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用來抽樣的田地及收成，能否代表整個關中的平均田地產出。
    李曄隨便派錦衛下去打聽一下，便獲知，戶部實際只取了三塊田地做樣本，且這三塊田地分別來自萬年、長安和涇陽三縣，全是京師周邊最富庶之地。很明顯，戶部官員并不是想統計出更準確的數據，而是想多給自己這個天子報喜。
    其次，各縣報上的水田數，是否屬實。
    每到歲末，便也是考核各司各地官員政績的時候，俗稱「大考」，考核結果共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可簡單分為上、中、下三等。若得上等，便具備了被提拔的資格；若得中等，可留任或調動；若只得下等，輕則降職罰薪，重則直接罷免。
    李曄親自參與了考核標準的制定，他摒棄了原有的「四善」「二十七罪」那一套，一切以實績為準，并著重點出農桑、鄉練、賦稅三條，以為首要考核點，隨后吏部按天子的要求制定了全新的考核標準。
    當時李曄便有預感，自己這種重成績、輕德行的做法，必然會導致下面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虛報政績。這幾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
    可什么叫德行，又如何量化，如何評價？且不說德行二字，一直都是壟斷話語權的門閥大族手里的最有力工具……如今這個惶惶亂世，容不得摻雜太多虛無的東西。遙想東漢末年，曹操踐行「唯才是舉」，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李曄只能再在監督上發力，提前與劉崇望及考功郎中韋次之有過交待，需對地方報來的結果嚴加甄別，若最終考核失據，吏部考功官員將一并受罰、且加重處罰。
    先前就已有地方官員虛報戶口，并被吏部查核出來。
    而此次報上的田畝數，自然也難免有大量水分……
    將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后，再來看這三百萬石的稻谷收成，怕是水分更多。
    其中具體有多少水分，李曄估不出來。
    憑這個時代所具有的統計手段和工具，也無從去估算。
    但李曄知道的是，即便就算成三百萬石收成，按報上來的面積數平攤下來，關中水稻畝產也只有八斗。實在是有些低。
    虧得李曄先前設立了司農寺，有官吏專司如何增產，否則，連這八斗的畝產都未必能保得住……
    說到底，關中的地力已經在下降了。
    這是不可逆轉的自然演化進程。
    而且李曄還知道，歷史上唐末五代的氣溫也在持續走低，將一年比一年低，這同樣對關中農桑生產不利。
    想到這里，李曄不禁又將目光投向了南方。奪下三川，毫無疑問，才是朝廷的當務之急，且也是朝廷耕戰養國的長久之基。
    若能再沿江而下，據有荊襄之地，那朝廷將永遠不再為糧食發愁……
    關于糧食，其實也有一個好消息傳來，杜讓能受自己所托，派人去閩地尋訪占城稻，果真尋到了一種新稻種，已提前運了一袋至京城。
    不過，當地人并不稱其為占城稻，而是「長米」或「野稻」。前者是因該稻谷米粒狹長，與圓潤的中原水稻形狀有異；后者是因為該稻谷并未種植開來，且口感極差，又干又澀，尋常百姓根本就不會栽種，更別說大戶大家了，只有逃入山林的隱戶或世居山野的野農才種。
    而且，這種水稻的產量，似乎也遠沒有天子說得那么高。
    只有一點如天子所說，便是該稻種極易存活，對灌溉和地力的要求很低。
    李曄捧在手里細細觀察，也說不準，它是否就是占城稻，然后他又剝了一顆放入嘴里咀嚼，確實口感很差，有一種嚼干谷草的感覺。
    但李曄覺得這個問題并
    不大，任何一種外來作物的傳入，都有一個本土化的過程，只是大部分都被本土淘汰了，而留存下來的，一旦能與本土融合，必將能展現出它新的生命力。包括人們對它口感的適應，其中也有一個相互「遷就」的過程。
    只要它真是占城稻，歷史已給出過答案，它就是那個會在華夏大地上煥發光彩、賦予這片大地新能量的新作物。
    所以，無論如何，李曄都會嘗試的。
    他讓杜讓能為自己選來精通種植之人，并預備就在宮里開辟一塊水田，專用以培植這種水稻。
    水稻收割后，兩項政事隨之而來。
    一是開常平倉，收購百姓手中余糧。
    既是調節糧價，防范谷賤傷農，也是為朝廷積蓄糧草，預備來年南征。
    關中百姓家中肯定有余糧。今年關中還算得風調雨順，并無天災，且今年關內所有戰事，皆在京畿四面，京畿各縣亦無戰亂。如今關中人口大減，加之朝廷大力推行土地均分，據各地報上來的數據，便是萬年縣這種門閥大戶聚集地，大量田地集中于少數人之手，普通的農戶家里，也至少有四十畝田地，更別說其他縣鄉。這些田地上種出來的糧食，光自家人吃，肯定是吃不完的。
    更主要的是，今夏朝廷并未征田賦，糧食一直在農戶們自己手里。
    可常平倉已開半月，收購上來的糧食，竟不足八萬石。
    這引起了朝廷許多官員的不滿，紛紛建言，重啟和糴之法，強行征購糧食。
    這些建言首先在杜讓能那里就通不過。
    鬧到天子這邊后，也被李曄直接否定。
    很明顯，百姓們不愿交出糧食，儲藏在家中，或拿去賤價換購布匹、鹽、肉食、鐵器等生活物品，就是在歷經多年的官府和官兵欺壓敲詐后，已對朝廷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若此時再強行征購，豈非繼續擴大了這種不信任？
    如果說在用糧食換購其他物品的過程中，平常百姓愚昧，看不出其中隱形的差價，那更明顯的事例，便是百姓寧愿將宿麥以三十文每斗的價格賣與糧販，也不愿意賣與常平倉給出的每斗三十八文。
    對此，李曄也很無奈。
    只能說，他如今是在為大唐過往天子和朝廷的荒唐行徑買單，不能怪到百姓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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