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民族工作放到國家重點工作范圍內(nèi),則是要求布爾什維克黨改變過去那種粗糙甚至是粗暴的民族政策。這里所說的改變粗暴的民族政策,并不是說要在對待民族問題的時候,采取過于軟化的政策,而是指的應該將各類民族問題細化,有區(qū)別的對待各種不同性質(zhì)的民族矛盾。
維克托的立場是,聯(lián)盟的民族政策必須修改,在過去聯(lián)盟所執(zhí)行的民族政策中,給與足夠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權是很有必要的,但給與各個少數(shù)民族過度的自治權,卻是完全不可取的,尤其是憲法中允許加盟共和國自主決定退出聯(lián)盟的條款,必須給與修改,這是保證聯(lián)盟維持民族團結的根本性問題。
除此之外,就是對于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必須予以堅決杜絕,維克托甚至認為,在條件成熟的時候,聯(lián)盟應該施行民族干部不在本民族聚居地擔任黨委一把手的政策,以此來預防黨員干部民族化問題趨向嚴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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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維克托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也不是一味強硬的,至少在對待與民族主義斗爭的問題上,他就主張與民族主義分子作斗爭的性質(zhì),要同階級斗爭的性質(zhì)區(qū)分開來,不以運動的形式來解決地區(qū)性的民族矛盾,也不能單純將民族主義分子不加區(qū)分的界定為“叛國者”。
其實,因為過去幾年自身任職經(jīng)歷的緣故,維克托可是沒少同聯(lián)盟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分子打交道,根據(jù)他所掌握的實際情況,目前活躍在聯(lián)盟境內(nèi)的各類民族主義分子中,真正尋求民族分裂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比如說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分子,比如說活躍在外高加索、喀爾巴仟等地的各少數(shù)民族分裂分子。樂文小說網(wǎng)
對于這些旨在分裂聯(lián)盟的民族主義分子,莫斯科的態(tài)度當然應該是嚴厲的,甚至應該是殘酷的,將他們徹底剿滅,就是唯一應該給與的應對措施。
而除了這類旨在分裂聯(lián)盟的民族主義分子,在聯(lián)盟境內(nèi),還有一些活躍的民族主義分子,他們的訴求只是要求獲得更多的平等權益,或者說是反對來自莫斯科的同化政策。比如說在遠東以及西伯利亞地區(qū)的部分少數(shù)民族,再比如說在中亞等國家的少數(shù)民族等等。
在維克托的看法中,這類只是謀求民族平等權益的民族主義分子,是應該得到區(qū)別對待的,實際上,莫斯科在民族政策上,確實應該給與那些弱勢的少數(shù)民族更多的平等權益,而不是單純因為這些少數(shù)民族人數(shù)少,影響力薄弱,就完全無視了他們的存在,甚至采用一些粗暴的民族政策,將他們徹底的同化掉。
總而言之,在維克托的觀念中,能夠影響聯(lián)盟和諧穩(wěn)定的三大關鍵問題中,民族問題是最為關鍵的一項,因為莫斯科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確實是在民族政策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缺陷,甚至可以說,如果不是因為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西部烏克蘭地區(qū)的民族分裂勢力,也不會膨脹的那么快。
至于說最后一個關鍵問題,也就是有關黨建的問題,這個似乎不用談論太多了,畢竟對于任何一個一黨執(zhí)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黨建的工作都是攸關國家建設成敗的關鍵性問題。如果能夠將黨建工作抓好了,那么自然就能減少黨內(nèi)腐敗墮落現(xiàn)象的存在,自然就能減少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之類事情發(fā)生的幾率,自然就能削弱黨員干部民族化所帶來的風險,自然就能......
一言以蔽之,黨建工作雖然不是解決聯(lián)盟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如果這項工作真的能夠做到位,能夠落到實處,那么很多惡劣的問題都能避免,至少,不會讓局勢發(fā)展到難以挽回的地步。
“我的建議是......”會客室里,米利恰科夫蹙著眉頭,他端過面前的咖啡輕輕抿了一口。似乎是感覺咖啡味道不錯,比較合他的口味,老頭還特意低頭朝咖啡杯里看了一眼,這才接著說道,“在李森科的問題上,你還是應該采用一些策略的。”
維克托抿了抿嘴唇,沒有說話,他知道不用自己追問,米利恰科夫也會將他的建議說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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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過問李森科的問題,首先需要有一個借口,有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果然,米利恰科夫繼續(xù)說道,“如果沒有這個切入點,你在李森科問題上的任何表態(tài),都有可能會被人過度解讀,尤其是斯大林同志,他可能會很嚴肅的考慮,你的立場和出發(fā)點到底是什么,你的表態(tài)背后是不是存在著什么陰謀,亦或是,你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如此一來,這個問題就會被復雜化。”
對準岳父的這番話,維克托是絕對認同的,在過去這些年里,斯大林同志給了他足夠的信任,實話實說,他能夠走到今天,與馬林科夫的提拔關系不大,最主要的,還是因為斯大林同志對他的信任,因此,被斯大林同志所猜忌的后果,是維克托承擔不起的,最重要的是,他根本沒有必要去招惹斯大林同志的猜忌。
“李森科的問題發(fā)端于學術爭論,”米利恰科夫繼續(xù)說道,“那么,在我看來,眼下最穩(wěn)妥的一個辦法,還是由列寧格勒方面先挑起一場新的學術爭論,最好是安排一兩個擁有足夠分量的人下場,然后你才能找到關注李森科問題的切入點。”
維克托默然點頭,他能領會米利恰科夫的意思。
準岳父的意見,其實就是他操縱一場全新的學術爭論,這場學術爭論應該由列寧格勒的某些人來發(fā)起,而且這些人還必須在列寧格勒的學術、科研圈子里占據(jù)一定分量,如此一來,等到李森科再用政治打擊的手段來打擊報復的時候,維克托這個列寧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書記,才能找到一個介入爭端的借口。
其實,說到底,李森科這個人在斯大林同志的心目中,真的能夠占據(jù)多大分量嗎?這個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說白了,這個家伙充其量就是一個工具,而且還是一個當前已經(jīng)失去了作用的工具,他對斯大林同志的價值,就是在大清洗時期,斯大林同志正好借助此人之手,將階級斗爭引入到學術領域內(nèi),并由此反證階級斗爭在聯(lián)盟內(nèi)部依舊存在,且非常殘酷的論調(diào)。
而現(xiàn)在呢?大清洗早已經(jīng)成為了歷史,當初該被打倒的人,如今絕大多數(shù)都已經(jīng)不存在了,與此同時,經(jīng)由日丹諾夫同志之手,聯(lián)盟對學術界、文藝界的管控力度,更是今非昔比了,從這一點上講,李森科的價值已經(jīng)不復存在了。
那么,為什么如今的李森科依舊可以如此囂張,以至于他可以在烏克蘭的科學院中作威作福,卻依舊沒有人敢招惹他?不為別的,就因為一如米利恰科夫所說的,任何人在考慮動一動李森科的時候,都不得不顧慮一下,這種行為會不會引來別人的過度解讀,關鍵是,不能不考慮斯大林同志的看法。
如今的斯大林同志已經(jīng)很老了,處在莫斯科權力核心中的人都能感覺到,在最近兩年里,斯大林同志的疑心病越來越重了,他就連在克里姆林宮中休息的房間,都開始頻繁的更換,而那些過去一直都很喜歡的郊區(qū)別墅,他也很少再過去了,甚至可以說,除了孔策沃的那一處別墅,他在最近兩年里,就沒有去郊區(qū)休過假。
疑心病重的人往往都很難打交道,而一個疑心病重的國家領袖,就不是不好打交道那么簡單的了,所以,選在這個時候去招惹李森科,就不得不承擔遭斯大林同志猜忌的風險,他很可能產(chǎn)生一種猜疑,即別人動李森科,就是為了翻舊賬,翻當年大清洗時的舊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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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不是擔心這一點的話,不說別人,以維克托的能量,即便他在烏克蘭的影響力不大,也能輕易將李森科這號人給弄死,且絕對不會有人來過問。
至于米利恰科夫的建議,不管他兜了多大一個圈,其真正的意思,還是讓維克托在動手之前,先要取得斯大林同志的諒解,至少,要讓斯大林同志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免得這位領袖同志去胡亂揣摩。
沒錯,如果按照維克托自己的計劃,他最大的可能,會選擇與馬林科夫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作為政治上的合作者,他認為馬林科夫應該不會介意在這個問題上,給與他一定支持的。
但是現(xiàn)在仔細想來,這個想法并不怎么穩(wěn)妥,最關鍵的一點是,他在取得了馬林科夫的許可之后,對李森科所采取的行動,恐怕不僅不能消除斯大林同志的猜忌,反倒會起到更多的反效果。
維克托認識到一點,如今的斯大林同志依舊是聯(lián)盟的領袖,甚至可以說,在他去世之前,這一點都不會改變的,因此,在這種時候過度的靠近,甚至是依賴馬林科夫,顯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