一段話中看出，大意是，它們的文章是孔子本人的作品，因為他擔心他的教導不能為后世所了解。真偽問題和經文的傳授

各個學派不得不爭論的另一個問題是經文本身的真偽，其時還沒有“正統”版本的議題。漢初，儒家學者還難以從秦始皇統治時期給予的打擊中恢復過來。秦博士伏生的經歷對學者的困境來說可能是有代表性的：

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當漢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尋求《詩》和《尚書》的專家時，他聽說伏生已年逾九十，就派高級官員晁錯向他學習。但是，尋找已佚經書的興趣必定在逐漸增加。班固記載了生活于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時代的河間獻王和淮南王安兩人從民間收集古代經書的情況。這類故事有些可能是后來編造的，因為對于自稱其經文比那些漢初大師傳授的經文更可信的某些學者來說，它們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據稱在孔子住宅中發現“古文《尚書》”一事，在經書研究的歷史中成了著名的公案。據說孔子后裔《尚書》博士孔安國（公元前約156—前約74年）與其他古代經書一起得到了這部經書。前漢王朝快結束時，劉歆（死于公元23年）再次提請朝廷注意這種文本，他和其父劉向（公元前79—公元8年）一起負責為秘府編制藏書目錄?？墒牵缭?2世紀中國學者就已指出，這種據稱由孔安國拿出的文本不可能源出于他，而是在公元3或4世紀偽造的。

不過，有關發現古代經書的記載還必須在圍繞太學和十分令人羨慕的博士職務進行的“學官之爭”的背景中來考查。在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年在位）統治下，《尚書》的古文經被定為官方課程，但在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統治下，又作為針對王莽統治的反措施而被取消。我們在此沒有必要注意經文的變動，它的最后形態可能的確包括始于更晚時代（3世紀）的偽造部分，這里只要說明再度爆發于18世紀而于19世紀末達到高潮的有關它的真偽的爭論，對我們的論題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劉歆宣揚這部和其他古文經書的活動這一事件是經學研究各學派間的論戰，即名為古文經和今文經之間的論戰的開端?！渡袝返墓盼慕洸皇俏ㄒ坏姆且粻幐叩筒豢傻臓幷擖c，劉歆特別插手的經書是《左傳》（《春秋》編年史的左氏傳注）。

這部著名的編年史是他在皇家檔案館中發現的，他“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王莽和劉歆

當王莽掌權（作為新朝的皇帝，公元9—23年在位）時，劉歆的地位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他們兩人曾一起在宮廷供職，所以在公元前7年和公元9年之間，劉歆在王莽的提議下被提拔到高級品位并擔任高級官職。據歷史記載，王莽本人也發現了一部已遺佚的經書。這就是《周禮》，也叫《周官》。后來也成為神圣經典的這部經書，是一個精心設想的烏托邦，它記述了一種很可能從未以這種形式存在過的行政制度。它可能是漢代以前的作品，后漢時期的官學

隨著王莽倒臺，被抑制的反對他的力量率先廢除他當權時期所承認的所有古文經。但這并不是今文經擁護者和古文經擁護者之間的爭論的終結。這也不是競爭建立學官的終結。新開國的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本人極其相信朕兆及與之有關的讖語文籍。這意味著秘教式的注釋取得了比以前更大的勢力。對這種傾向提出異議的學者陷入了更大的危險，如在桓譚事件中，他上書反對讖緯的神秘主義，當遭到激怒的皇帝駁斥時，不得不公開認錯。有人指出，桓譚和其他人物的這種懷疑態度，是遵循古文經學者的特色，而傳播今文經的那些人則完全迷戀于對經書的讖緯學解釋。這個論點站不住腳，因為古文經的提倡者劉歆和王莽本人都是秘教式注釋的信奉者。我們倒不如考慮這些學者之間有這樣一種區別：有些學者常常在追求比較低下的目的中，以沒完沒了的注釋使這種秘教式的偽科學言過其實；有些學者反對這類過分的做法，認為這在經學研究中是一種有害的傾向。后漢時期經學研究的情況似乎表明，今文經的擁護者勝過了古文經的擁護者。太學講席為今文經學者占有，而古文經的擁護者卻不能使他們的學派得到國家承認?？墒牵高^外表情況來看，必定造成了不少緊張情況，對官學過于得勢提出的異議增多了，這可能是討論經書真正意義的第二次會議的根本原因；這次會議于公元79年舉行。

這次會議叫白虎義奏，亦即白虎觀中的評議。據稱把這些討論內容匯編成文的《白虎通》實際上可能是晚些時候寫成的摘要。漢代政府最后一次有關經書的官方舉動可能是公元175年下令將今文經本刻石。這一工作交由蔡邕進行，那時刻好的石碑有些至今完好無損。這個舉動不僅有其內在的價值，它還樹立了在整個帝國歷史中為其他朝代所仿效的先例。

私學

我們可以看出一種開始脫離帝國太學的趨勢，這在后來出現于東漢的獨立的經學研究的私家學校中反映了出來，這些學校以馬融（公元79—166年）和鄭玄（公元127—200年）辦的最為著名。不能得到朝廷認可的古文經在這些私家的學習中心越來越發展，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官學和私學的對立不能簡單地看做今文經和古文經學者的分裂，也不能簡單地看成秘教之學和理性之學的分裂。東漢最杰出的學者鄭玄的注疏在其后的經學研究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事實上他在其注疏中就放手地大量使用讖緯著作，以盡力調和注釋的不同學派。

更確切地說，正是日益增長的對太學今文經博士的偏執思想的反對，以及皇帝大權旁落，才把嚴肅認真的經學研究逐漸地趕出了朝廷。盡管沒有跡象表明，東漢的私學在發展一種新的形而上學作為漢初宇宙論的替代物中起了作用，我們在具有獨立思想的學者如揚雄和王充的著作中，卻發現了一種基于早期道家哲學家老子和莊子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念的線索，這種觀念在漢以后的文化思潮中占了支配的地位。這里約略談到的兩漢時期的儒學研究的發展史試圖指出，儒家學者注定要在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形成以及在生活方式和上層階級的指導思想的形成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儒家是作為早期王宮之學的傳統的保存者和流傳者，而不是作為諸子百家中的一派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尊重；第二，甚至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在儒家各派的發展中起推動作用的力量是人和宇宙在其相互作用中的整體論解釋的預言性質。古代世界相信天是一切事物的推動力，它被一種原始科學的基本原理詳加闡述，于是就在儒家傳統的歷史中作為最早的偉大的形而上學體系出現。這一值得注意的事實一方面意味著儒家學說的一個新發展；另一方面意味著這一發展本質上是從一開始就表現出道德主義傾向的儒家信仰的延續。

謝亮生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