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都沒有賦予過我個人如此之多的重要性，因此，也就從來不認為將自己人生當中發生過的種種故事向其他人講述這件事能夠有多少吸引力可言。在我凝聚起足夠多的勇氣，開始寫這樣一本書，一本以我本人為主人公，抑或——說得更準確些——以我本人為中心點的書之前，整整一代人身上業已承受過的重大歷史事件、天災及考驗，顯然已超過了——遠遠超過了他們作為一代人而言本應分擔的極限。當我將自己置于這一切面前時，某種意義上而言，除了充當一名放映講座幻燈片時的講解員之外，就再沒有其他任何更進一步的想法了：時代本身已提供了圖景，而我，不過是在看圖說話。況且，即便是那些圖景本身，也不太能夠隨意充作我本人的遭遇。實際上，那是整整一代人的遭遇——是我們這前所未有的一代人的遭遇，在我們之前，整個人類的歷史進程當中，幾乎不曾有哪一代人像我們這樣，承受過如此的命運。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即便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也罷，在自己的內心最深處，也必定曾經被我們歐洲大陸上幾乎從不停歇的、如火山爆發般的震蕩局面震撼過。捫心自問，我其實很明白，在無數的歐洲人當中，再沒有其他人能夠像我本人這樣，擁有站出來向眾人訴說這一切的優先權：作為奧地利人，作為猶太人，作為作家，作為人道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剛好處身于這一系列如地殼碰撞般劇烈的沖擊之下，處身于所有沖擊當中最為激烈的核心位置。這一系列沖擊毀滅了我的家園和生活，毀滅了整整三次，使我與曾經屬于自己的每一樣過往、每一種曾經分道揚鑣，以它們所獨具的、極富戲劇性的狂飆猛進方式，將我甩入一無所有的虛空當中。當我身處這虛空中時，有件事情我就已經再清楚不過了：“我不知道自己將會去往何方。”但是，我也并不打算去抱怨這樣一種狀況，因為，恰恰只有那些失去了家園的人，才有機會去收獲全新定義下的自由，只有與過去不再有任何聯結的人們，才能夠無所顧慮、勇往直前。因此，我希望自己至少能夠滿足每一位描述時代變革者都必須具備的一項主要條件：公正客觀，不偏不倚。
畢竟我已徹底脫離了自己原本所屬的家園根基，甚至也徹底脫離了滋養出這樣一種家園根基的廣袤土地——像我這樣的人，在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是多么罕見啊。1881年，我出生于一個國土廣袤、國力強盛的帝國——出生于君主政體統治下的哈布斯堡王朝[1]，但是大家已經沒辦法再在地圖上找到它了：它被洗刷掉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我是在維也納長大的，一座有著兩千年歷史的、超國家[2]的大都會。在它被強行吞并、降格為德國的一介省會[3]之前，我已經被迫離開了它：我當時的處境，簡直就跟一名罪犯一樣。我創作文學作品時所用的那種語言——在使用那種語言的國度，我的作品統統被燒成了灰燼。要知道，恰恰是在同樣的一個國度，我的書也一度成為上百萬讀者的摯友。就這樣，我不再歸屬于任何國度，無論身在何方，都不過是個異鄉人，縱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受到善待的客身罷了；即便是我心神往之的那片故土——歐洲，自從那場手足相殘的戰爭開始后，自從它第二次陷入如自殺般的自我摧殘中之后，我就已經失去它了。作為證人，我在身不由己的狀況下被迫見證了一切：理性在此遭遇最可怖的失敗，野性則在此奏響最蠻荒殘暴的凱歌，簡直是前所未有——我之所以會如此感嘆，絕不是出于驕傲，而是出于羞恥——沒有哪一代人可以像我們這樣，親歷這樣一種道德上的淪喪，眼睜睜看著它從堪稱豐足的高度滑落至此。從胡須剛開始在我唇邊萌芽，到胡須開始漸漸變白的這一段短暫間隙內——在這半個世紀的時光中，周遭一切所發生的劇烈轉變和改變，甚至要超過過去十代人的總和，這就導致我們中的每個人都會產生這樣一種感覺：是不是太多了一點！我的今天跟自己的每個昨天相比，居然都大不相同！我時而平步青云，時而轟然墜落，大起大落如此頻繁，乃至于有時甚至會這樣想：沒準我不止擁有一種，而是擁有很多種人生，所有這些人生之間，各自都是截然不同的模樣。因為于我本人而言，時常會發生這樣的情況，當我在不經意間談到“我的人生”時，都會不由自主地多問自己一句：“要談的是哪種人生？”是世界大戰之前的人生嗎？那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人生呢？抑或是今時今日的這種人生？搞清楚這個問題之后，我又會突然察覺到另一個問題：當我說起“我的家”時，我并不能馬上弄清楚，自己所說的究竟是在巴斯[4]的那個家，還是在薩爾茨堡[5]的那個家，還是我父母在維也納的老房子。以及，當我講出“對我們而言”這個短語時，我也不得不擔驚受怕地反復提醒自己——對于身處我故鄉的那些人而言，我早已不歸屬于他們了。實際上，我對他們的歸屬感，就跟對英國人或者美國人一樣少。在故鄉，我已失去了與他們之間的有機聯系；在此地，我也從未成為他們當中的正式一員。我成長起來的世界、今時今日所面對的世界，以及在這兩者之間的世界，在我的感覺當中，它們已經越來越像是彼此之間完全不同的數個世界了。每當我跟比我年輕些的朋友們聊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段時光時，我總是可以從他們所提出的、那些不由自主地表現出萬分驚訝的問題當中窺見，對我而言尚屬于理所當然的現實，對于他們而言，有多少已經成為歷史，或者已經變得難以想象了。而且，每當這時候，我內心深處都會浮現出一種隱秘的直覺，這種直覺告訴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也是理所當然：畢竟，在我們的今天、我們的昨天和前天之間，所有曾經存在過的橋梁都已經被拆毀了。如此紛繁復雜的一段歷史——當然，這段歷史本身是極其難挨，同時，也極度危險的——竟然能夠被完整地壓縮進我們這代人身處的完整時空當中，這項事實總是令我嘖嘖稱奇，尤其是當我將它與自己祖輩們的生活方式相比較時，就更是顯得不可思議了。我的父親，我的祖父，他們當年見識過什么？他們各自所過的都是單調的人生。從開始到終結，始終如一的人生道路，沒有起，沒有落，沒有震蕩和危險。在這樣一種人生當中，偶爾會出現一些小小的壓力、無從察覺的過渡期；它保持著相同的節奏，愜意從容，平和安寧，時間的波濤自會將他們從搖籃一路護送至墳墓里。他們始終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同一棟房子里；在此領域之外，世界上發生的種種事情，僅僅出現在報紙上，并不會主動過來敲打他們的房門。在他們所生活的那些日子里，這樣那樣的戰爭也會在這里或那里打響，但是，倘若以今日的標準來衡量，那也不過是一場場小型戰爭罷了：這樣的戰爭總是在遙遠的邊境位置上演，誰都聽不見大炮發出的聲音，而且，持續半年之后便偃旗息鼓，被人們忘記，化作歷史書上薄薄的一頁，然后，那種如同老生常談般的單調生活又開始進入新的輪回。但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切不存在周而復始的可能性，在此之前的生活什么都沒有剩下來，什么都沒有再回來；我們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自之前的人生中幸存了下來，我們在之前人生中所經受的一切，比人類歷史上曾經分配給一整個國家、一整個世紀的苦難還要多。譬如，過去的一代人，一輩子充其量也不過經歷了一場革命；接下來的另一代人，或許會碰上一次政變；第三代人撞上一場戰爭；第四代人遇到饑荒；第五代人遭遇國家破產——而且，那些受上天眷顧的國家、受上天眷顧的好幾代人，甚至根本就不會遇到任何大事。反觀我們自己，我們這些如今已是六十歲年紀的人，以及那些從法理上而言[6]比我們還要年長一些的人，我們這群人還有什么沒有見識過，沒有遭遇過，沒有忍受過？但凡人類能夠想象得出來的災難——如果這些災難有一份清單的話，那我們肯定是從第一項一直到目前寫好的最后一項都已經用心修習過了（而且，這份災難清單目前顯然還沒有翻到最后一頁）。僅就我本人而言，我自己就是人類歷史上兩次最大戰爭的親歷者，甚至在這兩次戰爭中，都各有過一次在與眾不同的“前線”上戰斗的經歷，一次站在德意志這邊，一次站在反德意志這邊。在戰爭開始前的那段時期里，我一度擁有過同時具備著最高等級與最完整形式的自由；那段時期結束后，我又見識到了數百年來最低限度且形式最不完整的自由。我曾受過人們的稱頌，也曾飽受責備；我自由過，也不自由過；我富有過，也貧窮過。《啟示錄》中所有令人感到凄慘難挨的馬匹[7]，全部闖入過我的生活：革命與饑荒，通貨膨脹與暴政，瘟疫與流亡。我曾眼睜睜地看著各種大眾意識形態在我眼皮底下迅速滋生、蔓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8]、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9]、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10]……首先當數那陰魂不散的思想瘟疫，即極端民族主義[11]——將我們歐洲文化盛放的鮮花給毒害了的，正是極端民族主義。面對這一切，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不去充當一名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見證人，目睹前人完全無法想象的人性倒退，眼睜睜地看著人類文明墮入大家自認為早已被遺忘的蠻荒年代，看著獨屬于那年代的、人盡皆知的綱領性反人道主義教條紛紛抬頭。數百年時間過去，我們又一次見識到了沒有發布任何宣戰聲明的戰爭[12]，見識到了集中營、殘忍酷刑、大規模劫掠，以及對不設防城市進行飛機投彈攻擊。上述一切獸行，皆是我們在過去的五十年時間里從未目睹過的，也是我們在未來的漫長歲月里祈愿不必再去忍受的。可是——正如同悖論一般，在這個單從人類道德上而言，倒退了足有一千年之久的世界里，我們也看到同樣一群人類，看到他們在科技與理性方面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就，如鵬鳥般振翅一躍，便超越了人類在過去幾百萬年時間里已完成的那些成果：借助飛機，人類征服了蒼穹；說出來的話語，幾秒鐘之內就可以輸送到地球的每個角落，借此戰勝了空間的廣袤；原子的裂變，戰勝了那些最為陰險狡詐的疾病。昨天尚且還是不可能的一切，幾乎每天都在變成可能。可以說，直到屬于我們的時刻來臨之前，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還從來沒有顯露出如今這些惡魔般的劣行，與此同時，也從來沒有做成過這些如上帝般的壯舉。
為我們這代人所擁有的這種緊張刺激、如戲劇般精彩紛呈的人生充當一名見證人似乎是我應擔的責任，因為——我要在這里重復一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場史無前例之重大變化的見證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見證人。對于我們這一代人而言，沒有任何逃避的可能，也無法像早些時候那樣，可以選擇置身事外、冷眼旁觀；感謝由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成功實現了全球即時通訊的嶄新科技，我們與整個時代之間的訊息聯結已經是持續不斷、不可分割的了。當炸彈將上海的房屋夷為平地時，傷員還沒來得及從廢墟中抬出來呢，遠在歐洲房間里的我們就已經得到了轟炸的消息。一千英里[13]外的海面上發生的事情，轉眼就會以圖片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在我們眼前呈現。由于如今存在著這樣一種持續不斷地被告知訊息，同時也持續不斷地參與到訊息生產當中的現實，這個世界上也就再也沒有穩妥的保護手段，沒有任何安全可言了。如今，大家再也沒有可以逃之夭夭的土地，沒有可以用錢財贖買的安寧，命運的大手永不停歇、無處不在，它緊緊抓住我們，生拉硬拽，將我們反反復復地拖入它永不滿足的游戲當中。
持續不斷的還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人必須持續不斷地服從國家對自己的要求，將自己奉獻給最愚不可及的政治，作為它的餌食，去適應社會上最匪夷所思的一系列變化。無論個體如何掙扎反對，希望能夠在歷史洪流下保全自己，都始終會被視作集體鏈條上不可分割的一環；它會將個體裹挾而入，完全沒有抗拒的余地。那些一直以來都在這個時代當中跋涉的人們，或者更確切些說，那些一直以來都在被時代驅逐、追捕的人們——置身于這個時代當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喘息的機會——他們所經歷的歷史事件，要比自己的先輩們多得多。即便是今天，我們依舊站在一處至關重要的轉捩點上，它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是一個嶄新的開始。因此，在這本書中，我選擇讓自己對人生的回溯暫時終結在某個特定的日期，絕對不是無意而為之。因為1939年9月的那一天[14]，正式為造就、培養我們這些六十歲人群的那個紀元畫下了休止符。不過話說回來，只要我們能夠用我們作為見證人的證詞，向接下來的一代人傳達它那分崩離析結構中的哪怕一絲一縷真實，我們這輩人的努力就不算是完全徒勞。
我是在一個對我個人而言頗為不利，但對于我們這個時代而言又具備高度特征性的環境下，想方設法地要將自己的這些回憶組織成形——這點我十分清楚。我選擇在戰爭期間寫下這些回憶，選擇在異國他鄉寫下這些回憶，手邊沒有哪怕一丁點可以幫助我回憶的材料。我曾經出版過的那些書籍的樣書，這里一本都沒有，沒有過去的筆記記錄，也沒有與朋友之間通訊往來的信箋——在我所住的酒店房間里，手邊真的什么都沒有。而且，我也無法向任何地方、任何人提出問詢的要求，因為眼下在全世界范圍內，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郵政聯系已經中斷。我們每個人都過著如此與世隔絕的生活，仿佛活在幾百年前，活在尚未發明蒸汽輪船、火車、飛機和郵政系統的那個年代似的。總而言之，關于我過去的一切，目前已沒有任何實據可循，除了我額頭后面這顆大腦里存有的記憶之外，就再沒有其他了。除了記憶之外的那些，要么我眼下沒辦法以任何途徑獲得，要么就是徹底失去了。不過，我們這代人基本上都掌握了一種頗為絕妙的技巧：對于已然失去的，我們亦不會再去緬懷。況且，沒準兒檔案資料與內容細節的缺損，恰恰就是這本書的好處。因為根據我本人長期以來的觀察，我們的記憶并不是秉承著將某個純粹偶然發生的事件記住，同時再將另一個偶然發生的事件忘記的機理來運作的，它實際上擁有自動整理、智能取舍的能力。人們在自己漫長人生當中忘卻的一切，本來就是會被忘卻的——誰去誰留，是由某種內在本能早已決定好的事情。唯有我自己真正想要留存的回憶，才擁有為其他人留存下來的權利。因此，真正被講述出來的、真正被挑擇出來的，其實是他們的回憶，而非我本人的回憶——但這些至少也是我本人一生的映照，在它們最終沉淪于黑暗之前[15]！
注釋
[1]歐洲歷史上最強大、統治領域最廣的王室之一，曾陸續統治神圣羅馬帝國、西班牙王國、奧地利大公國、奧地利帝國、奧匈帝國。1918年哈布斯堡家族末代皇帝卡爾一世宣布放棄皇位，奧地利成為共和國，奧匈帝國解體，哈布斯堡王朝亦隨之覆滅。
[2]原文為übernationalen，政治學術語，指其所轄的概念大于國家。具體而言，超國家的大都會通常指擁有悠久歷史和極強政治地位的城市，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所屬的國家范疇而存在。
[3]指1938年德國吞并奧地利事件。事件之后，維也納由首都降格為第三帝國東方省的省會，設在維也納的眾多大使館也降格為領事館。
[4]Bath，英格蘭埃文郡小鎮，是溫泉療養地，距離倫敦不遠。1939年，茨威格從倫敦搬到巴斯鎮，買下了一座宅邸，在那里住了頗長一段時間。
[5]Salzburg，奧地利薩爾茨堡州首府。茨威格因一戰離開維也納后，在1934年徹底離開奧地利之前，一直定居在薩爾茨堡。后文中亦有具體交代。
[6]原文用了拉丁術語de jure，實際上是暗指那些已經死去的人。死去的人年齡自然不會再增長，但從法理上而言，他們的歲數還是依照出生時間來計算。
[7]指《圣經·啟示錄》第六章1—8節中所描述的四匹馬。傳統上和文學作品中將其解釋為：白馬即征服，紅馬即戰爭、革命，黑馬即饑荒、通貨膨脹，灰馬即死亡。對于白馬的解釋略有爭議，部分學者認為其代表了瘟疫。
[8]現代法西斯主義屬于國家民族主義政治運動，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極端獨裁形式，源自意大利。
[9]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mus，一種企圖利用舊國家政權進行社會改良的資產階級思想。主要代表為德國拉薩爾和洛貝爾圖斯。拉薩爾倡導“工資鐵律”和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論，反對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主張實行普選制和工人依靠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洛貝爾圖斯倡言工資應隨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增長，主張由普魯士政府制定工資標準，實施社會改革，以逐步實現土地和資本國有化。見《辭海（1999年版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第2182頁。
[10]列寧創建的俄國無產階級政黨所持的政治主張。
[11]此處特指20世紀以降的歐洲極端民族主義形態。一戰過后，民族國家紛紛獨立，導致數個多民族帝國解體：本書亦是基于此背景撰寫而成的。茨威格本人極為反對極端民族主義。
[12]指的是納粹德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經常不宣而戰的情況。
[13]一種英制長度單位，1英里約等于1.6093千米（公里）。
[14]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的那天：1939年9月3日。
[15]此處以一種文學化的手法，暗指作者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