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開學校
一九一三年二月，周貽賡的工作有了調動，到天津改任長蘆鹽運司榷運科科員。來到天津，展現在周恩來面前的世界更加廣闊而多樣了。天津歷來是華北出海的門戶。一八六〇年辟為通商口岸后，這里有英、法、俄、德、日、比、奧、意、美九國的租界。天津又是一個重要的工商城市，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和新式教育在全國都居于比較先進的地位。在這里所接觸到的大城市的社會生活，所呼吸到的近代社會的空氣，是東北難以相比的。
周恩來到天津后，就準備報考南開學校。這是一所聞名國內、仿照歐美近代教育制度開辦的私立學校，是一九〇四年在嚴氏學塾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創辦人嚴修（字范孫）在清朝做過翰林和學部侍郎，思想比較開明。校長張伯苓原是從北洋水師學堂以第一名畢業的，后來因受到甲午戰爭失敗的強烈刺激，轉而從事教育工作，并且到日本、歐美考察過。他對辦教育是很認真的。
學校在暑假中招生，考試的科目有英文、國文、算學三門。為了準備考試，特別是考慮到南開重視英文的特點，周恩來先在天津大澤英文、算學補習學校補習了三個多月的英文。這是一所單獨授課、隨到隨教的學校。八月十六日，他參加南開學校入學考試。錄取后，在八月十九日報到入學，編在一年級己三班（以后改為丁二班）就讀。
從這時起，整整四年間周恩來一直在南開學校學習，并且住宿在學校里過集體生活，連假期中也是這樣，很少回家。從第二學年開始，他和同學張鴻誥、常策歐等三人，自愿結合，住進新建的西齋三十五號，一起住了兩年。后來他提議：我們一塊住了兩年，交誼很深，但這樣下去我們和別人接觸太少，應該分開，同其他同學住在一起，這樣可以團結更多的同學。張鴻誥和常策歐都表示同意。所以最后一年他同蔡鳳等住在一起。周恩來是個很重感情的人。多年遠離故鄉，思念親人，常使他感到十分痛苦。他在作文中不時流露出這種濃烈的思念之情：“津遼七載，所系夢寐者，亦僅思瞻我鄉土、樂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難遂愿。”從十五歲到十九歲這個年齡，正是對一個年輕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響的時期。因此，南開學校的教育對周恩來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從當時來說，南開學校的教育是比較進步的，并且很有特色：
第一，學習也好，生活管理也好，要求都十分嚴格。南開學校的學制是四年，相當于中等學校。主科有國文、英文、數學（包括代數、幾何、三角）三門，每年都有。英文課每周都有十小時。次科有物理、化學、中國史地、西洋史地、生物、法制、體操等。從二年級起，除國文和中國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課本。為了提高學生英語會話的能力，還請了美國老師來教課。三年級起，就要求學生閱讀英文原著小說。學校還到日本購買了大批實驗設備，讓學生自己動手去做，這在民國初年的學校中是不多的。各門課程每月考試一次，期末有大考，留級和淘汰的都不少。能堅持到畢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全校在每星期三下午有一次“修身”課，由張伯苓和其他教師講國內外大事和做人做事之道，有時也請校外的名流學者來校講演。學校的紀律十分嚴格。學生外表必須整潔，舉止必須有禮貌，放蕩的生活是不容許的。
第二，學校積極提倡學生開展課外活動，要求學生在學校里不單是讀書，而且要學會辦事，養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學生里有許多社團和學術研究會，這都是受到學校鼓勵的。學校還經常組織各門學科的班級間或個人間的比賽。校內出版《南開星期報》，后來改名《校風》周刊，由學校提供經費，讓學生自己編輯出版，通常以全校國文比賽第一名的獲得者擔任主編。南開的新劇團也很有名。它成立于一九一四年，最早上演的新劇《用非所學》是由校長張伯苓編劇并導演的。假期中，學校還為留校學生安排了各種活動。
因此，這所學校和當時許多死氣沉沉的或放任散漫的學校不同，很有一些朝氣蓬勃的新氣象。周恩來的同班同學陳彰琯（來博）在回憶中說：周恩來在學校里“給他的印象，概括成四個字：嚴肅活潑。在學時辦事認真嚴肅；平時愛活動，很活潑，很有風趣”。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期間的學習成績很優秀，國文和數學的成績尤為突出。南開學校對國文十分重視。每兩個星期做一次作文。周恩來文思敏捷，作文不打草稿，提筆直書，一氣呵成。學校組織一年一度的作文比賽，獲得第一名的被同學們看得像“狀元及第”一樣，是莫大的榮耀。一九一六年五月間，學校里組織了一次不分年級的作文比賽。那時全校已有學生八百多人，各個班級都推舉出作文優秀的代表五人參加。卷子上的名字是密封的，由教師集體評閱。周恩來選的題是《誠能動物論》，經南開學校創辦人嚴修親自選定為全校第一名。周恩來所在班得了班際第一名，獎品是一面繡著嚴修手書“含英咀華”四個字的錦旗。天津市各中等學校每年舉行一次校際演說比賽。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周恩來都被推為學校的三名代表之一，連續兩次南開學校都取得第一名。周恩來的數學成績也很好，心算比一般同學的筆算還快。《校風》上曾記載道：他是筆算速賽四十八名最優者之一，代數得滿分。剛入學時，他的英文基礎比較差。為了攻克這一難關，他學習很刻苦，每天早晨起床后，將漱洗和吃早飯以外的時間，以及中午和下午的課余時間，都用來學英文。一進入二年級，他的英文就相當好了。
他在課外讀了許多書，尤其愛讀《史記》，還有清初進步思想家顧炎武、王夫之等的著作，也有西方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等。因此，他的知識面比較寬，視野和思路也比較廣闊。
南開學校里，下午四時起是課外活動時間。一到這個時間，教室和宿舍里就不能留人，都得到運動場和社團去參加活動。周恩來對這些課外活動總是積極參加，他從年輕時起，就認為一個人是不能脫離集體、只顧自己而生活的。他在作文中說：人立足于世界上，既不能像草木禽獸那樣只靠自己生活，必須依靠公眾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為人類所不可免”入學的第二年，他和同班同學張瑞峰（蓬仙）、常策歐（醒亞）三人發起組織“敬業樂群會”。這個會的宗旨是“以智育為主體，而歸宿于道德，聯同學之感情，補教科之不及”。周恩來由于他的聰明才干和熱心為大家辦事，博得了同學們的信任。在學校里，他還先后擔任過《校風》的總經理、演說會的副會長、國文學會干事、江浙同學會會長、新劇團布景部副部長、暑假樂群會總干事和班中干事。那時，社會風氣沒有大開，男女不能同臺演出。他在新劇團里，除負責布景外，還在《一元錢》等新劇中扮演女主角。周恩來辦什么事都認真。為了演好戲，他常同擔任《一元錢》男主角的同學李福景一起揣摩劇情，說是要“生活于劇中”。時子周、馬千里兩位教員也參加了演出。《一元錢》的演出，曾在天津轟動一時，并在一九一五年暑假中到北京青年會公演，博得好評。
對學校和班上的各種公益活動，不管多么繁雜，他無不熱心盡力。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課外事務則如猬集，東西南北，殆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系諸身。人視之以為愚，弟當之尚覺倍有樂趣存于中。”南開學校的住宿生四人合住一屋，早上六時半打起床鐘，這以前起床的人，動作要輕，不能影響別人，連走路都要踮著腳走。一打起床鐘，學生們就立刻起床，盥洗，跑步，鍛煉身體。上午上課，下午做實驗和自修，四時起課外活動，晚上自修。每晚十時熄燈，熄燈后任何人不能再開燈。這些制度執行得十分嚴格。學生宿舍的各個寢室間還開展整潔評比。周恩來所住的宿舍在評比中獲得過“整齊潔凈”的嘉獎。
周恩來同老師的關系也很融洽。每隔幾個星期，他總要在休息日到校長張伯苓家去長談。張伯苓也很喜歡他，總是留他吃飯。吃的是貼餅子，煮稀飯，熬小魚。張伯苓常對家里人說：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南開的國文教師張皞如，是個有著愛國民主思想的人。他應敬業樂群會的邀請，參加該會的詩團。一九一六年十月出版的《敬業》第五期上，發表他的詩作《傷時事》。周恩來在同一期上用原韻和了一首：“茫茫大陸起風云，舉國昏沉豈足云；最是傷心秋又到，蟲聲唧唧不堪聞。”周恩來性格中對人很有吸引力的一個因素是謙虛，在學生時期就表現出來了。盡管品學兼優，在各種活動中都是活躍分子，但他從不驕傲，從來不鋒芒畢露，盛氣凌人。相反，總是尊重別人，總是那樣“溫和誠實”。他很自重自愛，看不慣那些愛出風頭的人。他在《論名譽》這篇作文中寫道：一個人應該珍惜自己的名譽，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決不能存那種“邀名之心”，而應當用正義來衡量它的輕重。他憤激地說：“若夫汲汲于名，猶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譽之是謀，不遑計及實事，虛聲盜世，眩〔炫〕世眩〔炫〕俗，以淆亂風氣者，是又名譽之罪人也。”他的生活十分儉樸。剛入學時，學習和生活費用靠伯父支持。但伯父收入微薄，家里的生活還要靠伯母編織一些線袋、自行車把套、墨盒套之類的小東西作為補助才能維持，所以他的學費常常不能及時繳付。第二年，由于他品學兼優，經教師推薦，學校破例免除他的學雜費，成為當時南開學校少有的免費學生。但生活費用還需要自己解決。因此，他在課余和假期中經常為學校刻蠟紙、油印或抄寫講義，以換取一些補貼。他在學習期間穿的一直是布衣布鞋，夏天只有一件白長衫，入冬則是單薄的青棉袍，外面再罩一件已經泛白的藍大褂。他吃得也很簡單。因為沒有錢包飯，幾年里都只能在門口零買，或到小飯館里零吃，這樣可以省些費用。沒有菜時，就從家里帶一小罐醬來下飯。《同學錄》中也說到：“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而獨能于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造成斯績。”嚴修十分器重周恩來的人品和才學，他的兒子嚴智崇曾想向周恩來提親，把妹妹嚴智安許配給他。嚴智安表示年齡尚小，暫時不愿提起婚姻的事情。隨著年齡的一天天增長，隨著對中國國情的加深了解，周恩來憂國憂民的心情更加熾熱了。他在南開學習那四年間，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的處境正在繼續惡化。民國雖然成立，政權卻很快落到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的手里。令人心如刀剜的壞消息像雪片般傳來。英國武裝侵犯西藏，沙俄策劃外蒙古“獨立”，日本強行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稱帝，督軍團事件，張勛復辟等等活劇一幕緊接著一幕演出。周圍的一切變得越來越黑暗。對祖國懷著深摯感情的周恩來，怎能不感到極大的痛苦？在他寫的作文里，到處可以看到這一類悲憤的呼聲：
“嗚呼，處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發千鈞之際，東鄰同種，忽逞野心，噩耗傳來，舉國騷然，咸思一戰，以為背城借一之舉，破釜沉舟之計。一種愛國熱誠，似已達于沸點。”怎么辦？年輕的周恩來懷著熾熱的救國愿望，如饑似渴地閱讀著許多愛國的進步的報刊，努力尋求問題的答案。當時社會上流行著“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思想。這兩者對他都產生過巨大的吸引力。他也相信過“賢人政治”，認為只要執政者能夠“崇尚教育”、“振興實業”，國家不難轉危為安、轉弱為強。
在他看來，教育和實業兩者不是并列的，根本還在于教育。他所說的“教育”，著重是指對國民的思想教育。他認為，中國之所以積弱，神州之所以陸沉，追原禍始，不得不歸過于教育。他說：風俗的厚薄取決于人心，而人心的轉移又取決于教育。為了求得中國的富強，必須依靠教育的力量，來轉移人心，鑄造國魂。
他從年輕時起，就把思想品德的修養放在特別重要的地位。他認為，一個人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志向。他這樣寫道：“故凡同一人類，無論為何種事業，當其動作之始，必籌劃其全局，預計其將來，抱無窮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徑以前進，則其結果不致與此希望相徑庭。希望者何？志是也。”“然則志固尚己，而弊亦隨之生焉。彼志在金錢者，其終身恒樂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計鉆營不以為恥，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當計其大舍其細，則所成之事業，當不至限于一隅，私于個人矣。”他那時還是一個中學生，各方面都不成熟。在他看來，自己目前還處在準備時期。“基礎立于此日，發達俟乎將來”究竟怎樣才能將祖國從危難中拯救出來？少年的周恩來正處在最初的探索中，一時還沒有找到正確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