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后，當一群警察涌進屋內把阮銘抓走的時候，我們都呆住了。我扯著他的袖子對警察說：“你們搞錯了吧，不可能是阿銘，不可能的……”
    大姐攔住了我，咬牙切齒地說：“我早就說這個小兔崽子不是個好東西，你們還總是袒護他。”
    阮銘低著頭一言不發，平靜極了，仿佛已經知道這一天會到來，從頭到尾，他竟沒有看我一眼。
    我再次哭了起來，已經千瘡百孔的心此刻絞著疼，疼得五臟六腑都在打顫。怎么可能？那天他明明是從學校在我之后趕回來的，那天他明明很傷心的，那天他明明還保證會一直陪在我的身邊的。況且媽媽明明對他比對親生兒子還要好，我們明明還發誓要天長地久在一起的，怎么可能？
    “也許是警察搞錯了。”二姐邊哄著辰辰邊對我說。
    “抓錯人？兮兮，這小子……”大姐氣憤地說著。
    我已全然聽不見大姐在說什么了，客廳的桌子上還放著媽媽的骨灰盒，照片中的媽媽微笑著，卻已是陰陽兩隔，讓我心中更加刺痛，所以我拼命想回憶出阿銘這樣做的動機。
    我和阮銘是一個村長大的，那是一個落后貧窮的小村子。阿銘的媽媽很漂亮，所以隨了媽媽的他從小就很好看，女孩兒們經常去他家門前玩。
    后來，聽說他的爸爸得罪了一幫痞子，被人打死了，而與他同行的媽媽也被刀刺死。就這樣，他開始了與爺爺一起生活的日子。
    再后來，以訛傳訛，頓時起了流言蜚語，阿銘就成了村里指指點點的對象。在學校也經常性地受欺負，那時聽多了俠客故事的我滿心正氣，開始了保護他的旅程。
    漸漸地，我們也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準確地來說那時候如同假小子的我和他是好哥們。有一天，我去姥姥家，回來后就不見了阿銘和他的爺爺，聽他的鄰居麻子嬸兒說阿銘和人打架，把人給抓破相了，他爺爺看勢頭不對就帶著他跑了。我問他們去哪兒了，麻子嬸兒撇撇嘴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個小妮子，自己的爸爸跑哪兒了都不知道，還有閑工夫關心別人，誰知道他們去哪兒了，反正不在村里就好……”
    是的，我從出生就沒有見過爸爸，每次我問起來，媽媽總是一言不發地，大姐總會叉著腰氣呼呼地說：“提那個人做什么？咱沒有爸，只有媽，聽見沒有？”我懵懵懂懂地點著頭。后來聽二姐說當年媽媽生我的時候大出血，差點兒就母子不保，萬幸最后都平安了，可爸爸是個極其重男輕女的主，看到仍是女孩，第二天便離家出走了，誰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沒有婆家，只好姥姥伺候著母親坐月子，母親因為這件事不能再懷孕了,一年后我們姐妹三人也全都改姓為月。
    小時候不太懂別人口中罵的有娘生沒爹養，只知道有人說這句話我就很生氣，二話不說便與他廝打，也就有了個母老虎的外號，女孩們不肯跟我玩，男生們又不敢跟我玩，好不容易有阿銘這個好朋友，現在又不見了，那時候我傷心極了。
    后來，我們也搬家了，母親把房子和土地都承包了出去，拿著錢，買下了市郊一個破舊的院子，開始母親和大姐一起賣些小物件，之后做些裁縫活兒，再之后就開始起早貪黑地賣菜。
    有一天，媽媽回家的時候遇到了阮銘，他獨自一人衣衫襤褸地在大街上撿別人不要的菜葉子。媽媽把他帶回了家，才了解到他的爺爺生了重病，帶的錢基本也花光了。
    其實我們兩家住的地方離得并不遠，從那時起我便經常去找他，媽媽也會幫助他，但好景不長，一天早上，阮銘哭著跑過來說爺爺沒了，原來是他的爺爺得了癌，沒法治也沒錢治，不想拖累阮銘又痛苦難耐的他就上吊自殺了，留下張紙懇請媽媽照顧阮銘。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阮銘開始和我們住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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