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青霉素固然是絕對的暴利商品，但如果技術泄密的話，哪怕只有一次，都會損失至少十億美元的可觀利潤，這超過了包括老蔣南京政府、所有軍閥、乃至各個蘇區政府在內的中國內地所有政府三年的財政總收入。為了預防這一不測，李衛華制定了極為苛刻的保密條例，一旦違犯，輕則受到監視、重則失去自由乃至槍斃，不管有意無意，即使是那些科學家也不例外。李衛華的這一極端做法雖然令很多專家暗中罵他“酷吏”，但對于中國人保密意識極差的嚴重痼疾，或許還非得這么做才行。后來中國一些更加重大的科研項目保密工作一直做得極好，歷史上景泰藍工藝外泄之類的遺憾也得以避免，不能不說是李衛華這番“辣手”的功勞
    發現保密條例收效良好后，李衛華就決定不為青霉素生產工藝與菌株選育方法等等申請專利了，而像傳說中的可口可樂配方一樣予以嚴格保密，要知道即使在號稱最重視知識產權的美國，專利法也一樣是可以鉆空子的，特別是專利持有者是公司、外國人，而盜用者是美國大財團的情況下。而青霉素的利潤實在太大，李衛華自然不敢冒哪怕一點可以不冒的風險，但堿性電池、圓珠筆之類容易仿制的商品，李衛華還是要申請專利的，既然保密也沒用，李衛華就只能寄希望于西方國家真的尊重知識產權了，再不濟多少總能討回一點錢吧？總比白白被人山寨，一點好處都沒撈回來的好1八00100
    除了歷史上二戰后期的第一暴利商品青霉素（軍火總利潤肯定更大，但種類也多，單獨一個品種拿出來應該沒哪一樣能與青霉素相比。），李衛華選擇的其他商品潛在利潤也都大得嚇人，即使是圓珠筆這種玩意，想想后世那恐怖的用量，積少成多之下也很可觀，再加上紅八軍團時不時會出去弄點外塊，李衛華現在完全可以自信地說一句“咱們不差錢”
    李衛華現在有強大的軍隊、也有充足的財力，想將豫西這塊不算很大的地盤治理好，只需要再滿足一個條件，那就是足夠數量的合格地方干部。如果是一般的根據地，基本只有農業經濟，那么情況還好，即使能力平平，只要聽話肯干、清廉公正，當個鄉村一級、乃至縣級領導都是沒問題的，但李衛華打算將豫西蘇區建設成一個新興的工業區，這對干部的要求可就高多了，甚至那些在城市搞工人運動出身的干部也未必能夠勝任。管理城市本身就要比農村復雜得多，何況在李衛華的規劃中，未來五年里豫西蘇區將有上百萬的農民轉為產業工人，同時有選擇地吸納外來移民，這種人口比例的劇烈變化就進一步增大了管理的難度。
    好在隨著毛主席在黨中央的權威日益增大，中央對李衛華的支持也在不斷增加，早在豫西蘇區剛剛建立、范圍才不過三個縣的時候，中央就授權李衛華可以任意從河南的地方黨組織中調人。這可幫了李衛華的大忙，但在河南省委遞交的干部名單中，他卻看到了一個令他瞳孔猛然收縮的名字――吳芝圃
    此人現在不過是中共河南考城縣委書記，但解放后卻堪稱是一代風云人物，尤其是其在擔任河南省長和省委第一書記（這個位子是他將深受百姓好評的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趕下臺后搶到手的）期間，帶頭搞“浮夸風”、“放衛星”，更在省內殘酷迫害說真話的同志，并嚴禁農民離鄉逃荒，以極力隱瞞真相，即使在黨中央毛主席察覺后他仍然百般狡辯，最終導致河南至少00萬百姓死于饑荒
    雖然犯下了這么大的錯誤，但吳芝圃卻由于朝中有人，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懲處，直到文革開始后才被打倒。但令人驚異的是，文革結束后“平同志”竟然親自為吳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更離奇的是，三年困難時期罪責最大的另外4個省級干部（注1）的遭遇與吳芝圃幾乎如出一轍，同樣是直到文革時期才遭到清算，同樣是鄧上臺后立即平反，對此有人說這是因為鄧上臺后堅持“凡是毛贊成的，我都要反對。”原則，也有人說其實鄧就是吳芝圃的那個后臺，而毛身為黨和國家的領袖、卻連犯下重罪的省級干部都免不掉，也難怪他會認為江山變色，而要發動文革了Ｍ.ＸζéwéＮ.℃ōΜ
    到底“平同志”當時是怎么想的，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李衛華至少明確一點，就是這吳芝圃絕對是罪該萬死，不過他現在還沒有犯下那般罪孽，李衛華于情于理都無法對其下手，但根據歷史上吳芝圃其人的性格缺點，設套讓他來鉆，卻并不是一件難事
    注1：即四川、安徽、甘肅、山東，加上吳芝圃主政的河南，一共是5個省，而那三年里餓死的人數有八成以上出自這五個省（貴州也不少，但集中于遵義等幾個縣，責任主要在地縣級干部身上。），這也導致后來三年困難時期的親歷者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派，一派認為當時其實沒死多少人，而指責后來的中央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數字；另一派則認為中央統計的數字偏低，應該有000萬、甚至是5000萬人餓死。其實雙方都沒錯，那五個省（尤其是四川、河南與安徽。）人的將本省的死亡率換算到全國，餓死的人數自然暴增，而別的省基本沒幾個人餓死，同樣拿本省的情況換算到全國范圍后，就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果
    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出，三年困難時期中央的錯誤決策固然責任重大，但如果有好的地方官，災難是可以減輕甚至避免的