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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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會開始了。

這個會議對劍湫來講意義非凡，是她的“施政宣言”，也是團長價值的體現。“團長價值”是個比較籠統的概念，沒有具體數字和指標。但劍湫不同，她是演員，有演員的出發點和標準，是藝術的，是自我的。簡單地說，她當這個團長，就兩件事：排新戲和出新人。在劍湫看來，排新戲和出新人是一體的，是相輔相成的——將新戲排出來，成為經典名劇，名劇催生名角。反過來說，也只有名角才能將一個戲經典化——名角身上的光芒可以照亮一個戲，讓一個戲起死回生。

還是拿老戲做文章。當然也可以排新戲，新戲有新戲的好處，一張白紙，怎么畫都行。但風險也是明顯的，新戲缺少積淀，缺少歷史感，缺少厚重感，顯得淺，顯得薄，顯得倉促，壓不住。排老戲當然也不容易，像《梁山伯與祝英臺》這樣的經典劇目，經千錘百煉，是千萬人的心血結晶，每一個場景，每一個人物，每一句唱詞，甚至每一個表情，都已印刻在觀眾心中，特別是那些老戲迷，心里都有一場自己的戲，改一句都不允許，那是犯上作亂，是欺師滅祖，要跟你拼命的。所以，如果要排老戲，必須出新，不出新就不能“出彩”，不“出彩”就沒有表現力和說服力，就是“觸犯眾怒”，沒有好下場的。問題是怎么出新？大家都想出新，都想把老戲排出新花樣來，有誰做到了？誰能？

新排《梁山伯與祝英臺》，劍湫有自己的想法。按照劇團慣例，先開會討論劇本改編，這是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劇本“出彩”了，接下來就是演員的事。劍湫不擔心“演”的問題。

這天下午，討論會在劇團會議室舉行，參加人員主要是這么幾位：杜文燈和梅如煙是劇團顧問，重大的事，要邀請她們參加，她們的資歷在那里，威望在那里，藝術修養在那里，舞臺經驗在那里，她們的意見至關重要；主創人員包括主要演員和編劇，主要演員是劍湫和肖曉紅，再加一個編劇。好了，五位“首腦”到齊，可以討論了。

劍湫是召集人，也是主持人，她先發言。劍湫保留了原劇基本框架，主要做了四處調整：第一，充實了第一場“思讀”的內容，目的是突出祝英臺的性格，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知識，渴望自由，為后面情節的發展埋下“種子”；第二，拿掉“山伯臨終”那一場，她不讓梁山伯死，在戲里弄死一個人太容易，讓他活下去才難；第三，她將“樓臺會”和“祝父逼嫁”次序對調，“逼嫁”在前；第四，最后一場“哭墳”拿掉，梁山伯沒死，哭什么墳，改成“私奔”，她要讓祝英臺和梁山伯私奔，劇名就叫《私奔》。

劍湫說，這次改編就一個目的：讓這個戲現代起來，讓年輕觀眾走進我們劇場。就這么簡單。

有問題嗎？當然沒問題，戲曲的沒落是有目共睹的，讓年輕的觀眾買票走進劇場是所有戲曲從業人員的夢想。多么美好的愿望。

劍湫說完，會議室有很長一段時間的沉默。

最先發言的是杜文燈。杜文燈其實不想先發言，她眼角余光一直注意著梅如煙。梅如煙是演旦角的，演祝英臺是她的拿手戲，應該由她先開口。但梅如煙沒有開口，手一直扶著腦袋，一副“搖搖欲墜”的樣子。杜文燈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最先“表達自己不成熟的意見”，她說：

“《梁祝》原本是悲劇，這么一改，成了喜劇，年輕觀眾能不能接受？老觀眾能不能接受？這個我們要考慮。”

杜文燈提的意見太有道理了，《梁山伯與祝英臺》是經典悲劇，已經深入人心，改成喜劇，確實有風險，甚至是冒險。劍湫的“一根筋”體現出來了：

“這就是我要的效果，只有新，才能出其不意，才能險中求勝。如果還是按照老路子排，祝英臺還是原來的祝英臺，梁山伯還是原來的梁山伯。我要借這次改編，拿出一部不一樣的《梁祝》，塑造出不一樣的生角和旦角。”

杜文燈有點下不來臺了，但她是“老藝術家”，是前輩，不會跟晚輩“一般見識”的，更不會爭論，一爭論就輸了，她只是“微笑”——兩個嘴角的肌肉微微往上拉。在很多時候，“微笑”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武器。

在信河街劇團，劍湫演小生，肖曉紅演花旦。在舞臺上，生和旦是一個戲能夠成立的兩根柱子，是所有故事生根發芽的種子，也是所有故事生長的主干。可以這么說，生和旦是每出戲的魂魄所在，所有悲歡離合都因他們而產生。他們是《何文秀》里的何文秀和王蘭英，《西廂記》里的張生和崔鶯鶯，《屈原》里的屈原和嬋娟，《紅樓夢》里的賈寶玉和林黛玉，《梁祝》里的梁山伯和祝英臺，等等。在劇團里，生和旦的關系是微妙的，不僅僅在舞臺上，在生活中也是。很多時候，對于生和旦來說，特別是對于劍湫和肖曉紅這樣的演員來說，舞臺和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混淆在一起的，是說不清道不明的。

大家都轉頭看肖曉紅。劍湫說到這個份兒上，肖曉紅的態度就很重要了。可是，讓肖曉紅怎么回答？老實說，劍湫這么改，她接受不了，不“哭墳”了，不“化蝶”了，最經典的戲沒了，還是《梁山伯與祝英臺》嗎？她知道劍湫說的沒錯，如果按照老路子演，自己還是自己，祝英臺還是祝英臺，觀眾還是老觀眾，很難說有更加吸引人的地方，只有鋌而走險，才有可能出新。可她又不能直接說“我同意劍湫團長的改編方案”，不能說的，她也不愿意說。剛才杜文燈已經說了，她說得很“委婉”，只是問“年輕觀眾能不能接受？”“老觀眾能不能接受？”意思很明顯了，她是站在“年輕觀眾”和“老觀眾”的角度問劍湫。但是，肖曉紅也不能說“我不同意劍湫團長的改編方案”，她當然知道劍湫為什么要這么做，她是團長，要出戲，要出人，更要賺錢養活劇團，她需要“政績”。但無論怎么說，演祝英臺的人是她，她是旦角，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次改編，是為旦角改的，變化最大的人物是祝英臺，對她的挑戰也是最大的。作為一個演員，遇到的挑戰越大，內心越興奮，這是無法拒絕的，也不會拒絕，明知前面是懸崖也要撲過去的。所以，肖曉紅覺得怎么說都不合適，她用眼睛去看梅如煙，想聽聽梅如煙的意見。當然，也是轉移“目標”。但梅如煙不看她，依然微閉著眼睛，誰也不看，又好像誰都看了。

還是杜文燈發話了，“微笑”著對肖曉紅說：

“你是藝術總監，你談談感受。”

還有退路嗎？有人拿“槍”頂著后腦勺了。肖曉紅只能硬著頭皮上：

“我覺得，劍湫團長的改編，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是對的，一開始加強祝英臺追求自我、向往自由的性格，她能夠女扮男裝去杭州讀書，為后來的私奔打下很扎實的基礎。這么改編是出人意料的，又在情理之中。很討巧，也很有新意。”

停了一下，肖曉紅看了大家一眼，繼續說：

“我覺得，杜文燈顧問說的也很有道理。將悲劇變成了喜劇，特別是對經典劇目的改編，確實既要考慮年輕觀眾的感受，更要考慮老觀眾的感受。”

肖曉紅的發言就到這里了，什么都說了，又什么都沒有說。“支持”了劍湫，也“支持”了杜文燈，誰都沒得罪。這是她一貫的做事風格，既合情合理，又模棱兩可。

接下來是編劇發言，編劇站在杜文燈一邊。編劇的心態可以理解，改編劇本是他的事，劍湫將他的事干了，這不是砸他的飯碗嗎？當然不干。

這就形成了對峙。如果說肖曉紅屬于中立的話，杜文燈和編劇形成了一個陣營。這個時候，梅如煙的發言顯得尤為重要，她的態度不只是對藝術的討論，而且是“站隊”問題，是“政治立場”問題。

形成這個陣勢，有劍湫和肖曉紅的原因，但也不完全只是她們的原因。劇團的人都知道，劍湫和肖曉紅背后，各站著一個人——杜文燈和梅如煙。

問題復雜化了。就拿誰來當劇團團長這個事講，按道理，梅如煙肯定希望肖曉紅當團長，肖曉紅是她徒弟啊，是她一手帶出來的。而且，梅如煙也看得出來，肖曉紅對團長的位子懷有強烈的興趣，幾乎是躍躍欲試的。或許，正是肖曉紅這種態度刺激到了她，讓她覺得肖曉紅太不矜持了，太急了。還有一個原因，肖曉紅并沒有來找她。這是件很微妙的事。她想過了，如果肖曉紅來找她，表達對團長位子的渴望，她會站在肖曉紅這一邊嗎？會全力支持她嗎？梅如煙不知道。但有一點，如果肖曉紅這么做，自己會蔑視她。肖曉紅沒有來，招呼也沒打，更不要說商量了，這是什么態度？這是忽視，是目中無人，是根本沒把她這個老師當回事。豈有此理。所以，梅如煙在推薦表上，沒有打肖曉紅的鉤。她也沒有打劍湫的鉤。劍湫是杜文燈的學生，杜文燈已經當了團長，難道還讓她的學生接著當？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梅如煙誰的鉤都沒打，她棄權了。文化局領導找她談話時，她的話說得很好聽：在人事安排方面，我聽領導的。領導怎么安排，我都贊成。杜文燈也沒有在推薦表上打劍湫的鉤。不存在避嫌問題，站在她的角度考慮，劍湫確實不是團長的最佳人選。劍湫是自我的，是活在戲里的人，是按照戲中人物的性格和邏輯來做事的人，更主要的是，她也以這種方式來要求別人。這樣的人，是不適合當團長的，當藝術總監也不一定合格。藝術總監也需要與人溝通，需要站在對方的立場考慮問題。杜文燈知道，劍湫在生活中做不到。其實，在杜文燈看來，這不是最重要的。她沒有給劍湫打鉤，最大的原因在于，她根本沒想讓劍湫當團長，不可能讓她當。在她們這一行，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徒弟就是老師的天敵，徒弟就是用來取代老師的。多么不合理，多么心酸，多么殘忍，多么可怕。還有誰愿意當老師？事實是，對于戲曲這個行當來講，師承有時比天還大，而且，特別講究。老師必須收徒弟，名氣越大的角，越是要收，不收就是欺師滅祖。誰都是踩著老師走上來的，這是規律，誰也不能幸免。這個道理，杜文燈懂，她知道劍湫在藝術上勝過自己，在小生這個位置上取代了自己。自己那一頁翻過去了，是被劍湫翻過去的，是被自己一手培養起來的徒弟翻過去的，翻得很徹底，劍湫在藝術上走得比自己遠，比自己高。問題正在這里，杜文燈內心過不去的地方正在這里。她想，你劍湫已經擁有了藝術，得到了神靈的眷顧，難道還要爭團長這個位子？你不能什么好處都要，世上沒這么便宜的事。再說了，杜文燈還有一個小心思，如果劍湫當了團長，自己在生活中也將被她取代。杜文燈不愿意。杜文燈也沒有給肖曉紅打鉤。肖曉紅是梅如煙的徒弟，梅如煙沒有坐上的位子，她的徒弟也不可能坐。文化局領導找她談話時，她的態度跟梅如煙如出一轍，但表達方式跟梅如煙不同：我是一個即將退下來的人，我的態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劇團。推選上來的人要對劇團負責，而且有能力帶好劇團。這一點，我完全相信組織，一定能選出好團長。

梅如煙的發言是誰也沒有想到的，她“支持”了劍湫。她“醒過來了”，臉上浮現著“微笑”，說：

“我老了，退休了，頭昏腦漲，本不該來開會和說胡話。”

她說的這句話，當然指的是自己，可是，在座的人都聽得出來，也暗指杜文燈。她接著說：

“我這個顧問只是隨便掛個名的，沒做任何事，沒起任何作用。劇團叫我來參加會議，來點個卯，現在唯一能做的是出個態度。我支持劍湫團長做任何事。我自己做不了事了，不能阻礙劇團做事，更不能在邊上指手畫腳。”

話說得不能再明白了。杜文燈聽完，當即想離席，還想重重摔一下會議室的門。剛才梅如煙一鞭子打在她“要命的地方”了，梅如煙等于直截了當告訴她：這不是你的“地盤”了，你的“歷史”已經翻過去，新的“歷史”開始了。好或者不好，都屬于劍湫，你瞎操什么心呢？杜文燈當然不會中途離席，離席就不是杜文燈了。她當然不會同意梅如煙的話，但也不會直接跟她發生“沖突”，這么多年來，她們已經摸索出一套相處模式，不會當著大家的面“動手動腳”。她們是藝術家，是名角，是信河街名人，這是身份，也是自我要求，要體面，更要優雅。杜文燈臉上也泛出和梅如煙一樣的笑容，對著梅如煙，更是對著肖曉紅：

“我完全同意梅如煙顧問的話，更不會反對劍湫團長對新戲的改編。對于肖曉紅來說，這也是一次全新的嘗試，我只是提了一點不成熟的意見而已。”

這是典型的杜文燈方式。她不是一個話多的人，更不是一個會將話說死的人，她是話里有話，是有所指的。

劍湫太了解杜文燈和梅如煙的風格了，兩個人刀光劍影“斗”了半輩子，還沒有“停戰”的意思。有意思嗎？當然有意思。劍湫覺得，這種“角力”，差不多成了杜文燈和梅如煙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要，是她們的生活方式。如果缺少了對方，缺少了這種“角力”，生活就失去了意義。

不能說這種方式獨屬于演員群體，劍湫想，其他職業群體也應該有，但是，對于演員來講，這種方式更為普遍，更為猛烈。她們在舞臺上是戲中人，悲歡離合，相愛相殺，這個時候，她們是一體的，是彼此交融的。當她們走下舞臺，錯覺產生了：舞臺上的生活變成了現實，舞臺下的生活反倒成了虛擬，兩者混淆在一起了。反差出來了，不適應也出來了，必須有一個渠道來發泄這種不適應，必須有一個對立面來呼應這種反差。杜文燈和梅如煙如此，自己和肖曉紅何嘗不是如此？

劍湫是自信的，也是清醒的。她能夠站在舞臺中央，能夠成為名角，能夠成為頭牌，首先是遇到了杜文燈老師，得到好的傳承。如果一開始就把路走歪了，拐到歪門邪道上，是很難拉回來的。當然也跟她下的苦功分不開，刻苦很重要，但是，作為一個演員，理解更重要，理解是衡量一個好演員和差演員的重要標準，是進入戲曲內部的鑰匙。只有學會了理解，演員才能想象，才能飛翔；也只有學會了理解，才能體現出時代氣息，才能演繹出與上一代演員不同的品質，才能在舞臺上找到自己，才能在角色中融進自己；更主要的是，也只有如此，才可能吸引年輕觀眾，才可能引起年輕人共鳴，年輕人才愿意走進劇場，戲曲才有未來，作為一個演員，才有更長的藝術生命。

這差不多是劍湫對戲曲的全部理解了。她還沒有能力形成系統的理論，她的理解是從感性出發，是從實際出發，是從排練和演出中體會出來的。她這么想，也這么做。劍湫看了看會議室里的人，說：

“那就先排起來吧。”

團長“拍板”了，該說的話說了，該留的余地留了。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