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組織成立以來，繼承過去科學家們提出防治疾病的理念，總結當代科學家們在防治疾病方面的大量經驗，提出一系列具有戰略意義的決策。英國經濟學家、醫生（William Petty，1623—1687）早在300多年前指出：“政府增加預防疾病的經費，國家可減少9/10的健康經濟損失”。19世紀法國醫生羅舒（Rocher）提出“人是憑借社會才能生存的一種社會動物”，德國病理學家維爾嘯（Virchow，1821—1902）提出：“一個民族的健康與社會是直接相關的……社會經濟條件對健康、疾病起著十分重要并常常起決定性作用”，“而政治從廣義上講就是醫學罷了”。麥基安（Mackean W，1915—1988）研究英國18世紀到19世紀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社會條件（營養、環境）而非醫學技術為主，因為死亡率下降早于特效藥物和技術發明之前。英國19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結核病死亡率下降一半，到20世紀中葉，再下降一半，都在科赫（Koch）發現結核病菌（1892年）和特效藥發明之前。世界銀行指出：“中國政府用全世界1%的衛生投入解決了世界上22%的人口衛生問題，是了不起的成就”。正如1997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印度的阿馬蒂亞?森在《從自由看世界》書中說：“毛澤東的土地政策、普及識字、擴大公共衛生等政策，對改革中的中國受益于改革前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筆者注：改革前指經濟、教育和除害滅病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普及新法接生、舉辦合作醫療、培訓鄉村醫生等，使死亡率下降迅速，平均壽命延長）。聯合國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發展的經驗，1983年，提出“綜合發展觀”，1987年又提出“可持續發展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為此確立15項33個社會經濟指標（包括平均壽命、醫療保障、環境生態等），沖擊傳統的“發展=經濟”的發展觀。日本學者駒井洋認為：“從增長第一到發展第一，是世界各國發展戰略的當務之急……靠犧牲教育、勞動保護、社會服務、醫療衛生、生態環境等社會進步因素而求得經濟指標上升的戰略，其結果是令人失望的。有個典型例子‘古巴之謎’，古巴人均收入為加拿大的1/10，其嬰兒死亡率與加拿大持平，平均壽命78歲，原因是普及免費醫療，全科醫生社區全覆蓋”。國際兒童基金會在20世紀80年代開展兒童保健革命，其成功經驗是：“社會突破是決定性的，完全依靠正常渠道或者采用傳統方法，不可能使一場兒童保健革命取得成功（社會突破指發展經濟、健康教育、衛生立法、健全保健網）；技術突破指預防接種、口服補液、母乳喂養、推廣生長發育圖。”眾所周知，沒有各國領導人親自推動，預防接種不可能順利進行，這就是社會突破。前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外科大師黃家駟認為：“人的健康和疾病不僅受生物理化因素的影響，也受社會制度、經濟條件、生活方式、精神狀態等影響。因此醫學與社會科學是密切相關的?！狈乐渭膊∈且豁椛鐣到y的工程，需綜合運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理念和方法去解決復雜的社會現象。1976年WHO提出人人健康（health for all）全球戰略，是根據發展學家提出的構建人人受益（benefit for all）的國際新秩序，克服社會不公平、不平等的現象。WHO適應新時代理念，認為滿足人的基本需要，關心人的健康和幸福，成為發達和不發達的試金石，以推動世界各國人群健康和衛生服務的發展。1977 年WHO在世界衛生大會上，通過HFA作為全球健康發展戰略，實現HFA戰略要從初級衛生保健（PHC）入手。PHC有八項內容。到20世紀80年代WHO把管理學上的“政府主導作用”理論用于衛生領域，總結HFA經驗，提出開發領導層（leadership development）作為實現HFA的關鍵，用整體論統籌生態、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組織部門內外協調，稱社會大衛生（health in social scale）。到20世紀90年代，WHO又在社會發展首腦會議上提出“要把健康置于社會發展議程的核心”。為此，WHO在2004年設立健康的社會決定委員會，提出“用一代人的努力，彌合差距，全面實現健康的公平”。這種理念不但用于防治疾病也用于防治各種急慢性病和健康促進。因此轉變觀念，研究防治腫瘤的社會決定因素，不但具有戰略意義，也是腫瘤預防工作的創意理念和基本途徑，是腫瘤防、治、研各項工作的指南。

二、醫學模式的轉變是實現防治疾病、促進健康的社會決定論和HFA的理念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