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這是一本有趣的書。鄭重點說，是本睿智的書，因為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對人性的洞察與調侃。人這種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人生處境實質上的尷尬與窘迫，人對此的渾然不知、洋洋自得，或者雖有所知卻也無奈，偶爾也被它深深刺痛，作家于此有深刻的洞察，調侃既觸到痛處又有某種寬容理解，如果讀進去的話——這太容易了，在哈哈大笑或含笑、哂笑之時，你會嘆為觀止，會驚異于作家何以竟能做到這一步。
小說中三閭大學的學生不好對付，方鴻漸省悟天下古往今來的這個瞧不起那個，“全沒有學生要瞧不起先生時那樣利害”，“眼光準確得可怕”，贊美未必盡然，但毀罵“簡直至公至確，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審判’，毫無上訴重審的余地”，而作家就正是我們人類，尤其是所謂“智識階層”的這樣一個觀察日久、有會于心、于笑談之中入骨三分的“學生”。不過，這并不是小說的全部。我們還能深深感受到的，更有錢先生的親切入世，正像他在《談藝錄》和《管錐編》中每每扎實不客氣地揭出中外學者名家的可笑與淺陋，但又往往真心地加上一句“此亦人之常情”，“不必責也”，“無足怪也”一樣。
被譽為“文化昆侖”的學者錢鍾書，其學術水準與文化價值，有他的著作在，有學界的研究在；一個生活中的錢鍾書，其人格品性，有其詩文通信中的流露，有那么多人在他生前身后寫的記述文字；作為一個文學家，尤其是小說家的錢鍾書，意義與啟示又是什么？我們讀過不少小說，凡是好小說都會給我們種種不同的感動，但許多小說的作家都藏在他作品的深處，我們不易看到他的風采；一些挺身而出者，有時我們會覺得道學或矯情，有點受不了，而《圍城》則顯示給我們一個真正的聰明人是怎樣看人生，又怎樣用所有作家都必得使用的文字來表述自己的“觀”和“感”的。小說原來也是可以這樣寫的，小說家的高境界中原也有這樣一種。可以說，《圍城》的魅力是雙重的：一是生活本身被作家展現出來的，一是作家展現出自身的。
《圍城》的大框架，平心而論，并不顯得格外精心結撰，不能持那種以情節發展來抓人的期待；所謂歷史容量、時代風云，在小說中也只是點到為止，但是，一個個結實飽滿，因作家自身內涵而生發開來的場景、細節，卻構成了最精彩、最吸引人之處，也是這部小說的真正價值之所在。看完之后，你可能會有一種感覺：如果沒寫這部小說的話，錢先生的這種智慧才情我們上哪兒去領略呀！小說的魅力就在于這種既睿智超拔又親切入世的人性洞察，在于對此富有個性的智慧傳達。小說中的嘲弄與幽默，寫人的心態與外貌，語言簡潔明快，絕不濫情，但在調侃的自然延伸上，那種智慧與學識卻一任展開，要說過癮為止。書讀完后，你會留下一個印象，作家的許多見解，亦諧亦莊，或側或正或反，嬉笑調弄，有不少是借人物之口、之感、之思出之的。與鮑小姐談醫生，與唐小姐談政治，小說中方鴻漸的口才你不能不服，而你會不由自主地想到作家本人——有那么多的人都談到聽錢先生聊天時的莫大樂趣！一方面是作家化入到了他筆下的一些人物之中，但另一方面，這位寫《圍城》的錢鍾書，其本人又是居高臨下，遠遠高于所有這些人物的。
圍在城中的人想突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大抵如此。借褚慎明和蘇小姐在飯桌上的小小炫耀，楊絳先生為電視劇《圍城》闡釋的這個主旨，已經成為每個稍有點人生酸甜苦辣體驗者的“深獲我心”。不過，小說的魅力倒并不僅僅在于揭示了某種哲理，更在于對它的具體展現。回國船上，湘西道上，三閭大學，入而出、出而入的兩番上海，名義岳家，父母家，自己小家……種種“是非窩”，“圍城”中人在各種背景、糾葛、情勢之下的可憐、痛苦、感傷、窘迫、可笑、自私、怯懦、卑劣、狂妄、尷尬，當然也還有快樂——尷尬余縫中的快樂，快樂時的尷尬，都成為作家觀賞、諷刺、調侃的對象。還有小說中的作詩論學、政治外交、教育治校等等，錢先生本人的學問不必說了，所以，一切皮毛學問，偽裝、淺薄、賣弄之學問，也都成為洞見人心的幽默對象。
說到幽默，自然是這部小說的顯著特色和最迷人之處。它來自洞見、智慧、學識、才華，以及一種觀賞的情趣，處處禁不住拿自己洞若觀火的人性中的確存在的可笑之處開開玩笑：
趙辛楣說一些辦報與教育的大帽子話，真誠地認為是發自內心；方翁記日記寫自傳，煞費苦心、煞有介事，自己做得津津有味；高松年隨口胡扯大學沒有名教授的好處，朋友一夸，他也就對自己傾倒不已，“說大話哄人慣了，連自己也哄相信——這是極普通的心理現象”；
只有作舊詩的敢說從不看新詩，新詩人從不敢說不看舊詩；董斜川寫完詩后，大家討來看，他知道會恭維，但覺得這些人都不懂詩，就是贊美也不會親切中肯，于是，傲然而又漠然地等待著大家的稱贊；
方與孫結婚后在香港遇見了蘇文紈，蘇用來遮陽的是一頂闊邊大草帽，“襯得柔嘉手里的小陽傘落伍了一個時代”。臨走時，蘇小姐站起來，“提了大草帽的纓，仿佛希臘的打獵女神提了盾牌”；
……
大學者的小說讀起來除了那種意料中的智慧外，同樣也有著一切好小說所具有的傳神生動、活靈活現。方鴻漸到張買辦家吃飯，意外地贏了想贏的錢，而那位張小姐，“咱們沒有‘舉碗齊眉’的緣分，希望另有好運氣的人來愛上您。想到這里，鴻漸頓足大笑，把天空月亮當作張小姐，向她揮手作別。洋車夫疑心他醉了，回頭叫他別動，車不好拉”。這是不是如在目前？
在船上，蘇小姐一定要讓方鴻漸用自己的手帕，“方鴻漸漲紅臉，接蘇小姐的手帕，在嘴上浮著抹了抹”，一個“浮”字，何等講究；“趙辛楣看蘇小姐留住方鴻漸，奮然而出”，這個“奮然”（孫小姐被學生作弄，“全班笑得前仰后合，孫小姐奮然出課堂”），傳不傳神？
小說的結尾，祖傳的老鐘從容自在地打起五個鐘頭之前的六點鐘，然而對于我們的主人公方鴻漸來說，已經過去的一切都無法挽回了（但同時也是新的開始？而新的開始又會不可避免地重歸老套？），“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這可能導出一個問題：整部小說，除了嘲諷調侃的基調外，我們的作家是不是也有著某種感傷？
小說前半部分的那些吃飯斗嘴、爭風吃醋，調侃意味是最濃了；而當我們看到三閭大學，辛辣的諷刺味則突出些；小說后半，方鴻漸回到上海，往日的朋友或冤家都已星散，他的才氣也就減了，更多的是謀生艱難。小說是否可以看成這么三段？基調不變的前提下側重略有不同？許多讀者注意到，唐小姐是小說中唯一未染上被嘲諷調侃意味的人物，但如果因此導出作家的“夢中情人”之說，那無疑是把作家看得庸常淺薄了，生活中總得有新鮮一些、純真一些的東西。方、唐愛情從產生到因誤會而破裂的這部分內容，閃現著真摯，但這也沒有變成一種濫情，仍然保持著“人生邊上”般的超越、機智，以及調侃。
凡是真正出色的文學作品，都具有一種抗理論分析力，任何自認為深透、精彩的理論都會在它們面前顯得干癟而又捉襟見肘。文學說到底，不是讓人“知道”是什么，而是讓人“感覺”是什么，有時甚至這個“是”字都很難說。盡管《圍城》本身并不朦朧，但我們讀后的感覺仍是感覺大于思想，大于語言。
讀了錢著，包括那些學術著作，尤其是讀了這本《圍城》，你會覺得自己周圍的一切，包括自身，包括自己原來頗為熱衷的一些東西，都增加了不小的喜劇色彩。
需要補充一點，本書寫于上世紀四十年代，當時一些字詞用法與今天略有不同，比如“的”“地”的用法。為了保持版本的統一，我們沿用了作者寫時的用法，希望年輕的讀者注意，自己行文，一定要依照今天的要求。學習前人的文字，要注重精髓，具體運用時，要謹防生搬硬套。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