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的女兒 ！
    1
    這個有四百萬城市居民的大城市，有十來所高等學院，沒有一條“大學街”。南岸卻因為山頂上有一所中學，有條中學街。可能若干年前，這個貧民區有了第一所中學，是件頭等大事。
    但這一帶的中學，與大學無緣，每屆高中畢業生，考上大學的幸運兒掐著手指可算。有的中學連續十年交白卷，明白此地學生不堪造就，就取消了高中。但在這一帶的小販、江面的水手、造船廠的工人中，很容易把校友召集起來。
    中學街離我家不遠。石階較寬不太陡。街兩旁依坡全是低矮簡陋的木板房子，街面房子的人家大多做點小本生意，賣油鹽醬醋，或是針線鞋帶扣子。石階頂頭有個小人書攤，兼賣糖果花生米。下雨的時候，老太太將書攤移回房里，在門檻內放幾張小木凳。
    經常整條街無法通行，石階上、屋檐下、房門、窗口擠滿人。
    “你龜兒子尖嘴滑舌，夜壺提到老子頭上來，耍假秤！也不去打聽打聽，老子是可以洗刷的么？你貓抓糍粑，脫得了爪爪嘍？”
    “啰唆啥子，把他洗白。”
    “我日你先人，你裝哪門子神。”
    “我日你萬人，祖宗八輩。”
    旁邊的人添油加炭，唯恐打不起來，“好說個卵，錘子！”
    重慶人肝火旺，說話快猛，像放鞭炮，聲音高，隔好幾條巷子也能聽見。重慶人動怒不是虛張聲勢，不到動刀子不罷休。南岸貧民比城中心居民更耿直，腸子不會彎彎繞。彼此投緣時，給對方做孫子做牛馬都行。城中心人會看風向，瞄出勢頭，不吃眼前虧，背后整人卻會整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從小看這種街頭武打，等到讀武俠小說看功夫電影時，一眼就明白其中的英雄好漢，不過是打扮得精致一點的街痞子，說話還沒街頭對罵精彩。
    該到動手的時候了，人群自動往后靠了些。地方上的歪人，今天惹到冤家對手了。
    “還不拉架，見紅嘍！”沒人理睬這喊聲。
    “戶籍來了！”這有用，街上的男人沖進場子中心拉架。這些人平常最看不起戶籍，一有爭斗還得互相扭到派出所講理。人到底還是敬服權力。
    雜貨鋪上端的一間房子最大，可容下一百來人，是茶館，以前晚上講評書，講三國水滸楊家將，滿堂聽眾如癡如醉。在我未出生前就被改作大鍋飯街道食堂，我四五歲時被改成向陽院，畢恭畢敬效忠毛主席，跳忠字舞。后來成為造反派司令部和批判“牛鬼蛇神反革命”的會場，被打倒的人戴了尖尖帽游街從這兒出發。我那時還不讓進這門，只是踮著腳尖站在外面石階上，著急地等著里面變出新花樣。后來有好幾年掛了“學習班”的牌，“學習”的人一茬茬換，個個精神委頓，臉上身上長起了霉點，氣味難聞。到70年代末，最后一批人才不見了，每天晚上放上一個光刺刺的黑白電視機，擠滿大人小孩，鬧鬧嚷嚷，前面坐凳子，后面站凳子。
    我不能去看，我得復習功課，準備考大學。
    2
    背著書包，我揀陰涼處走。到放學后，太陽仍未減弱逼人的猛勁。夾竹桃粉白嫩紅的花，沿著斜坡一路盛開，蓋滿濕漉漉青苔的石墻，將枝桿高高托起。我從兩塊黑板報的空隙中穿進樹叢。濃蔭里的濕土有一股甜熟的霉味，太陽再猛，我還是情愿在樹蔭外走，我在心里對自己下命令：回家，不去，今天不去，這次不去。下次去不去再說，至少我可以不去一次。
    但經過學校辦公樓時，我的腳仍然向石階上邁。拐上樓梯，來到熟悉的門前。
    “進來！”還是那兩個字，他永遠知道是我敲門。
    已經進門，我心里便沒了路上亂糟糟的想法。在歷史老師辦公桌對面一張舊藤椅上，我坐了下來。
    辦公室原是一間大教室，隔成幾個小間。書柜上堆了些紅色喜報紙、幾把折柄禿毛的排筆什么的。一個教師一張辦公桌，除了一把露出竹筋的藤椅，還有幾個沒靠背的方凳。沒有窗簾，朝南的窗大敞，陽光曝亮。他桌邊的玻璃窗涂著綠漆，瀝瀝掛掛很不均勻，但遮住了強光，遠處籃球場上的喧叫變得模糊了。
    這城市四周綠蔭密掩的山里，有不少達官貴人的英式法式別墅，原先住的是蔣介石的近臣、美國顧問，現在住的是共產黨的高級干部。我從來沒去過那些地區，心里沒有這個對比，這是一個不屬于我的城市。
    這幢兩層中學辦公樓，斜頂方框窗，確實稱得上是我十八歲前走進過的一幢上好的房子。雖然人走在樓梯上，樓板就吱吱嘎嘎哼唱。門和窗扉舊得釘了幾層硬紙板，只需稍用勁踢，便轟然散架，近幾年已被踢破過多次。
    頭一次到這樓里時，我告訴歷史老師，覺得這里好熟，包括那綠漆的窗子，硬紙板的門，厚實的磚墻，要不是前生，就是在夢里來過。其實我在夢里還見過他這樣一個人，或許就是跟蹤的男人，使我夢境不安。我還未來得及說，他就好奇地瞅了我兩眼，不為人覺察地微笑了一下。從那以后，他就不再用老師的口吻跟我說話。
    他頭發總剪得很短，叫人不明白他頭發是多是少，是軟是硬，看起來顯得耳朵大了些。一件淺藍有著暗紋的襯衫，是棉布的，不像其他教師穿的確良襯衫，整齊時髦。但是，與別的辦公桌相比，他的那張桌子，一點粉筆灰漬也沒有，很干凈。他不抽煙，卻一個勁地喝茶，不斷地從地板上提起塑料殼的熱水瓶，朝杯里倒開水。他的眉毛粗黑，鼻子長得與其他器官不合群，沉重得很。
    仔細想想，他沒什么特殊的地方。他講課也是平平淡淡的，不是那種教師，能把歷史講成娓娓動聽的故事，他不過是一名很普通的中學教師。
    但是在這個世界上你會遇上一個人，你無法用一種具體的語言去描述，不用語言，只用感覺，就在漆黑中撞進了通向這個人的窄道。一旦進了這窄道，不管情愿不情愿，一種力量狠狠地吸著你走，跌跌撞撞，既害怕又興奮。
    我快滿十八歲的那一年，忽然落到這種心境中：感覺嘩嘩地往外溢，苦于無法找到恰當的語言對自己說個清楚。我只知道第一個感覺是恨他不注意我，很恨。我只是班上許多小不丁兒女學生中的一個，或許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個。于是，我有意在課堂上看小說，而且有意讓他看見。
    他用老師對付學生的老辦法——讓我站起來回答問題。他故意提了一個我肯定知道的常識問題。但我站在那里，一聲不吭。
    歷史老師走到我跟前，我直視他的眼神，使他很吃驚，這才看出這個女生的反應異樣。他一時愣住了，忘了在課堂上，必須迅速處置一切挑戰紀律的學生。這時教室里有點亂了，調皮的學生開始搗出怪聲。
    “坐下，”他輕輕說，“課后到我辦公室來。”
    我坐下了，興奮得心直跳。我達到了他把我挑出來的目的。從那以后，我因“違反課堂紀律”多次走進他的辦公室。
    3
    我快到十八歲時，臉一如以往的蒼白，瘦削，嘴唇無血色。衣服的布料洗得發白，總梳著兩條有些枯黃的細辮子。毛澤東已經去世了四年，人們的穿著正在迅速變化，肥大無形的青藍二色正在減少，角角落落之處又冒出30年代的夜總會歌曲。在過于嚴肅的四十年革命之后，這個城市在小心翼翼品嘗舊日的風韻，膽子較大的婦女，又開始穿顯出腰肢胸部的旗袍。老是在上坡下坎，這城市女人的腿特別修長而結實，身段苗條，走平路也格外婀娜多姿。
    舊時代特有的氣息甚至漫入南岸破爛的街巷。看多了，我對自己的模樣、穿著就越發不知所措，就像趕脫一班輪船，被棄留在冷落的碼頭：一件青棉布裙，長過膝蓋，一件白短袖襯衫，都是姐姐們穿剩下的，套在身上又大又松，使我個子看起來更小。乳白色塑料涼鞋，比我的腳大半寸，赤腳穿著，走起路來踢踢踏踏。
    我就這么副樣兒，走近歷史老師的辦公桌。辦公室已經沒有人，下課后男女老師都趕回家去了，就我倆面對面坐。他端詳著我，突然冒出話來，聲調很親切，“我想你誤會了，你以為我看不起貧民家庭出身的學生。”
    我心里一動，明白他是對的，至少對了一大半。就是為了這個，我在學校里覺得很別扭，幾乎從來沒有快樂的時刻。
    “其實我也算窮人家出身，”他自嘲地一笑，不像上課時那么臉無表情，“現在更算窮人家，真正的無產階級。”
    他說他父親算“歷史反革命”，因此從小就絕了讀大學的希望。他和弟弟長很大了，還幫父親做爆玉米花活計，或給人擔煤灰，走家挨戶，南岸哪條小巷他都熟。“那陣，你才這么一丁點大，在地板上爬，拖著鼻涕。”他不屑地笑笑。
    “噢，你嫌我太小。”我站起來，怪不高興地說。
    “我比你大差不多二十。”他說。
    這話是什么意思？我在想，他為什么說年齡？他的意思是我們不相配。
    這么說，他已經想到我們配不配。男女相配！我的臉一下子紅了，眼睛也不敢往他看，心跳得更厲害，好像在偷一種不該偷的東西，突然我淚水流了出來。
    “嗨，嗨，”他說，“你哭什么？”
    “你欺侮人。”我賭氣地說。
    “欺侮人？”他慢慢地重復我的話。然后站了起來，從褲袋里掏出手帕，到我身邊，遞過來。
    我沒有接。淚水流進鼻子，馬上要流出來，很難受。但我就是不接，我想看他怎么辦。我感到他的身體在靠近，仍未抬起頭。
    我就是不肯接眼前的手帕。我被自己的大膽妄為嚇得喘不過氣，再過一秒，我想，再過一秒鐘，他的身體就會碰上我了。心一緊，我幾乎要暈倒。
    他碰到我了，他的手緊緊按住我的腦袋，像對付一只小狗，手帕使勁地擦我的眼睛和臉，強捏我的鼻子。我不由自主地擤出了鼻涕，在他的手帕里。
    我跳開了，離桌子一尺站著。這個壞蛋，把我當作小娃兒？
    他滿意地看了看手帕，放進褲袋，走回桌子那邊坐下來，看著我又羞又惱，嘴上浮出了微笑。他理由十足地值得笑：他勝利地證明了我們的年齡差，而且，勝利地拒絕了與我的接近。我們又成了老師和學生，我氣得一臉緋紅。
    他平靜地說，你在準備高考，雖然還有時間，但要背要記的內容很多。他裝樣地翻翻桌上的紙片，好像那些是我的功課。他又說我成績并不是最優等，得好好努力才行。他重復地說他們那一代，出身不好，完全沒資格，從來就沒有上大學的奢望，他讓我珍惜考大學這個機會。
    他的話是真誠的，如此說也沒惡意，他明白我最弱的就是死記功夫。我們互相看著。我喜歡看著他，我覺得他也喜歡看著我。沒一會兒，我心情就好多了。
    4
    差不多每次我們都一起出辦公大樓，在操場上高高興興地道了再見。我想，第二天我又會見到他，至少在課堂上。
    學校圍墻一段站立一段坍塌，可有可無。間隔著小塊菜田，操場外，每條小道都彎曲綿長。附近藥廠煙囪在隆隆吼著，排出的污水順著田坎淌。陰沉的云包住太陽，天氣更加悶熱，只能等雨來降低氣溫。
    閣樓漏雨，能接水的桶盆都擱在床上地板上，人縮在不漏的地方。
    我端著接滿雨水的盆子，小心地下樓，準備倒在下雨的天井里。
    這個早已不該住人家的院子，木板漏縫，墻灰剝落，屋梁傾斜，鑲在壁龕里的灶神爺石像，被煙火熏得面目全非，用力擦抹才會現出眉開眼笑的臉。
    天井四周墻根和石角長年長著青苔，春夏綠得發黑，秋天由青泛黃，帶點碧藍，干燥的地方毛茸茸一片，潮濕的地方滑溜溜一順。二娃一家五口住著碎磚搭就的兩個小房間，在天井對面。二娃的媽，一個瘦精精的女人，拈起掃帚，掃門前的那一塊地。每次清掃，每次放開喉嚨罵，什么人都罵。不知為點什么小事，多少年前，我母親得罪過她。她不想忘記這件事，反正欺侮我家，算政治表現積極。七上八落的語言，好像影射性病，無頭無緒，我一點聽不明白。她丈夫從船上回家，發現她與同院的男人瘋瘋鬧鬧打情罵俏，就把她往死里打，用大鐵剪剪衣服，用錘子在她身上砸碗，嚇得她一個月不說話，也顧不上罵我家。
    但不久滿院又響起她特殊的聲調，像有癮似的。父母沉默地聽著潑婦亂罵，不僅一聲不吭，臉上連表情也沒有。
    在學校，最呆最沒勁的男同學對我也沒興趣，覺得招惹我不值得。有的女同學會突然拿我撒氣。有一次我蹲在廁所里，被人猛地撞了一下，差點一條腿掉進茅坑洞里。我沒來得及穩住身子，一個大個子的女同學已經走了出去。站在門口，她回過頭來，挑釁地說：“你吼呀，你啷個連吼都不會？”我沒有吼，拉上褲子，從她身旁擠出門，匆匆地跑了。我甚至沒感到屈辱。
    表露情感，對我來說是難事，也沒有什么人在乎我的情緒反應。我的家人，會覺得我想說的一切純屬無聊。至今唯一耐心聽我說的人，是歷史老師，他立即獲得了我的信賴。終于我遇見了一個能理解我的人，他能站在比我周圍人高的角度看這世上的一切。他那看著我說話的眼神，就足以讓我傾倒出從小關閉在心中的大大小小的問題。
    我喜歡他聽我說，我需要他聽我說。他一定明白，這些聽來枯燥無聊的瑣事，對我究竟意味著什么。只有在他面前，我才毫不拘束，有時很想把橫在我與他之間的辦公桌推到一邊去，我想離他近一點。
    有一天，他一邊聽我說，一邊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畫板，釘上紙，“你坐好，我給你畫一幅像。”我坐正了，但繼續往下說。
    他不斷地從畫板上抬起頭來端詳我，每次都很短暫。最后，他停下筆來，看著我鄭重地說：“你最好忘了這些事。為什么到集中精力復習高考的時候，你偏偏想這些事？”
    我說我也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說過這些事。
    接過他遞過來的紙，是一幅素描，紙上的頭像分明是我。幾條線就勾勒出我的臉，只是眼睛太亮，充滿激情的樣子。脖子、肩，沒有衣領，他一定是嫌我的衣服難看。紙空了很多，畫太頂著上端。
    “像嗎？”他問。
    “像只小貓，”我說，“這眼睛不是我。”
    他起身，伸過手把畫搶過去，“你哪懂，你還是太小。”他有點夸張地嘆了一口氣，把畫往抽屜里一塞，無論我怎么找他要，他都不肯給我，說以后畫完再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