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在武漢

武漢，這個號稱“九省通衢”的華中最重要的城市，當時已成為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中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后，國民政府的軍政機關大部分遷到這里。全國性的救亡團體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這里。《全民周刊》、《抗戰》（以上兩個刊物不久合并為《全民抗戰》）、《抗戰文藝》、《戰地》、《自由中國》等進步刊物紛紛在武漢出版，使這里的政治空氣十分活躍。中國共產黨在這年九月間已派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分來到武漢。十月，成立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十二月初，葉劍英和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部分成員從南京撤退到武漢。不久，八路軍辦事處遷到漢口舊日租界中街八十九號大石洋行，由錢之光任處長。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機關刊物《群眾》周刊，十二月十一日已在漢口公開出版；機關報《新華日報》也緊接著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于漢口公開出版。

周恩來同王明、博古、鄧穎超等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到武漢的。二十一日晚，王明、周恩來、博古同蔣介石會談，蔣介石提出要留王明“在漢相助”。長江局的工作由王明主持。周恩來作為長江局副書記和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人，主要是負責統一戰線方面的工作。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正如毛澤東這年十月間所說：“國共合作是這個團結的基礎。”從國共關系來看，兩黨合作已經建立起來，并在一段時間內有了較融洽的合作氣氛，但沒有共同的政治綱領和合作的組織形式。這兩個問題，便成了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中的主要內容。

當王明、周恩來、博古十二月二十一日晚同蔣介石第一次會談時，周恩來對成立兩黨關系委員會、決定共同綱領、擴大國防參議會為民意機關等問題提出具體建議。“蔣當面答復：所談極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見好轉，彼所想的亦不過如此”，并且表示：“外敵不足慮，他欲前進困難愈多，（我國）軍事雖失利并不足慮，只要內部團結，勝利定有把握。”第一步似乎開始得很好，前景仿佛很樂觀。但事實上，對共同的政治綱領和合作的組織形式這些主要問題，國民黨領導人并無意解決。他們對改善國共關系，只準備采取有限的、局部的措施，那就是邀請共產黨人參加個別部門和個別機構。

一九三八年初，國民政府改組軍事委員會，下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四個部。蔣介石任命陳誠為政治部部長，并要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為此，陳誠親自登門相請。同時，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也表示要周恩來到行政院任職，并由行政院副院長張群出面相邀。蔣介石做出的另一姿態，是邀請共產黨人參加國民參政會。一月上旬，周恩來向國民黨提出擴大國防參議會為民意機關的具體建議。他說：為了動員和組織全民參加抗戰，采納各種抗日的好建議，要有一個民意機關，既要有國共兩黨、救國會、國社黨等以及無黨派人士參加，也要吸收其他堅決抗日和真正代表民意的分子參加。各集團軍亦可派代表參加，以增加堅持抗戰分子在政府和軍隊中的力量。蔣介石表面上采納了這個建議。七月一日，國民參政會成立。中共方面的參政員共有七人：毛澤東、王明、博古、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除毛澤東請假外，其他六人都參加了國民參政會的第一次會議。

對改善兩黨關系的一些根本性問題，蔣介石仍采取拖延態度，或者不明確表示態度，或者答應了又改口變卦，使兩黨關系難以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那個同蔣介石當面商定的兩黨關系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開得仿佛很順利，并且決定由周恩來、劉健群來起草兩黨共同綱領。但到第二次會議時，情況就起了變化。周恩來把他起草的共同綱領草案拿了出來，國民黨方面的代表卻要把它移到下次再談。以后，雙方代表雖繼續磋商，國民黨中央卻始終沒有表示正式意見，共同綱領問題事實上被擱置起來，兩黨關系委員會形同虛設。

至于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中國共產黨曾考慮可以有三種形式：“a．恢復十三年（即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大時）的形式，使國民黨改為民族革命聯盟，其他黨也加入；b．建立共同委員會，在中央、各級共同討論；c．現在這種形式，遇事協商。”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兩黨的關系仍在原地踏步：采取遇事協商、隨時約見的辦法，主要在周恩來和蔣介石之間進行。由于蔣介石這時表面上還采取維護國共合作的姿態，周恩來利用這種形式，在反對一黨專政、擴大民主成果方面還是取得了一點小的進展。

新的風波很快就起來了。領頭掀起這場風波的是國民黨的CC系、復興社。他們在一九三八年初突然發動一場鼓吹“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宣傳運動，鼓吹“今天國民黨外的一切黨派，都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二月六日，中共代表團與長江局聯席會議，針對《掃蕩報》等掀起的這場風波，決議：“起草向國民黨建議書，指出取消各黨派、限制信仰的錯誤，提議建立民族革命聯盟，以更加鞏固統一戰線，并先電中央及國際請示。”這是一場試探性的攻勢。鑒于時機還不成熟，以后一段時間內，國民黨報刊上這類宣傳內容確實減少了，但他們的一黨專政的思想并沒有什么改變。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紀念孫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時，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一篇題為《怎樣紀念孫先生的偉大》的文章，通過回顧歷史教訓，闡述了國共兩黨合作的重要意義。他說：孫中山先生的一個偉大特點，就是善于聯合各種革命力量。“他根據每一個時期革命的需要，能將當時各種革命力量革命組織，特別看重的是群眾組織聯合一起，共同努力！”“這種偉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極端需要的。”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認為這個綱領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十大綱領基本上是一致的，應該“堅決贊助其實現”，“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國民黨定出一個更完善的綱領，而是站在主動的積極地位，幫助國民黨實施這個綱領，在實施中發展與提高它”。國民黨這次代表大會還宣布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當周恩來二月十日會見蔣介石時，陳立夫曾提出能否在兩黨以外組織一個由雙方共同參加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作為合作的一種辦法。由于對國民黨的實際意圖還不了解，周恩來沒有立刻表示態度。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共代表團說：“我們黨對國民黨一切口頭上要做的好東西，如擴大國民黨、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都應該采取積極贊助的態度。”“如果國民黨不管我們的贊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所說的話實現起來，或把原來企圖進步的東西變壞，如青年團變為特務機關，那人家決不會責備共產黨的贊助不好，而只會罵國民黨的頑固派混蛋。”周恩來還同蔣介石就承認并擴大陜甘寧邊區、補充并擴編八路軍和新四軍這兩個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同樣都沒有結果。關于邊區問題，周恩來等提出過多種方案。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他們致電中共中央說：“今日見蔣，對邊區借口各縣是國共兩黨縣長并存制，有拖延意。”由于邊區和八路軍、新四軍擴編問題長期拖延不決，六月十九日，周恩來經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后，寫出十條書面意見，送交蔣介石。這十條意見，除堅持持久抗戰、擴大民主權利等外，對邊區和八路軍、新四軍問題提出了以下要求：一、請明令劃定延安等二十三縣為陜甘寧邊區，組織邊區政府，直屬行政院，并請委任林祖涵（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二、請擴編第十八集團軍為三軍九師，所屬游擊部隊按各戰區所屬游擊部隊同等待遇；三、請增編新四軍為七個支隊；四、請依同等待遇，按時補充第十八集團軍、新四軍以槍械、彈藥、被服、糧秣及衛生、通訊、交通等器材。但對這樣合情合理的要求，蔣介石的態度仍是敷衍搪塞。七月二十六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說：“日前與林（伯渠）同見蔣后又見何（應欽）”，“對擴大八路軍事，他們借口二百師已滿額，只允給其他名義，不愿給師的番號”。周恩來在武漢時期同蔣介石的這段談判，進行得異常艱苦。因為日本侵略軍隊正繼續向中國內地擴大進攻，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在表面上一直做出愿意合作的姿態，實際上卻對黨權、政權、軍權始終緊抓不放。盡管周恩來抱著很大的誠意，做出重大的努力，兩黨關系在表面上還能維持和好相處的局面，但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而新的危機卻在悄悄地潛伏并滋長。

周恩來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是抗戰初期國共合作中的一件大事。這年三月下旬以后，周恩來在武漢時期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用來做這方面的工作，白天他在政治部辦公，晚上才回八路軍辦事處去。

這件事在開始時也經歷了一段曲折。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下面設四個廳，第三廳是管宣傳的。蔣介石想請剛從日本歸來的郭沫若當廳長。蔣介石為什么要這樣做？第三廳主任秘書陽翰笙回憶說：“蔣介石他們的如意算盤想得很美：有周恩來、郭沫若這樣眾望所歸的人物，又通過郭老延攬大批文化、學術、文學藝術各界著名人士，同時將三廳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讓周恩來做空頭副部長，郭沫若做空頭廳長，既裝璜了門面，又羈縻了人才，這便是蔣介石心目中的‘改組政府機構’。”郭沫若和文化界許多進步人士，最初不愿到這樣一個機構去工作，認為在國民黨控制下，第三廳辦不成什么事情。郭沫若還表示：“在國民黨支配下做宣傳工作，只能是替反動派賣膏藥，幫助欺騙。”“讓我處在自由的地位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們是不會原諒我的。”周恩來耐心地做了許多說服工作，對他們說：要知道第三廳是個政權組織，政權組織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們不能小看它。全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要求政府改組，政權公開。國民黨就是寸權不讓，死不公開。為什么？他說是要一黨專政嘛！我們如果有一個政府機構，哪怕是很小的機構，也可以利用它為全面抗戰做許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到前線去，到后方去，去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使大家團結起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現在許多人想到前線去工作，去拍新聞片，國民黨就是不允許。如果沒有他們司令長官的同意，他們就可以說你是漢奸，把你槍斃或活埋了。我們拿著三廳這個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義，組織團體到前線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鄉村去，公開地、合法地、名正言順地進行宣傳，既可以宣傳民眾，也可以宣傳士兵。政權機構的重要性就在這里，我們的工作意義就在這里。大家應該熱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參加第三廳的工作。

他又對郭沫若說：“考慮是可以的，不妨多多聽聽朋友們的意見。在必要時我們也還須得爭取些有利的條件。但我們可不要把宣傳工作太看菲薄了。宣傳應該把重點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寧肯做第三廳廳長，讓你做副部長啦。不過他們是不肯答應的。老實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郭沫若是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后，在起義軍南下途中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但他的黨員身分并沒有公開。起義失敗后，他經周恩來同意，流亡日本。在日本十年期間，對歷史學、文學、古文字學等都做出了優異的成績，而同黨的組織中斷了聯系。抗戰爆發前夕，蔣介石為了想借重他的聲望和影響，請他回國，取消對他的通緝令。回國后，郭沫若恢復了黨的關系。經過周恩來的說服，他同意擔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但希望能以共產黨員的身分公開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來又勸勉他服從黨的需要，還是以非黨人士身分，忍受住內心的“寂寞”為好。郭沫若服從了黨的決定，仍以進步文化人士的身分來領導第三廳的工作。

蔣介石原來的打算是讓周恩來和郭沫若當“空頭副部長”和“空頭廳長”，因此又安排劉健群來當第三廳的副廳長，想由他來掌握第三廳的實權。這件事關系重大，郭沫若采取斷然拒絕的態度。他對陳誠說：“劉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讓他做廳長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陳誠竟回答：“你的大名是連借用一下都不允許的嗎？”1938年3月2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十四次部務會報記錄

由于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周恩來和郭沫若在三月二十八日才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務會議。郭沫若在會上報告說：第三廳正在加緊籌備，決定四月一日開始辦公；第三廳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舉行抗戰擴大宣傳周。四月四日上午，周恩來代行主持的政治部第十六次會議上，郭沫若報告道：本部主辦武漢各界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周，自本月七日起開始。工作部門分文字、宣講、歌詠、美術、戲劇、電影、游行等。張志讓、田漢、范壽康又分別作了一些具體說明，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而這只是第三廳成立的第四天。七日，繼續由周恩來主持的政治部第十七次會議上，范壽康又代表第三廳報告：定于本日下午七時召集武漢各界舉行火炬大游行。于是，聲勢浩大的抗戰擴大宣傳周開始了！

這是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所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抗日宣傳活動。怎樣搞好這次宣傳？周恩來早就同第三廳一起進行了多次的研究。他說：這次擴大宣傳，一要擴大宣傳的對象，二要擴大宣傳的范圍。要深入到勞動階層中去，要到工廠農村里去，到前線，到戰壕里去，去提高廣大工農的抗戰意識和鼓舞激勵戰士們的殺敵情緒。文字宣傳要力求具體通俗和生動；口頭宣講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藝術宣傳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周恩來要求大家注意各階層民眾覺醒和了解程度的不同和情緒的差異，針對不同對象提出易于觸動他們的口號。街頭標語要多用易于使人記憶的語句。無論漫畫、電影、演劇都要使人看了聽了印象深刻，難以忘懷。要使看戲的、聽唱的感動得當場落淚，興奮得矢志報仇。宣講隊都要做到本地人與外省人滲入組合，宣講要注意對象，說出他們能懂的話，提出他們可以接受和可做到的辦法。應該印發小型的宣傳刊物及畫報迅速輸送前方；必須派宣傳隊分赴前線慰勞；必須募集藥品和經費支援前線和傷兵；要做好救濟兒童和救濟難民的工作；而且還要使這次抗戰宣傳擴大到敵占區和敵人的隊伍中去。擴大宣傳周在四月七日至十二日舉行。周恩來在開幕式上發表演說，號召抗戰宣傳第一要深入，第二要擴大。要把武漢的擴大宣傳周擴大到全國去，武漢要做全國宣傳工作的模范。同天，他為《新華日報》寫了題為《怎樣進行二期抗戰宣傳周工作》的專論。

宣傳周的六天中，每天有一個主要節目，如歌詠日、美術日、戲劇日、電影日、漫畫日等。它的第一天，恰好傳來魯南臺兒莊大捷的消息，武漢三鎮舉行了十萬人的火炬游行。幾十個演劇隊和幾百個口頭宣傳隊深入武漢三鎮大街小巷、工廠、碼頭、郊區農村進行抗日宣傳。上萬人的歌詠游行使雄壯嘹亮的抗日救亡歌聲響徹了整個武漢上空。抗日畫燈火炬游行和夜晚幾百條船相連數里的水上火炬歌詠游行，蔚為壯觀。劇院、電影院全部上演抗戰話劇、抗戰戲曲、抗戰電影，免收門票，特別招待傷兵和難民。還把抗戰電影用卡車送到從來沒有見過電影的農村中去，配合講演。盡管最后一天準備舉行的六十萬人大游行，被國民黨當局用發出假空襲警報的卑劣手段驅散，但經過幾天的擴大宣傳活動，武漢三鎮的人民確實沸騰起來了。在刀光血影下幾乎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又重新煥發出大革命時期那種熱氣騰騰的革命氣息。

對這次宣傳周中的火炬游行，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有過一段生動的描寫：

“參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漢三鎮，怕有四五十萬人。特別是在武昌的黃鶴樓下，被人眾擁擠得水泄不通，輪渡的乘客無法下船，火炬照紅了長江兩岸。唱歌聲、爆竹聲、高呼口號聲，仿佛要把整個空間炸破。武漢三鎮的確是復活了！誰能說人民是死了呢？誰能說鐵血的鎮壓可以使人民永遠窒息呢？那是有絕對彈性的氣球，只要壓力一松，它不僅立即恢復了原狀，而且超過了原狀。”但抗戰的局勢還在繼續惡化。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六月十二日安慶陷落，武漢情勢日見緊張。六月下旬，周恩來領導第三廳制定了大規模進行“七七”周年紀念活動的計劃。通過紀念活動，更深入廣泛地發動群眾。用周恩來的話說，就是要喚起每一個老百姓的抗戰意識，進一步推動全民抗戰。紀念活動除組織宣傳隊、歌詠隊、演劇隊、放映隊、化裝表演車在街頭里弄、碼頭工廠、傷兵醫院和武漢近郊宣傳，舉行抗戰畫展和木刻畫展外，有兩件很重要的活動：一件是組織慰勞團到各戰區慰勞將士，一件是廣泛發動“七七”獻金。

“七七”獻金的目的，首先不是為了募錢，而是通過宣傳募捐來激發老百姓的愛國熱忱和抗戰決心。在三廳成立前，政治部也搞過三天募捐，結果才募得四千元。這一次卻不同了。通過廣泛的宣傳發動，武漢人民對獻金的反應十分熱烈。周恩來和中共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全體成員組成“中共獻金團”，到漢口江漢關獻金臺前參加獻金。周恩來將他當月政治部副部長的薪金二百四十元全部獻出。毛澤東從延安打來電報，獻出他的國民參政員的月薪。遠在華北前線的八路軍將士把他們在“七七”那天節食素餐省下的一千元菜金，交中共代表團獻出。短短五天內，參加獻金的達五十萬人以上，獻金總額超過一百萬元。陽翰笙描述當時這種盛況：

“七號這天早上，獻金臺周圍已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人們爭先恐后地前來獻金。獻金中有紙幣，有銀元，有銅板，有銀元寶；還有耳環、手鐲、戒指、珠寶等金銀首飾，后來發展到獻銀盾、銀盤、獎杯，還有藥品、衣服、食品等等。”“我們在武漢三鎮共設了六座獻金臺，每臺八個工作人員，后來增加到二三十個工作人員還應付不了”，后來“又增設了十幾個流動獻金臺。來獻金的人中，有工廠的工人，有郊區的農民，有船員，還有人力車夫、店員、小販、甚至還有乞丐”。“乞丐教養所全體乞丐絕食一日，把節約下來的錢捐獻。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萬！勞苦大眾捐獻的這一點一滴的血汗錢，這不是錢，是他們對敵人的仇恨，是對勝利的希望！”“當時有人說：‘這次獻金是中國興亡的重大測驗！測驗的結果，中國不會亡！中國一定復興！’獻金運動的偉大成果又給了人們極大的鼓舞和信心。”第三廳成立后，還建立了十個抗敵演劇隊和四個抗敵宣傳隊，準備分赴各個戰區的前線。它的成員主要是從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十二個救亡演劇隊和被國民黨強迫解散的“民族解放先鋒隊”、“青年救國團”等很有影響的救亡團體中選拔組成的。左抗敵演劇隊的成立大會上，周恩來鼓勵全體隊員：“宣傳方法和形式要合民眾的口味。你們要入鄉隨俗，老百姓才能喜聞樂見，才能收到宣傳的預期效果。你們是演劇隊、工作隊，也是戰斗隊，除了演戲，還要做許多工作。”

除演劇隊和宣傳隊外，第三廳的直屬文藝團體還有一個兒童劇團。這是上海一些兒童在一九三七年九月組織起來的，經過長途跋涉，沿路宣傳，來到漢口。它共有二十二人，最小的才八歲，大多是十一二歲，年齡最大的團長也只有十六七歲。周恩來知道后，兩次要鄧穎超去看望他們，在經濟上給以接濟。周恩來自己也找他們聚談。他滿懷深情地對孩子們說：兒童是社會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戰爭中的一支小生力軍。眼前的事實，你們的行動，都證明了這一點。周恩來勉勵孩子們要有“救國、革命、創造”三種精神。“要一手打倒日本強盜，一手創造新中國。”演劇隊、宣傳隊成立后，同孩子劇團一起，在曇華林進行集訓。內容有政治學習、業務準備和軍事訓練。集訓結束時，周恩來向他們講話。他說：現在許多老百姓還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下，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打來了的消息。邊遠地區的民眾還不懂得為什么抗戰。只有全國老百姓都動員起來，才能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他再次勉勵他們要深入民眾，做好抗戰的政治動員工作。孩子劇團因為年齡小，留在后方活動。演劇隊、宣傳隊分赴各戰區前，周恩來又叮囑各隊負責人：要利用合法身分，爭取自立條件，獨立開展工作。

這些其實只是周恩來在武漢工作中的一部分。在這樣緊張繁雜的工作中，周恩來始終是那樣精力充沛，舉重若輕。他的工作總是那樣有條不紊，有著極高的效率。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用強烈的詞句表達他對周恩來的欽佩和贊嘆。他寫道：“我對于周公向來是心悅誠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發條的一樣，有條有理地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發出和諧而有力的律呂。”

除了同國民黨談判和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工作以外，周恩來還在武漢同社會各界人士進行廣泛的接觸，取得重大的成功。

這是中國共產黨經過十年內戰的長期隔絕狀態后，重新同外界進行公開的接觸。那時，許多人都對中國共產黨懷著很大的興趣，想看一看它是不是真如過去反動宣傳所說的那樣“十惡不赦”，也很想知道它的真實情況和具體主張。于是，在武漢的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便成為外部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窗口。

周恩來由于歷史原因，在國民黨上層和愛國民主人士中本來就有很多朋友。這次，他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武漢來，同各方面從容周旋，重敘舊情，廣結新交，開誠合作，向他們誠懇地說明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他接觸的面是那樣廣，包括各類政治態度很不相同的人；結交的朋友是那么多，并且贏得他們的信任和尊重。這就使許多人縮短了同中國共產黨的距離，或者同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接近起來，從而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開拓出一個嶄新的局面。

對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工作，周恩來十分重視。作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副部長，他同陳誠、邵力子、張治中等接觸較多，對他們當時的政治傾向有著影響。

馮玉祥是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他是原西北軍的領袖，是國民黨內的主戰派。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戰后，他同蔣介石的矛盾加深，曾寫信給劉湘說：我同共產黨交朋友，沒有吃過虧；同蔣介石拜把兄弟，可弄得我好慘，請以我為鑒。在他身邊，也有幾個共產黨員在工作。抗戰爆發后，蔣介石雖先后委任他擔任過第三戰區和第六戰區的司令長官，但沒有給他指揮實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他遷居武漢后，到處發表演說鼓吹抗戰，還請人辦了《抗到底》、《抗戰畫刊》兩種刊物和一個出版抗戰圖書的“三戶印刷所”。一九三八年二月七日，周恩來通過鹿鐘麟向馮玉祥表示：擬請一見。馮玉祥最初還有些顧忌，托鹿鐘麟代為表示：“因外間耳目眾多，不便相見，惟努力作不見面之默契可耳。”白崇禧也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的主戰派。他是桂系的領袖之一。軍事委員會改組后，出任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部長，同周恩來常常見面。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廣西學生軍開赴前線，路過武漢，他邀周恩來向學生軍作講演。三月上旬，日本侵略軍在津浦鐵路北段大舉增兵，企圖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戰場。白崇禧奉派去徐州協助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作戰。他在行前把周恩來和葉劍英請到他的寓所，請教對敵作戰方針。周恩來建議：在津浦鐵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兩個集團軍在新四軍第四支隊的配合下，采取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為輔的聯合行動，運動于遼闊的淮河流域，使津浦鐵路南段的日軍時時受到威脅，不敢貿然北上支援南下日軍；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方針，守點打援，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白崇禧對周恩來的這個建議深為贊賞。他到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時，基本上采納了周恩來這個建議。川軍將領、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鄧錫侯一九三八年三月從河南前線到武漢。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他，希望川軍能同八路軍、新四軍協同作戰。鄧錫侯回河南前線后，曾派人給河南確山縣竹溝鎮的新四軍八團隊留守處送去一批彈藥。以后，他的部隊移駐鄂北，又經常在槍枝、彈藥和物資上支援新四軍。

對滇軍將領，周恩來也做了許多工作。他在武漢會見滇軍第一八四師師長張沖（與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同名——編者注），并答應張沖的要求，派共產黨員薛子正去擔任他的秘書（后任參謀長）。張沖以后秘密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這些工作，對全國解放戰爭后期川、滇將領的起義起著重要的作用。

第七十七軍副軍長何基灃，七七事變發生時是第二十九軍旅長。在盧溝橋打響第一槍的，就是他所屬吉星文團。一九三八年初，何基灃到武漢。周恩來把他請到八路軍辦事處，稱贊說：“南京中山陵出了個剖腹明志的續范亭將軍，盧溝橋上出了個堅決抗日的何基灃將軍。”并代表中共中央歡迎他到延安去看看。經過周恩來的安排，何基灃在二月間秘密前往延安，受到毛澤東等的接見。離開延安前，他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一九三九年一月，被批準為中共秘密黨員。對其他各黨派人士，周恩來都保持著密切的交往。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每周都到漢口中央銀行樓上同救國會的沈鈞儒、史良、鄒韜奮、李公樸，國社黨的張君勱，青年黨的左舜生等聚商國是，向他們介紹國共談判的情況，分析政治形勢，也聽取他們對時局的意見。通過這種經常的開誠交談，使他們逐漸增進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為他們中很多人以后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打下了基礎。

鄒韜奮是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他所主辦的《生活》周刊和生活書店，在全國、特別是青年中有著極大的影響。周恩來在武漢第一次同他見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樣。他對鄒韜奮說：“我們還沒見面的時候已經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國會的抗日主張和我們是一致的，愛國七君子的風節我是很佩服的。”談話中，周恩來關切地詢問他出獄后的身體和家庭情況，向他分析抗戰的形勢和任務，指出：“現在我們一起奮斗，以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將來，我們還要共同努力，以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臨別時，周恩來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請你們記住，愛國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無論什么時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請隨時提出來，我們共產黨一定會盡可能地幫助解決。”周恩來的熱情強烈地感染了鄒韜奮。他后來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說：“周恩來先生的確是我的良師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對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書店，錢俊瑞、徐雪寒等主辦的新知書店，李公樸、黃洛峰等主辦的讀書出版社，周恩來十分關心。生活書店在抗戰爆發前，總店在上海，分店只有廣州和漢口兩處；抗戰爆發后，不到一年，全國分店已達五十余處，總店先后移往漢口和重慶。新知書店和讀書出版社也都移往后方。這三家書店中有不少共產黨員在那里工作，黨組織經常給以具體的指導和幫助。他們出版的許多進步書籍，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胡繩的《辯證唯物論入門》，對引導青年進步和走向革命產生了重大作用。

當時從各地來到武漢的文化界人士很多，有著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不可能把他們都容納進去。周恩來在籌組政治部第三廳的同時，積極推動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把云集武漢的眾多的文化界人士團結起來。為了這件事，周恩來特地拜訪馮玉祥，請正在他那里幫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來主持文協。老舍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別妻離子從濟南只身流亡到武漢的。他曾說過：“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誰真正的抗戰，我就跟著誰走。我就是一個抗戰派。”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周恩來、郭沫若、馮玉祥等都出席了成立大會。大會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為總主席，周恩來、蔡元培、羅曼·羅蘭、史沫特萊等十三人被推為名譽主席團成員。周恩來在會上發表熱烈的講演。他說：“今天到會場后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他還說：這種“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團結，象征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一定可以凝固地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地高興能與這么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只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么親密，這么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兒工作。他說，必須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寫些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發展。最后（他眼中含著淚）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十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于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掌聲送他下樓）”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創刊時，周恩來在一月九日為它題詞：“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不久，他又約見《群眾》周刊副主編許滌新等，對他們說：“《群眾》的編輯方針，同《新華日報》毫無二致，差別是在于《群眾》是黨刊，是理論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發，要更多地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幫助廣大讀者理解抗日戰爭的正義性，理解抗日戰爭勝利的必然性。同時，還要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去批判當時一切不利于抗戰以至破壞抗戰的反動謬論。”由于經常接見來訪記者或舉行記者招待會，周恩來同武漢的新聞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系。三月，《大公報》著名記者范長江在漢口發起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周恩來同他們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四月，范長江同數十名記者到津浦鐵路前線采訪，經歷了臺兒莊大捷和徐州會戰。五月下旬，回到武漢。《新華日報》舉行盛會歡迎他們。周恩來臨時因事沒有出席。二十六日，他寫信給范長江說：“長江先生：聽到你飽載著前線上英勇的戰息，并帶著光榮的傷痕歸來，不僅使人興奮，而且使人感念。聞前線上歸來的記者們正在聚會，特馳函致慰問于你，并請代致敬意于風塵仆仆的諸位記者。”那時郭沫若還辦了一張《救亡日報》。這是他從日本歸國后，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名義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在上海創辦的。他自己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滬戰告急時，周恩來通知郭沫若：上海淪陷后把《救亡日報》遷到廣州去出版，繼續由夏衍負責。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夏衍到武漢向周恩來匯報《救亡日報》的工作。周恩來詢問了報社情況、報紙銷路以及各方面對報紙的反映后，對夏衍說：“問題不單在銷數，而在于讀者敢不敢看你們的報和喜歡不喜歡看你們的報。這張報紙是以郭沫若為社長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機關報，這一點規定了你們的辦報方針。辦成像國民黨的報紙一樣，當然不行。辦成像《新華日報》一樣，有些人就不敢看了。總的方針是宣傳抗日、團結、進步，但要辦出獨特的風格來，辦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歡看的報紙。”周恩來還說：“要好好學習鄒韜奮辦《生活》的作風，通俗易懂，精辟動人，講人民大眾想講的話，講國民黨不肯講的，講《新華日報》不便講的，這就是方針。”夏衍努力按照周恩來這個指示去辦。《救亡日報》在華南，在香港，在海外，在廣泛的社會階層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周恩來在武漢的時間還不到一年，但通過他范圍廣泛的活動，結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使很多人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團結、進步的主張，從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這就為中國共產黨在廣大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不僅在當時對動員廣大群眾參加抗日戰爭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而且對以后全國解放戰爭中第二條戰線的開辟和一部分國民黨將領的起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周恩來在武漢從事的統一戰線工作，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也收到顯著的效果。

在中共代表團到武漢以前，中國共產黨同蘇聯以外的國際社會基本上處于隔絕狀態。只有埃德加·斯諾等很少幾位外國朋友到過陜北，向國外作了報道，幫助各國人民了解一些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中共代表團到武漢后，這里既有常駐的外國使節，有來自全球的各國記者，還常有一些外國團體和人士前來訪問。這就大大擴展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接觸面。中共中央長江局設立由王炳南負責的國際宣傳組，這項工作也歸周恩來領導。周恩來指示他們：對在武漢的四十多名外國記者要保持經常的聯系，凡中共代表團舉行記者招待會時都邀請他們參加；向他們提供《新華日報》的新聞資料，這些資料由于及時和準確，往往比國民黨通訊社的資料更受到外國記者的重視；同在武漢的外國機構建立聯系；對國民黨接待的外國友好人士和進步團體，也要盡可能參加接待。周恩來自己同在武漢的外國朋友也保持頻繁的接觸。他不僅同斯諾、史沫特萊、鹿地亙夫婦、愛潑斯坦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并且同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等也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到武漢訪問或參加援華工作的外國朋友，有些人后來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給了重要的幫助。

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由白求恩大夫率領的加—美醫療隊來到中國。一個深夜，周恩來在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他。周恩來用熟練的英語向他表示歡迎，并介紹了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因為白求恩急于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去，周恩來就囑咐王炳南，為白求恩一行去延安作出安排。這樣，便開始了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在中國的不平凡經歷。

四月，荷蘭著名電影工作者伊文思到達武漢。他是受宋美齡邀請來華拍攝新聞紀錄影片的，他又是個荷蘭共產黨黨員。周恩來到旅館去看望他。伊文思后來說，經過交談，他發現周恩來“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而且也精通軍事和文藝，是一個興趣極廣的人”。六月，長期在華工作的新西蘭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從上海到達漢口，同斯諾等人籌備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簡稱“工合”）。他們計劃在全國組織三萬個工業合作社，希望得到包括國民黨政府在內的各方面的資助。周恩來和中共代表團積極支持他們的活動。八月，“工合”總會在漢口正式成立，艾黎以技術顧問的名義主持實際工作。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內外進步人士的支持下，“工合”迅速發展成為有著一定國際影響的社會團體。

九月二十九日，印度援華醫療隊到達漢口，他們中有愛德華、柯棣華、巴蘇等大夫。十月七日，周恩來第一次會見他們。巴蘇大夫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我們去看望周恩來同志，他正在辦公室里舉行記者招待會，屋里擠滿了新聞記者，大部分是外國人。我們在一個角落里坐下，傾聽著他透徹地分析中國的軍政局勢，以及闡明怎樣通過全面發動群眾抗擊敵人。他現在是政府軍事委員會群眾動員部門的負責人，所以他非常忙。他侃侃而談，精力充沛，學識淵博，長著一對機靈、謹慎的眼睛，還有中國少見的濃眉。看來他好像連每天刮臉的時間都沒有。電話和通訊員不斷地打擾著招待會。”“見到我們，并得知我們要去八路軍那兒，他顯得非常高興。他說八路軍將會給我們最熱烈的歡迎。”十月十日，周恩來再次會見他們。巴蘇這天的日記中寫道：“在爪哇支隊舉行的盛大宴會上，我們全體再次見到了葉劍英將軍和周恩來同志。醫生、護士、外科助手乃至軍醫署長和市紅十字會的大夫，也普遍洋溢著歡快的氣氛。我們這些印度人也從救護工作中解脫出來，沉浸在歡樂之中。”“在全體來賓中，周恩來同志是唯一莊重的人。我有機會從很近的地方觀察他。最吸引我的，是他那機敏、聰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即德國友人安娜利澤——編者注）同志說，二十年后，我們將會為曾經與他結識感到驕傲。我補充道：‘干嗎這么晚呢？此刻我們就感到驕傲。'”周恩來和中共代表團在武漢進行的國際交往，無論對當時和后來都有著重大的影響，并為中國共產黨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基礎。

中共代表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這些都是公開的工作機構。在內部，還有著負責指導整個南方的黨的工作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周恩來擔任著長江局副書記。他白天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辦公，晚上就回到八路軍辦事處，參加長江局的會議，并處理有關的工作。

長江局一成立，首先面對的任務，便是要恢復和加強南中國各省的共產黨組織。在抗戰前，由于十年內戰期間國民黨的殘酷鎮壓和幾次“左”傾冒險主義造成的惡果，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共產黨組織已遭到普遍的破壞。除了十四個游擊根據地保存一些黨的力量以外，在整個國民黨統治區，只留下北方局所屬組織和上海、西安等地保存下來的部分組織，其他都已被摧毀殆盡，有黨的關系的黨員為數極少。抗日戰爭爆發后，一批由中共中央自陜北派出的、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和愛國救亡運動的、還有這時經組織營救出獄的黨員分散到各地，但人數仍很少。這同全國蓬勃發展的抗戰形勢顯然是極不適應的。如果不首先把各省的黨組織恢復或加強起來，就談不上開展黨的工作。

從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這一年間，在南中國先后建立共產黨省委或省工委的，有河南、湖北、江蘇（以上三省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前建立的）、四川、湖南、廣西、貴州、安徽、廣東、云南、浙江、江西、福建十三省。黨員人數到一九三八年九月已發展到六萬七千七百八十人（軍隊中的黨員未計算在內）。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入黨的黨員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除一部分到陜北和敵后抗日根據地外，其他的逐步成長為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各方面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在長江局內部，這一項工作由博古主持。周恩來對南方各省的狀況十分熟悉，在這方面也有不少貢獻。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來為長江局起草致中央書記處電，提出對四川工作的意見。電文中說：“四川已無疑地成為抗戰最后根據地，成為連接西南和西北的樞紐，而且很快的會變成全國各黨派、各實力派爭奪的中心”，而“目前黨的工作卻極落后”，因此，應該“迅速加強四川黨的工作”。中國共產黨在南方領導的武裝斗爭，最重要的是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和新四軍的組建并東進抗日。這項工作由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領導。一九三八年一月，東南分局在南昌成立。它受中共中央和長江局雙重領導，書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一月十一日，周恩來、葉劍英致電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建議鄂豫皖紅軍的一部分不參加新四軍整編，仍在鄂豫皖邊力求發展，以擴大和發展中原的游擊戰爭。同月十四日和二十二日，長江局兩次作出決議，決定把留在河南確山縣竹溝鎮的新四軍四支隊第八團隊由長江局參謀處直接指揮，歸周恩來、葉劍英領導，留原地發展，以“保護后方根據地，保證進行黨和群眾工作，以及訓練干部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正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張國燾，以參加祭黃帝陵為名，私自離開延安，經西安前往武漢。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等，要他們尋找張國燾，促其覺悟，回黨工作。周恩來立刻派人到漢口車站守候。十一日，張國燾乘車到達漢口。周恩來和長江局其他領導人對他反復進行了批評和規勸，張國燾毫無悔改之意。為了做到仁至義盡，十七日，周恩來等正式向張國燾提出三點辦法：一、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最希望的）；二、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時期；三、自動聲明脫離黨，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在武漢時期長江局的工作中，周恩來也有失誤。這一點，他自己多次說過。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言時說：“那個時候在武漢，我們自己也有錯誤。就是說，當時在武漢做領導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內，著重在相信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打勝仗，而輕視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戰爭上強調運動戰，輕視游擊戰。”為什么他會有這些失誤？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確實面對著一個異常復雜的局勢：隨著日本軍隊的大舉侵入，中華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必須實行全民族的抗戰。民族矛盾高于階級矛盾。武漢失陷前，國民黨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國共關系還比較好，這同武漢失守后有很大不同。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時在某些問題上需要作出一些讓步，有些事情也需要得到國民黨的同意或承認。可是，針對國民黨存在的兩重性，怎樣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正確地處理聯合和斗爭的關系？怎樣在維護合作中又不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怎樣恰如其分地處理好這一切？這確實是很不容易的，對當時的周恩來說來，也是一件還缺少足夠經驗的事情。

王明從莫斯科回來，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宣傳：“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

八月二十九日，周恩來同王明、博古等離開武漢回延安，準備參加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

為了開好這次全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先舉行十多天會議。這時，任弼時已受中共中央委派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向國際和各國共產黨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在政治局會議的第一天傳達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同他談話時所說的：“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九月二十九日，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各方面負責干部五十五人。這是六大以來人數到得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

王稼祥在會上再一次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周恩來在三十日下午，以中共中央代表團的名義作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他詳細敘述了六屆五中全會以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發展的歷史過程，接著又剖析抗戰中國民黨政策的矛盾性：第一，聯蘇實現了，但是還存在反共的思想，所以在各方面或明或暗地反對蘇聯影響的擴大；第二、聯共政策實行了，可是同時又在國民黨區域內發展限制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第三，要群眾，因為抗戰需要群眾，軍隊補充需要群眾，糧食的供給需要群眾，同時又統制民眾運動。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原則應該包括：堅持抗戰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戰；堅持黨的政治上的獨立性，信仰共產主義；實現三民主義，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來實現三民主義；認定國民黨為主要合作對象，不是削弱國民黨，而是推動國民黨進步；堅持民眾的動員；堅持國內民主；堅持國際和平陣線；堅持反對漢奸、托派；發展我們的力量，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等。這次中央全會的時間很長，開了一個多月，共有四十多人發言。毛澤東在十一月五日、六日作了題為《戰爭和戰略問題》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的結論。六日，全會通過《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會議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以劉少奇為書記，南方局以周恩來為書記、董必武為副書記。（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南方局管轄華南、西南各省，委員有周恩來、博古、凱豐、張文彬、徐特立、吳玉章、葉劍英、廖承志、吳克堅、鄧穎超、劉曉、高文華、董必武，以周恩來為書記。十三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南方局批準以周、博、凱、吳（克堅）、葉、董六人為常委，江西、上海工作歸南方局管。）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仍以項英為書記。

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闡明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初步統一全黨的認識，增強團結，推動各項工作迅速地向前發展。

周恩來沒有參加完這次會議。他在會議第二天發言以后就離開延安，在十月一日回到武漢。四日，周恩來會見蔣介石，轉交毛澤東給蔣介石的信件，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戰和統一戰線的主張。十月七日至九日，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目前抗戰形勢》的長篇文章。文章一開始就指出：中國抗戰，經過十五個月的英勇奮斗，完全證實了一個真理，即是：只有堅持長期抗戰，才能爭取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他寫道：“中國抗戰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戰的方針是確定的。日本強盜既不可能一下子把我們趕到中國的‘堪察加’，迫上昆侖山，我們也不能很快的轉弱為強，反守為攻，將日本強盜趕出中國。因此，中國戰爭的形勢，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須經過持久戰的三個階段，才能爭取最后勝利。”他從抗戰形勢發展的全局來觀察武漢戰役所占的地位，指出：“保衛武漢的戰斗，從整個抗戰的形勢看來，它只是第一階段能否即過渡到第二階段的關鍵，而決不是能否繼續長期抗戰的關鍵。”十月十九日，文協、政治部三廳和魯迅紀念委員會三個單位聯合發起，舉行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會。周恩來不僅為《新華日報》的紀念專刊題了詞，還同博古、鄧穎超出席紀念會，在會上發表講演。他熱烈地贊頌魯迅從不動搖和妥協的戰斗精神，用來激勵大家。他說：“到今天，抗戰已經一年有余，更走到一個艱苦困難的階段，紀念魯迅先生，更應該學習這種倔強奮斗至死不屈的魯迅，不退讓，不妥協，困難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難，堅持抗戰，特別要緊的是要有最后勝利的信心，偉大前途的認識，為達此目的而努力。”這時，武漢已準備放棄，各機關、工廠陸續內遷，周恩來一直堅持到最后。臨撤前，他鎮靜地對中共湖北省委的今后工作做了細致的安排。他指示當時留在武漢的省委成員錢瑛、王翰將省委機關先向宜昌、沙市方向轉移，以后根據游擊戰爭的發展情況再考慮進入敵后。還說：省委今后主要抓游擊戰爭的工作，陶鑄隨省委機關轉移。待應城陷落后就去領導那里的游擊戰爭。這個安排，對以后新四軍第五師在鄂中平原和江漢湖區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十四日晚上，局勢已經十分緊迫了。周恩來來到漢口《新華日報》社，為《新華日報》漢口版口授最后一篇社論。社論鄭重宣布：我們只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一定要回來的，武漢終究要回到中國人民手中。這篇社論排出來后，周恩來又親自看了一遍。二十五日凌晨一時，當報紙正在開印時，接到電話說：日軍已經迫近市郊。周恩來命令報社其他人員撤退，由留下的工人將最后一天報紙堅持印出了一部分，張貼散發。就在這一天，漢口陷落了。

周恩來在武漢工作了十個月。怎樣看待他和長江局的這一段工作呢？這時，正處在全國抗戰開始不久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從過去長期被封鎖和隔絕的狹小范圍里走出來，踏上領導全國人民抗日這個更加廣闊的舞臺。盡管在這個時期中，長江局的工作多少受到過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受到一些損失，但它在這個關鍵時刻對南中國各省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對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領導人民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對團結各階層人士和國民黨愛國將領，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時期下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許多都是在武漢開端的。它的歷史功績，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